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了王蒙整天玩电脑游戏的传闻，甚至说是王某已经闯过某种电脑游戏的百十道关卡了。其实至今我还没有玩过一次电脑游戏呢。既然用电脑写作已经如此的“好玩”了，我反而没有必要去专门玩什么电脑游戏。
出现王玩游戏的传闻，倒也有时间特色。一个有着这样传闻的王蒙，是不是比真实的王蒙更可爱一点点呢？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用电脑一写，会变得滔滔不绝、天花乱坠起来。我则不知道这究竟是历史与时代的特色，是个人风格使然，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电脑这厮造成的。
书写过往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昨天已经古老。这是一。我们的国人既保守又趋时，既好古又健忘，既驯顺又反叛，既马虎又急躁。这是二。人们的简明化习惯在面对昨天的时候更加凸出、急切和肆无忌惮。书写昨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或者是窦娥呼冤，或者是李奶奶痛说革命（或反革命）家史，或者是抖猛料揭秘闻，或者是《古拉格群岛》式的痛骂与煽情。人们要求极端，要求痛快淋漓，要求破口大骂，要求卷它个稀里哗啦或者讴颂它一个叩头出血。
这是三。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韩少功写的丙崽，只需要两句话：或者是爸爸爸，或者是×妈妈。
然而，如果没有我的书写，这里将留下空白。
64.咱有这样好的师长与朋友
一九九一年有一次我去看望初到中央乐团担任指挥的陈佐湟。此前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音乐博士学位，那时学音乐的人有博士学位的很少。我喜欢他的交响乐，更欣赏他的教养和风度。
在陈家，听说张抗抗住家在此小区。并听说她的爱人小吕风波中出了一点麻烦，身陷囹圄（后来没有事了）。我乃决意去做一回不速之客，看望一番。张抗抗未在家，我给她留了个条子。过去，张虽然常常在京，我们并无来往。此后，我们与抗抗的交往多了起来。
我与芳，有时候还有张抗抗搭伴多次去过宗璞那边。那时，冯友兰老先生还健在，九十高龄，忙于哲学史的写作。用刘心武的话：是真名士自风流。宗璞没有高级职称，没有一官半职，没有级别待遇，但是她受到同行与青年们的尊重。
《红楼梦》，李义山，这都是宗璞爱谈的话题。能够与宗璞谈诗论文，也是一种清雅的享受。虽然她或有时也抨击时弊，带棱带角，但是尖锐的话从她嘴里出来，似乎经过了类似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雅化、“礼化”处理，令人悟到世界上只能以礼文对待野蛮，以高雅对待粗鄙，以雍容对待急火攻心；这样，才有希望。否则只能是对立双方的趋同，是以暴易暴，以鄙代鄙。她说话慢条斯理，声调特别像我国早期有声电影的配音。
她在文学圈子里，颇受尊敬。我在北京文联时曾经随着林斤澜、刘心武等一起来找她。林、刘也各有各的个性，但是在尊敬宗璞上，大家意见一致。比较不喜欢宗璞的书斋风味的是林默涵，相信林老更较真的是工农兵，林老坚持只有与工农兵相结合，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才有革命的崭新的文学。
他老人家讨厌书卷气，文人学人的家学渊源。但是胡乔木欣赏宗璞，八十年代一次宗璞住院，胡老关心并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他看了宗璞写的《哭小弟》，给宗璞写了信慰问。哭的是宗璞的弟弟，英年早逝。
宗璞是一个大孝女，她始终耿耿于怀，一位学界大人物在国外说了冯老一些不是那么负责任，更是绝对不肯好汉做事好汉当地认下来的话。她一直憋着气，有话要说，却未必能够得到理解。
好在使宗璞不快的关于冯友兰的风言风语没有再发展下去，过去了。这也算“后文革”时期的一大进步。
有一次我与芳约宗璞与蔡先生一起游香山，时值春日，良辰美景，心情愉快，春游云云，也令人回忆起校园生活。走了山路之后，我们到颐和园东门旁的一个不太大的西餐馆吃午饭，说好的是我们做东，出门前我负责带了钞票。
朴朴素素，简简单单，吃完饭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钱了。我面红耳赤不要说，芳羞愧得掉了眼泪。宗璞一再安慰，说是坚决接受我们的“请客”，她先垫上，把发票给我们，等我们回家后给她如数把钱寄来。芳仍然难过万分，无法平息。
而在付款离去之后一秒钟，我找到了钱了。是在另一个褂子口袋里。
现在，蔡先生已经不幸病故。宗璞几近失明失聪。她仍然坚强地生活着写作着。二零零三年，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召开我的创作的国际研讨会，她的论文的题目是《耳读王蒙旧诗有感》，单这题目也令人感动。
除了宗璞，我们与李国文、谌容、张洁等也有许多交往。一九九一年春天一起去了一次大连开发区，感受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我还与林斤澜、童庆炳、韩静霆、何镇邦等文学人一起应一个公关协会的邀请去了一次牡丹江，我们在镜泊湖游泳，享受黑龙江的夏天。我也非常感谢那些对我表达了关心和友谊的温暖的艺术家，例如郑振瑶，例如李谷一，例如王景愚，例如一些音乐家和画家。一九九二年两会期间，魏明伦带着黄梅戏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美丽的马兰来我家看望。可惜，到了魏先生给我们照相的时候，相机突然不灵了。
我给了魏明伦两首我头一年写的诗。诗是在北戴河环保局培训中心小住时写的。那里每天早晨吃炸得极香的大油饼。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同时想念一些文友。享受一种不无甜蜜的休息与伤感。如诗题所写，享受怀念和温暖。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一些师长、老同志接触。头一个是夏衍。他此时已经住到了绒线胡同，二进的四合院高高大大，风雨走廊从正房可以一直走到大门。院里两株巨大的丁香树。房子很好，摆设没有，家具极简陋。其实夏老有珍贵书画甚多，如果他想办法，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足可以使他的住宅堂皇富丽。他最后把全部宝贝，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了。夏老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夏公（一般称他为夏公，这是早有的习惯称谓）虽然年逾九十，他的个性是干脆利索，清楚明白。张光年同志比他小十岁左右，但是据说他们二老通完一次电话，夏公却抱怨光年说话速度太慢，倒像夏老是一个性急的小伙子。从“文革”后我第一次见到老人家，他一直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是他的体重一直不超过四十公斤。我要说，对不起，他的瘦的形状具备了一种骷髅精品风格，他的人与他的头脑都只剩下了精粹，再没有多余的一克东西了。
我在这段期间访问夏公的频率极高，但每次很少超过一小时，一般就是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各自谈一些彼此关心的政治的与文艺的信息，略略交流一下想法，说一两句笑话，谈谈养猫与世界杯足球赛，再见。
夏公女儿沈宁说老爷子就是欢迎王蒙来，王蒙的快刀乱麻的风格与他对路，投脾气。
夏公关心政治，但他从来不多说个人的飞短流长，有时他略略一笑，表示对某人的不感兴趣。有一次说到文艺界是鲁太愚与全都换。由于与韩国两位政治家姓名谐音，令人解颐，这在他，就算是说得最刻薄、最严重的一次了。
有一次我们二人正在说话，他看到了新来的报纸的书刊广告上登有《世界文学》最新一期目录，目录中有我的译作契佛小说。他说了一句“了不起”。这是他对我个人说过的唯一一句夸奖的话。谈起翻译，我不能不回忆起解放前在北京图书馆看沈端先署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那时候读《母亲》，我的心情与读《圣经》一样。直到夏衍死后，我才留意到《母亲》是他翻译的，夏衍就是沈端先的笔名。
华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名家新作大系》，请夏公作序。夏公说是他视力不好，为难。我乃起草了一个稿子，请他过目。他一看，就告诉沈宁，这一看就是王蒙写的嘛，怎么好署夏衍的名？下次见面，老人家已经“另起炉灶”写好，并安慰我说：“我已经吸收了你的意见，在你的草稿的基础上写出来此稿。”我一看，知道自己的草稿已被“枪毙”，但也假装合作顺利的样子。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互相都没有绝对直爽地对待对方。
夏衍与世纪同龄，一九九四年他的生日，赵朴初为他题写了“九五之尊”
的贺寿词。一九九五年二月，他病危。直到昏睡过去前几个小时，是一个早晨，他对子女说，此日感觉不好，可能就此而去，他的后事托付陈荒煤来办。此时陈已身患不治之症，没有告诉夏公。我不知道是否他的子女神态有异，他补充说，还有王蒙，找王蒙吧。如果论一世友谊，以及辈分，我当然不能与荒煤相比，但是夏老最后提到了我，我不能不为他的信赖与依靠而感动。我能够略略告慰于夏老的，一个是通过我个人的反映转达，上书各领导部门，促进了一九九九年对于夏公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的举行。一个是协助周巍峙老主编了《夏衍文集》十六卷，完成于二零零五年。
一辈子活得这样明明白白，干干净净的，实在少见。据说夏老晚年曾“检讨”
说，自己的一个“缺点”是活得“过长了”些。
再一位老同志是曾任新四军秘书长、中联部部长、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
他原是创造社的成员，也是文人。据说一位极高级领导曾经说他，如果能彻底消除自己身上的文人气，他本来可以担当更多的重任。
我们同样可以无话不谈。他对我有许多教导，正确对待党内歧见，对待党内斗争，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沉得住气。首先要稳住自己。他热诚地关心我，保护我不受太偏激的过分的打击。他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他的影响。
李一氓同志体重与块头都很大，他不像夏公那样伶俐，说话动作都非常持重，缓慢，慎重，喜怒不形于色，当然，这也是功夫。是我尤其缺少的。
我想起讨论精神污染时一氓的一个发言，他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慎批人道主义，例如法共机关报的名称便是《人道报》。他讲这个话，当然很有权威性。
一氓的书法极佳，古朴劲道，苍凉重拙。他去世前送了我一幅字，抄自《文心雕龙》。他的去世似乎只是由于身体的沉重，经历的沉重，语言与思想的沉重，终于无法承担下去了。
光年仍然是我拜访最多的一位老前辈。心事浩茫连广宇，我对这些老人的所思所感所苦，都极其感动。他们尤有豪情在，光年家里的客厅墙上悬挂的字最感人的是“勤奋延年”四个字。他在完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编辑自己的著作，继续翻译《文心雕龙》，整理历年日记，阅读年轻人的新作，接待来访者，仍然十分忙碌，每次见面，他总要先说说自己近日做了些什么事情，从中作一些回味与总结。
也有一个不长的过程。一开始我建议他继续进行与做完六十年代开始了的用白话文翻译《文心雕龙》的工作的时候，他曾略有难色，说是扔下已经太久了，后来，他还是完成了。而且，他的儿子说，他最可能留下来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一个是《文心雕龙》的翻译。
有一次，我拜访光年，若有所感，回来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济南》，我写到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写到老人的感慨与梦。宗璞看了，电话中告诉我她觉得我写得苍凉。
这段时间，由于张洁的关系，我有机会与曾任机械部副部长的孙友渔同志有所交往。他是“一二·九”时期涌现的革命家。他有一个主张，对我启发很大。
什么事做得成做不成，都要做一下，申报一下或者建议一下，做不成也要留下一个记录，要立此存照。
当然，讲到师长，我还应该讲到巴金、冰心、周巍峙、王昆等，由于在过去的文字中写过较多，这里才没有多写。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文化部的一些中层基层干部，还有工人，他们的友善，他们的正直，他们的干净与真诚，使我永远难忘。尤其是原艺术局长方杰同志，他是老革命，他纯洁无私，他宁愿先期被炒了鱿鱼，也绝对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他是诗人张志民的老战友，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八路军，他是真正的八路。
二零零五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上，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要重视对于王某人生轨迹上的若干“拐点”的研究。王在仕途（教授的原话）一帆风顺时突然要做文学，以少共之身被划成右派，可以安居乐业并且有了体面的工作了，突然要求去了新疆，在新疆扎下了根又回到北京恢复了老革命的身份，写作正处旺盛期，受命文化部长，只干了三年多坚决辞下……如此这般，我自己也觉得有趣，我过去也没有想过。看来，我还挺能折腾自己。
65.我去台湾
还是我在哈佛燕京学社作研究的时候，接到加州大学郑树森（VilliamTai）教授的电话，说是希望我能够参加是年年底在台北举办的活动，《联合报》做东，包括大陆、香港与台湾的作家参加，叫做两岸三地——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
我问台湾当局会同意我入境吗？郑教授说，不妨试试。
由于“九二共识”，那一段两岸关系比较好，前不久，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刚去过，曾任文联党组书记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吴祖强也去过了。
直到我自美返回北京，台湾《联合报》把机票都寄到了，台湾当局仍然没有正式核准下来。就是说，台湾方面批准我入境用了差不多一百天的时间。由于时间迫近，《联合报》连续给我订了五天机票，设想研讨会头一天手续没有完成，去不了，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或第四天成行，只要能露一次面。
等台湾当局的公文下来，离开会已经只有六天了，由于我事先已向文化部转国台办报告了此事，大陆方面用了五天时间办完有关手续。当然，对此，有关领导也很重视，不但有最高领导人的批准，而且有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圈阅。
去一趟台湾何其麻烦也。先到香港，入境后立即赶往金钟，到台湾驻港的中华旅行社，换取台方的正式旅行证件。再给台湾邀请单位即《联合报》去电话，请他们与有关机关联络，把正式的同意入境公文送到桃园机场的入境处，由桃园机场通知香港机场，港方的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才肯给我们办登机手续。为此，我们在香港机场等了四五班，原定航班根本不让你登机，气得同行的来自上海的李子云极不快，声称不去了，不去了。最后到达台北，已近午夜。大陆客的行李悄悄放到一个无人注意无人知晓的角落待取，与其他旅客的行李拉开距离……似乎是“潜入”一般。
到了圆山饭店，具体主持人，《联合报》副刊主任、诗人痖弦接待我们极其热情，陪我们吃了一碗肉丝汤面，一只小花卷，几碟小菜，洗去了不少疲劳和憋闷。
圆山饭店位于台北市郊的圆山山腰，号称十四层宫殿式建筑，雕梁画柱，大屋顶，古色古香。前临基隆河，后倚阳明山，东边松山，西面淡水。样子是很有派的。山虽不算高，饭店五百个房间窗口，都可鸟瞰台北市昼景夜景。饭店基本上是官企，正面立着许多大红柱子，并挂了不知多少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