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毛泽东在八路军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这是毛泽东对人生、生死最为深刻、最有启发意义的阐述。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逆境顺境
毛泽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所遭受的挫折、逆境，比平常人更多，也更险恶。他曾身陷囹圄而险遭不测，他多次遭受不白之冤，被撤职，甚至被“开除党籍”，剥夺领导权，他的多位亲人遭到反动派的杀害，他遭受过老年丧子的切肤之痛，晚年，他又病魔缠身……
逆境，如同上帝设下的圈套，专去俘虏那些意志薄弱者，而在坚定者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无量的胸怀对待人生的逆境。他没有为挫折所吓倒，未被逆境所折腰，他将逆境视为对人生的一种考验，对意志的一种磨炼。每逢逆境到来之时，他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是惊天的噩耗，也异常冷静，面对现实，寻求解脱的方法。正因如此，才使他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跨越了一个个人生的障碍，走出了一次次的人生逆境。
（一）忍辱负重，力挽狂澜
20世纪30年代初期，历尽艰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岁月。虽然他创立的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已走出因大革命失败的危机，朝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发展。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王明为首的一批留学苏联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回到国内。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王明等人虽然熟读了马、恩、列的原着，懂得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们没有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经验，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自然而然地照搬书本、照套别国的经验。他们一上台便极力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主张“城市中心论”，攻打大城市，搞“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反对以乡村为中心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他们又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凡是对其错误政策有怀疑、不积极拥护或不坚决执行的人，一律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就是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重要对象。
1931年4月，“左”倾领导者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开始全面推行其“左”倾路线，极力排斥和诬蔑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在组织上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年初，“左”倾冒险主义者为实现湘、鄂、赣各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命令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抵制，批评了这一错误决定，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8月，毛泽东再次反对攻打南昌包围武汉的冒险计划，强调红军应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大逆不道”使“左”倾机会上义领导者大为恼火，决定拔掉这颗钉子。这样，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又称宁都会议)上，将毛泽东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说成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政策，指责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发展是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领导。这次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两个重要职务。
毛泽东，这位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正当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正当他率领红军粉碎了敌人连续三次对中央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之时，他却被排斥出军队，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种错误的组织处理无疑是对毛泽东的重大打击。诚然，他这次受到组织处分并不是第一次，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算起，由于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理解和赞同，先后在党内受过大大小小的处分达20次之多，如秋收起义会攻长沙失利而向农村退却，毛泽东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受的打击则是最沉重的一次，他在党内和军队中的职务全被撤掉，只剩下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一职。“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求毛泽东回到后方“养病”，兼作政府工作。此时，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而且在心理上，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委屈，这无疑是他革命生涯的一次逆转，人生的一大挫折。
从某种意义上说，厄运和逆境是对革命者更加严峻的考验。在它面前，有的人消沉颓唐、一蹶不振，有的人则奋力拼搏抗争，绝处逢生，毛泽东属于后者。但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还未充分暴露，人们对此还缺乏足够认识，加之在共产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他个人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拼搏不是盲目与组织对抗，人为激化矛盾，而是以其坚韧的意志，豁达的胸襟及对党的耿耿忠心，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组织，在执行中寻找纠正错误的机会。他终于从险恶的环境中挺过来了，同时也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机。在这次逆境中，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毛泽东采取了不同的拼搏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忍受委曲，服从组织决定，在经济领域里施展才能，这是毛泽东与逆境拼搏首先采取的方式。毛泽东将错误的处罚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正因如此，他能以革命利益为重，胸怀宽广，不计较职位的高低。被迫离开军队后，他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到后方，将满腔的革命热情和高超的领导才能倾注到另一个领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之中，为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做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他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期间，一边养病一边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骑着一匹马，走遍了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调查了各种情况，发现了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根据地进出口贸易、经济工作者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在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又从理论上对根据地经济问题作了独到而精辟的论述，如经济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农业生产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等。他还创立了一套关于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他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经济论着，成为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经济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逆境的漩流中，毛泽东成了一个经济专家和理财能手。
毛泽东在逆境中磨炼自己，锻炼自己，就像一块金子，即使被丢弃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会默默无闻地闪闪发光。然而，当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个人的逆境转变为革命危机的时候，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变换了与逆境搏斗的方式，由忍受委曲到百折不挠地赤诚相谏，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伸张正义，积极抗争。这充分地表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1933年10月，各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这一次，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作战方式，企图消灭红军，荡平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懂军事，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创立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要求红军打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围剿”一开始，李德等人就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搞“拒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几战皆败，且陷于敌人的堡垒之中，完全处于了被动地位。
毛泽东见此状况，心中十分焦虑，无奈他已无权指挥军事，但他没有停止思考研究反“围剿”的方法。此时，毛泽东尖锐地看准了一个时机，即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由于福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急调一部分兵力开赴福建镇压十九路军，江浙一带顿时空虚，他“围剿”红军的整体计划已经打乱，造成了红军粉碎敌“围剿”的良机。因此，毛泽东大胆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可谓扭转时局的关键。后据蒋介石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当时蒋正在江西临川督战，很害怕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为此日夜坐卧不安。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害怕转入敌统治区后会丧失根据地，另外，他们又以极“左”的观念看待“福建人民政府”而不予援助，因此，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结果坐失良机。“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重新部署兵力，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骤而歼之，而是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抗，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结果，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根据地逐渐缩小，越来越被动。
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被拒绝后，并不气馁，继续见机相谏。1934年春夏之际，在反“围剿”战争的紧要时刻，毛泽东来到离瑞金不远的中央根据地南大门会昌，与粤赣省委、军区及红二十二师的干部们研究南线反“围剿”斗争形势，要求他们吸取福建事变的教训，善于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他根据敌我形势反复强调不能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与敌人拼消耗。他建议把红军主力抽下来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方式，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拖垮敌人。粤赣军区遵照毛泽东这一正确的指示进行反“围剿”，却受到“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严厉批评，说这是脱离战争和平训练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围剿”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1934年9月，战争进行了一年，战火已烧到根据地中心区，情况非常紧急，毛泽东再次赤诚相谏。他主张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这里敌人兵力薄弱，并未建立堡垒封锁线，红军进入此地必威胁敌长沙、湘潭、株洲等战略要地，迫使蒋调江西之敌回援湖南。红军则趁此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这一正确主张再次遭到拒绝。“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余人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红军虽英勇奋战，但当打破敌军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后，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此时红军的计划是到湘西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明确此意图后，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专等红军往里钻。如继续按此计划行事，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何去何从？红军似已面临绝境。此时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已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仍寄希望于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第四次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相机歼敌。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
执行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开始出现转机。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并一举攻克黎平。红军的这一行动，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红军得到喘息之机。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继续前进。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经过休整补充，红军出现生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毛泽东的个人逆境与中国革命的逆境紧密相连，当他的正确路线被否定后，中国革命的危机也随之出现。毛泽东能忍受“左”倾机会主义对他个人的打击迫害，却不能容忍中国的革命事业由此遭受危害，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以扭转局面，减少革命的损失。而一旦革命出现危机，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一种巨大的历史使命感便驱动他拍案而起，与“左”倾错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拼搏，由力陈自己的正确主张转变为尖锐地批驳“左”倾错误，这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斗争的显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