真让我姥姥咒准了，吃多了就要滑肠拉稀的。
狂热的大胡闹（我姥姥语）过后，就是被我们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饿。我姥姥说，说是自然灾害那是睁着狗眼说瞎话。那几年里是最风调雨顺的，庄稼收成贼好。
三矿终于下马了。它像一匹还未长成个的小马驹，却被压上了三匹马的驼量，它硬硬地被压垮了。下马后的三矿一片破败凄凉。矿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附近的农民抢了个精光，连一块小铁道的枕木都不剩。“共产主义住高楼”的标语被农民垒了猪圈，“15年赶上英国”的牌子被盖了茅房。高高的苏联式煤仓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梨行里。所有的梨树都被毁了。煤仓上的木窗都被农民起走了。甚至砖头也开始被拆掉。
有一点不让人理解的是，那位牛比书记却照样提到局里当了副书记。不过，矿工们的爱憎是分明的，他的家门口半夜里被人泼了大粪汤。
附近农村已经有大批的人被饿死。有的一家七口一个不剩。路边上、大树下常常有人立马饿死，只要一倒地准是很快断气。有的村已经饿得连埋人的人都走不动了。矿上的一些留守工人这下有事干了，被请求去埋死人，只要去埋的，一人发两个黑窝窝头。矿上的工人毕竟还好些，有皇粮吃。
我们家挨饿了吗？当然也挨了。但是，并不严重。呵呵，这又要归功于我姥姥了，是她老人家神机妙算，高瞻远瞩帮我们全家渡过了难关。我说的这个全家当然也包括我二姨家和我那可怜的小舅舅。
首先，我姥姥否定了我妈妈同意调回枣庄的意愿。因我爸爸的认死理。我们这个家实际已“家破人未亡”，为了照顾我们全家，局里想把我妈再调枣庄而且是直接去矿务局医院。这在其它人看来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三矿太偏僻，生活、娱乐等方面简直没法跟枣庄比，当时，三矿下马后改成了矿务局疗养院，很多人都不想在这儿干，都想门子托关系调回枣庄。
“三妮来，”没人的时候，我姥姥仍爱这么称呼我妈，“现今不同以往，这枣庄，还是不回的好，要回也要等这大饥荒过去……”姥姥说据她的经验，马上就要挨大饿，以往碰上大饥荒有吴四爷家赈粥，如今谁管这套。
“那俺娘你的意思是……”那些日子里，我妈妈突然老了许多。
“咱就呆在这三矿，这里和农村差不多，矿上下了马，到处是荒地，咱开荒种地渡难关！回枣庄就只有干啃那点供应粮。”那时，大人一月21斤，小孩14斤，根本不够吃的。
就这样，姥姥一个主意，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我可以自豪地说，三年大饥饿，我们全家没一个得水肿病的。我们的同学可羡慕死了。
因为挨饿的滋味太难受，所以当时的一些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姥姥让我给小舅写了一封信，让他“进城买酒糟时，来趟三矿，带些南瓜种，胡萝卜种和地瓜秧……”我还记得“萝”字被我写了“罗”字。
几天后小舅就来了，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种子。大发和国庆也来了。小舅又黑又瘦，头发很长了也没有理，也不太爱说话，因为他刚谈得对象又黄了。心情肯定不好。国庆哥就说，小舅很像鲁迅笔下的闰土，挺可怜。大发就说怪他自己，谁让他当俘虏的。我们就一起骂大发是“假洋鬼子”，小舅就拿眼剜大发：“万恶的美帝蒋匪……”
每当凌晨我和弟弟还在熟睡的时候，姥姥已经迈着那双大脚出发了。她扛着一把镢头，在很多荒地上种下了胡萝卜、土豆，豆角、扁豆、地瓜、丝瓜（种在屋前，夏天还可掩凉）。姥姥好在傍晚浇水，这个时候我也放学了，我就争着要和姥姥一块去浇水。那时我已经完全可以提得动一小桶水了。我去，我弟弟就要去。这样我们就会欢天喜地地去浇水锄地。
为了到更远的地方去种地，姥姥干脆学会了自行车。她都是称“洋车子”。那时家里有辆青岛产的大国防，那车子质量真是好，特经摔。凭着一双大脚，姥姥几天就学会了。姥姥骑车子去种地成了当地一景，很多附近农村的老太太都对此赞叹不已。
也许你会说，在这些农作物长出来以前，饥荒是如何渡过呀？告诉你，我姥姥同样有办法，她带着我弟兄俩去了大沙河，专挖河边上的茅草根，这种茅草根是甜的，平日里没事时，我们小朋友好挖来生吃。而现在，却成了抵御饥饿的宝贝。挖回来后洗净切碎拌在粮食里推成煎饼，味道甜丝丝的，口感特棒。
还有呢，我们还常常捕鱼捞虾改善生活哩，只是这鱼虾一股煤味，就连肉都有些发黑？为什么？因为它们是在煤水坑里大的。井下挖煤时，要不停地抽出地下水，这些地下水浑浑的，有很细的煤屑，实为黑水。抽上后聚在坑里经过一定的沉淀，倒也能长些水草和鱼虾，只是味道，哈哈，那个时候可顾不了这些了。
唯一的遗憾是当时的食用油也是定量供给的，大概是一人一两，所以做菜的时候总是舍不得多放。油少，鱼就腥，而且还有股煤味。但既是这样，也觉着这是世界最好吃的鱼。以至于害得我到现在最忌饭店的四川“水煮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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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还没到秋天，收获的日子就到了。没办法，人让饿坏了。我记得地瓜也就是比个蒜锤大一点时候，姥姥就让刨了吃，还有玉米，也就是刚长成个，手一掐颗粒还不出水，但是顾不上，填饱肚子要紧。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有个要饭的老太太来了我们家，可家里实在没什么给了，姥姥马上跑到最近的一块地里掰了10几个棒子给了那位老太太。感动得那位老太太给我姥姥下跪。多年后，那位老太太的儿子还到三矿上去找我们。说是要报答我姥姥当年的救命之感。可惜，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调回了枣庄。
这时，周围的农村饿死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像我们借读的浏洋村，已经有大批的人饿死。有的全家饿死，我们的同学有很多都饿死了。有的昨天还来上学，第二天人就不见了。100多户的浏洋村到了这样的程度，有37户绝户了。一半以上的人家都饿死了5人。没有死人的只有三户，大队支书记、大队长、大队保管。死了人还不让逃荒，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民兵在各大路口持枪站岗，见人就打死，打死活该。
矿上的工人要好些。因为他们有供应粮，但也是不够吃的。人们几乎个个都得了水肿病。我至今记得我妈妈那条虚肥的小腿，皮肤发亮，好像一戳就破，用手一按一个坑，好半天起不来。好在这会儿胡萝卜下来了，我姥姥给她熬了一大锅，让她连汤加萝卜全吃了，当天夜里人气色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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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舅经历的那件事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这天天蒙蒙亮，家里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俺娘俺娘，我快饿死了，我快饿死了……”
是我们小舅！我急忙打开了门，果然是我小舅，他已饿瘦得没了人样。脸面更加灰白，胡子拉碴，脖子很显长，因此显得脑袋特别大，我姥姥急忙递给了他一块昨晚吃剩的煮地瓜。小舅拿过来，一口咬去了一小半：
“娘，死人了……死人了……”
我姥姥一点也不惊诧：“到处都死人……”
“猪吃人了，猪吃人了，猪……”小舅前言不搭后语，显然他又受了刺激，“哼，老刘头本想吃猪的，可倒好，倒让猪吃了，猪吃人啦……”
我们似乎听出了个大概，但又有些不明就里。我姥姥就劝他：“慢慢吃，还有呢，别噎着，慢慢说……”
小舅在吞下了三块地瓜后，神情及情绪才有点稳定，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故事：
和他一块给队里喂猪的老刘头，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揣了一把刀进了猪圈，想杀一头猪吃。不料，他刚进猪圈就饿得一头栽到在了猪槽旁。这时，已经饿了好几天的猪一哄而上，对着他就是一阵乱啃乱嚼……
故事还没完，正好第二天公社马书记（就是当年搞大了吴四爷家丫环肚子的马书记），陪同县委的位副书记来吴村镇视察“跑步跨入共产主义的”工作，村里就杀猪招待他们。他们直夸很香很香，喂得不错。
过不了几天，猪全部饿死了。小舅“下岗”了，就连夜跑来找我们了。从此后，小舅再也不吃猪肉。
接下来小舅干脆就不走了，在这里同我们一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起来。村里还没忘了他是监督改造份子，就来了一封信，令其回去，说之所以写信没有派人来，是因民兵小分队的人都饿得走不动了。
我姥姥就以自己的名义，让小舅给队里写了封回信，说，俺很想让刘俘虏回去接受改造，可他也饿得走不动了，干脆让他在这儿改造吧，俺来监督……
以后小舅每每谈起这事，总是笑得呵呵的。那才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有了小舅，我们的南泥湾更加五谷茂盛，因为小舅侍弄起庄稼来，不次于我姥爷。这是我姥姥说的。再，小舅担负起一个任务，骑着车子隔三差五地跑枣庄，往二姨家运吃的。这辆大国防自行车在文革中又屡立“战功”，并一直用到1985年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