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看到运动的蓬勃兴起，周世钊感到茫然不解，他陈书毛泽东，要求面见。毛泽东答复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1967年，红卫兵抄了周世钊的家。周世钊去北京见了毛泽东。1985年12月26日，《湖南日报》发表了李津身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毛主席与周世钊同志一席谈》，对毛泽东与周世钊的这次谈话作了追忆，李津身的文章摘录如下：
周说：“我刚从北京回来，见到毛主席，他老曾询及此事，我回答主席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接着周世钊又告诉李津身说，毛主席对他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主席还对他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当时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主席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1972年8月，周世钊再次坦率陈书于毛泽东，信中写道：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该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究古今文史名着，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所，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学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具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这类报告或控诉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在1972年那样的政治气候，周世钊不顾个人安危，提出如此意见，足见其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足见其与毛泽东的友谊之深。
1976年，周世钊与毛泽东分别离开了人世。但他们之间63年的友谊将永留人间：“人生易老天难老”，时光易逝情难逝。
（六）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6年夏，着名左翼女作家丁玲逃离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的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于11月来到陕北保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是新奇而有趣的，她心底感到一种慰藉，精神为之充实。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几老都非常关心她，在保安的窑洞里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上她聆听了领袖们对她的殷切希望，这个在敌人的法庭上从没有掉过泪的女子，此时，却热泪盈眶了。正在她喜笑颜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毛主席亲切地问道：“丁玲啊！你打算干什么啊！”
“当红军。”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其实，她对红军并不十分了解，但红军的英雄业绩和举世闻名的长征，在她的心目中已翻起了巨大的浪花。她向往和追求那些英雄，她想认识和了解那些最能克服困难、最能战斗、最无私的红军战士。
毛泽东兴奋地笑着说：“那好，你想当红军，那就与杨尚昆同志到前方总政去吧。”
就这样，丁玲随红军到了前线，她在前线认识了红军里的许多领导同志，有任弼时、彭德怀、左权、贺龙、萧克、陈伯钧……还接触了很多的红军干部、战士，丁玲在前线进行了行军、宿营、执勤、作战和做群众工作的初步锻炼，对红军有了感性上的认识。
丁玲带着在前线生活的体验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汇报自己的体会了。
毛主席向来重视和发现人才，他对丁玲是爱护的。后来丁玲同志虽然有22年的坎坷生活道路，但她对毛主席毫无怨言，她仍时时怀念主席，她说：“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虽然他老人家后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领袖。毛泽东思想始终是我党的集体智慧和光辉的指导思想。”当时，毛主席在丁玲离开他到前线后，还特地为丁玲写了一首《临江仙》词。
其词云：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词由红军前线电台转发给丁玲。丁玲1937年元旦在庆阳看到主席的词后，高兴得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丁玲同志说：“我收到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后来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毛主席见到她非常高兴。毛主席还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同志听到命令，既喜又愁。喜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样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可从来没当过领导，现在与红军战士相处不几天就要当领导，几乎什么都不懂。怎么工作呢？她想找机会写文章，当好新闻记者，于是说：“当主任，我能行吗？”主席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丁玲喃喃地说：“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毛主席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说：“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听着主席的谆谆教导，不断地琢磨着每一句、每一个字的含义，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时看到了希望。但她还是说：“那就试试吧。”主席看丁玲比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就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继续鼓励着丁玲。
丁玲带着任职书回到部队，开始了工作。她上任后，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在新形势下如何使警卫团适应新的情况，认识历史转折，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都是很艰巨的工作。她认真按主席的嘱咐去做。
她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丁玲说：“要做好人的工作，必须了解人。”她和干部、战士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感情、想法，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性格、爱好。开始，许多干部战士对她不甚了解，以为她是作家，名气大架子也大，不敢轻易接近，甚至对她的某些作风，红军战士也不很看得惯。但通过她的努力，在很短时间内，了解了许多干部战士的情况，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家与战士、干部和主任的距离在缩短，丁玲看出和干部战士感情在加深，感到宽慰。
为了多了解情况，她非常尊重老干部。他们虽然文化较低，甚至有时有些粗鲁，但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作战勇敢，熟悉部队，他们能用一些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感化干部战士，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他们不怕艰苦，没白天黑夜地干。丁玲通过聊天了解到许多情况，认识了许多问题，逐渐地学会了作为领导如何归纳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
对于自己生活方面的要求，丁玲更自觉更严格了。那时，团以上干部伙食有了小灶，丁玲为了不脱离群众，主动放弃吃小灶的白面的权利，宁肯吃她不习惯的小米杂粮。大家见丁玲同志作为主任，又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尚且吃粗粮，也就毫无怨言了。丁玲同志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为她在团里工作奠定了基础。她深有体会地对人们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革命战争中就会一事无成，我非常感谢红军干部战士对我的支持、帮助和爱护。他们是我的老师。”
丁玲同志虽然在中央警卫团任职只有几个月，但在她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她从那时候起便了解熟悉了干部战士和人民军队，并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领导艺术，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因此，抗战爆发后，党决定她担任西北战场服务团团长，她就能很好地领导一群热血青年，在抗战前线建立功勋。她每当谈起这段经历，都带着甜蜜的笑意，怀着欢快的心情。她兴奋地说：“我现在仍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届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作出贡献。”
（七）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毛泽东与周谷城交往过从甚密，谈历史、说逻辑、论诗词、讲哲学，古今中外文、史、哲莫不涉及。周谷城在他的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中有生动的叙述：
毛泽东同志85诞辰到来了。回忆过去主席对我的教导，宛如主席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眼前。我同主席的接触比较早，1921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过事。他在那里教国文，我在那里教英文。大革命时期，又同搞过农民运动，我因受了他的鼓励，曾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及全国农民协会。现就解放以后，学术方面的一些接触略作回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百家争鸣的倡导，以及他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历史科学方面，主席对我的教导是不少的。有一次，主席坐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的布棚下，把我召去。我刚到，主席就问我：“你能游泳吗？”
我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可以浮游十几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主席说：“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上游泳裤子，没有穿上身衣，一同下水。主席从深水一端下去，在水中游起来了。我从浅水一端下去，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
主席喊我说：“来呀。”
我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游罢上岸，我穿上衣服，主席只披了一件睡衣，又坐在布棚下，拿着一本大字本线装的历史书，挑出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我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主席的话，我的体会是希望我们坚持真理，投入百家争鸣。这是一事。
在上海时，主席曾和我谈到洪承畴这个人。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陈毅同志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主席，把我同陈望道先生召去作陪。晚上还在锦江小礼堂安排了文娱节目，内容好像是关于李自成的一段历史。便宴之后，陈毅同志陪同主席走在前面，接着便是我和陈望道先生，及其他一些人。进入小礼堂，见舞台前放着两张大沙发，主席却不去坐，而同我们一道，坐在中间一排小椅子上，并笑着说：“我们就甘居中游。”
我随即补上一句说：“这里中游好，能看得清楚些。”意即离舞台稍远一点，看起来方便些。关于李自成的戏快开始了，我随便说了一句话：“有人说，洪承畴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的大遭屠杀。”
主席慢吞吞地带着微笑说：“有此一说，不可不信，但亦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怕还要有些调查研究。”
主席的话虽然不多，但我体会，却是一个至当不能移易的科学论断。
主席对于上海的教育学术界包括研究历史的我非常关心。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曾由陈毅同志代为召集座谈会。会场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里，到会的教授、学者、专家等约30余人。大家围绕主席坐着，每一个人都面带笑容，争向主席汇报生活、工作、思想等情况。主席谈笑风生，大家心情亦极舒畅。这一次我到得最晚，到时，人几乎已经满座了。我远远地向主席敬礼之后，即坐在进门口靠墙边的位置上。主席招手嘱我移近一点，我移近了几步，即择一空座坐下。主席还在招手。在座的方令孺教授说：“主席叫你坐近一点，还是坐近一点吧。”我于是越过一排一排的座位，挤到主席身边坐下。这时陈毅同志介绍说：“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主席说：“老朋友，老朋友”。随即问我：“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还吃得消吗？”
我说：“还在复旦，身体倒很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主席说：“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
主席又说：“材料呢？地下的，还是……”意思就是说用过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没有。
我说：“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本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他地下材料。”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教学，竟蒙主席这样关心照顾，真使我感激万分。后来方令孺教授每次见到我，即说：“周先生，多幸福呵！主席关心你的教学工作，要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话多么亲切呵。”是的，主席的亲切关怀，真是使我永世难忘。
这是关于历史教学方面的教导。至于写历史书，主席也非常关心。记得在“四人帮”得势时，有一次工宣队把我从“牛棚”里拖出来，用车子把我从复旦送到市区原市府大礼堂去听主席讲话的录音。话是讲给党员听的，其中却有几句关系到知识分子的着作问题。如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刚听完录音，有两个记者模样的人向我连续提问：“怎么样？你听了感到怎么样？”我说：“很好，很伟大，很能感动人。”他说：“哪些地方感动人？”我说：“很诚恳，很能感人。”那人好像急于要知道我的着作计划，其实我当时还是“牛棚”里的人，心里伤痛，实在无法谈起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