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义和拳的暴行很快被制止，并被弹压。这就要说到当时山东的主政官袁世凯了。
请允许我引用一点历史资料：
“（山）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前任（指前任巡抚毓贤）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洋人闹事，未免太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
稍为有点历史公正感的人都可看出，袁世凯在这一问题上是很有远见性的。说这位后来的北洋重臣或“洪宪皇帝”高瞻远瞩一点也不为过。故袁世凯一接手山东大权，便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镇压。当时，清政府称“义和拳”是“左道邪教”，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令袁世凯“见匪必杀，匪集之庄炮轰”，地方官吏“捕获匪民，不必开堂问案，就地处决。”
袁即对所有“遽启边衅者，一律弹压，以消弭祸端”。遂使这股祸水北移，经直隶而祸京城。直至招来八国联军入侵。腐败的清朝帝国战败，签下耻辱的辛丑条约，以赔偿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而告终。同时，比日本更坏的沙俄还趁机占领了东北。现有史料为证：
“拳匪起于山东，而祸大之发，仍在直隶……试拳匪妖述不验，斩之以循……缉办拳匪为务……匪于山东不能驻足，则尽遁而至直隶。”（紫萼著《梵天芦丛录》卷二《庚辛纪事》）。
邹容在其名著《革命军》中说得更直接：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那段时间里，短短的六年（1894—1899），山东居然换了四任“省委第一书记”：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政局之败乱，可窥一斑。
几乎与此同时，索郎瓦神甫的上级教会组织云济会（fraciscans，中心设在山东临清）也紧急照会清朝政府，强烈抗议义和拳暴民的残暴行为，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当时，遍布山东各地的教堂及教会组织，均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经费一般由罗马教会传教总部、巴黎国际儿童福利会，经香港天主教堂（即香港外方传教部），从香港中国银行汇款。
当时的峄县县令接旨“弹压”，不敢慢怠半步，立即组织兵勇前往吴村镇抓人。义和拳这帮乌合之众哪是兵勇的对手。第一个玩完的就是大师兄，他口念咒语“刀枪不入”冲在最前边，肚子让兵勇的毛琴枪打成了蜂窝，血淋淋的肠子拖了一地。其它人一看，纷纷下跪投降。
接着，“赐死令”从兖州府快马递到。所有参与辱杀两位洋人的人，一律处死。这样，前后共有12人掉了脑袋。
更可笑的是，那位老家为甘肃岷县的邱姓县令，刚刚处理完这事，便接到了巡抚袁世凯的处罚决定：“……处置不力，姑息纵容；故部职查办，流放云贵边地以求效力赎罪。”（见《峄县志·旧编》）。
……
……
很快，新上任的县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殓索郎瓦神父。当地官员原先的设想是，将他俩尸首运回国内安葬，一切费用由当地负责。不料，索郎瓦的家人却表示，愿尊重索郎瓦本人的遗愿，将其安葬在中国。因为老索曾多次表示，自己要活到80岁，死后就葬在吴村镇。地方政府只好照办（玛丽雅的尸首则运回了她的祖国比利时，因为她受到了魔鬼的性摧残，只有回到母亲身边灵魂才能安宁）。
索郎瓦的墓很简单。但墓碑却是上等的，是用抱犊崮的青钢石做的，上刻这样几行大字：
以主的名义，阿门，这里埋葬着来自法兰西共和国的神父冉·索郎瓦。一个已经溶入了当地，并为当地人谋福利的外国人。他不幸死于1899年的义和拳祸……
题字的人是吴村镇的富绅，落榜的秀才吴仁德（官称“吴四爷”，他的故事非常多，且是姥姥的救命恩人）。
这块青钢石碑历经春秋，饱受风雨，一直屹立法倒。
几乎一个甲子年后的1966年，红卫兵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兴起，从枣庄开来的红卫兵将其推倒砸碎（带领这支人马的就是我的大姨哥毛大发。时任红卫兵总司令。那时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名曰红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