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于1921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教书时同毛泽东相识。1927年周谷城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先后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革命失败后，直至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的18年间，两人没有见面。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找周谷城交谈，主要是谈学术研究方面的意见。
1956年，一次毛泽东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一个露天游泳池一道游泳。游泳休息时，毛泽东拿出《汉书》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同年，周谷城去北京开会时，毛泽东通知周谷城到中南海，并邀请北京学术界知名人士冯友兰、贺麟、胡绳等人，共进午餐，鼓励大家发展学术。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接见了周谷城等学术界知名人士后，周谷城为《解放日报》写了一首诗。毛泽东看后，立即约他谈诗词的问题。1965年在上海又一次见面，交谈了哲学史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喜欢同故交周谷城交谈学术、诗词问题，在学术研究上互相切磋，正是毛泽东交友的心理需要。通过共研学问，他们的友谊得到升华，建立了崇高的持久的友谊。
毛泽东同朋友相交贵在知心，他对待朋友坦白诚恳，畅叙心怀，批评缺点，鼓励前进；他同朋友探讨学术，交换诗作，互相切磋，深化思想。这些都是真正重视和懂得友情的做法，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艺术。
友谊是生命中的清泉。毛泽东一生把友情看得很重，但是，对待友情他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变化而变化。他很恋旧，对于老友，他也是耿耿不忘，情长义重。
大革命时期，在汉口的一家旅馆里，曾在长沙五金玻璃店当学徒的许志行碰到了路经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看见这个逃跑出来的处境狼狈的少年，十分关心地询问了情况后，资助许志行先回家乡。以后毛泽东又资助他到长沙读书。后来，许志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工运工作。
1926年春，毛泽东写信邀许志行到广州负责对上海的联系工作。同年10月，许志行又随毛泽东到了武汉，由毛泽东介绍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要秘书，同时担任了共产党支部书记。
以后几十年，许志行一直从事教育、地下工作等，并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朋友和兄长毛泽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毛泽东的名字，已家喻户晓。见到这个名字，许志行尤感亲切和兴奋。6月10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10月下旬，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中，毛泽东勉励他：“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青年时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在战争年代他没有条件与他们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他们很挂牵，情长义重。
1956年，毛泽东问从湖南来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曦告诉他，李振翩在美国。
李振翩是毛泽东的挚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在湖南组织发起“驱张运动”，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且是进京“驱张代表团”的代表之一，与毛来往频繁，交往甚密。李曾对毛说：“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重逢。”后来，李振翩教授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从事病毒疫苗研究工作，主攻小儿麻痹症病毒疫苗的研究，获得很高的医学成就。
在解放前，毛泽东去重庆时曾托张维给李振翩捎信，可惜，李振翩没有收到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老友的关切终于传递到了大洋彼岸。
1973年7月，李振翩和夫人来到北京。8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亲切地接待了这位多年前的挚友和他的夫人。他们用湖南家乡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畅叙过去的友情。
人不能没有友谊，纯真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不仅使生活得到欢乐，而且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获得蓬勃向上的力量。毛泽东的一生朋友很多，他对朋友讲求志同道合，真诚交往不分你我，既讲切磋，又重信义，既情深义重，又讲原则。毛泽东的交友之道值得人们去学习。
（六）不忘旧情，温暖体贴
对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如保姆、卫士、医生、秘书，毛泽东尤其不忘旧情，对他们的困难，几乎是有求必应。据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身边做过保姆的陈玉英回忆，建国初，毛岸英回故乡，毛泽东就嘱咐儿子：这次回湖南一定要找到那个孙嫂。毛岸英找到了陈玉英，并转达了父亲的问候，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忍不住热泪流淌。后来毛泽东亲自给她去信，又多次接她去北京，4次在中南海接见了她。对她的女儿，毛泽东也无微不至地关心，从生活到学习到工作，并从经济上资助她们母女二人。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工作之紧张，头绪之繁多，考虑之深远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他总是经常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体现了对他们的关心和真挚感情。到了礼拜六，他关心秘书是否回家与家人团聚，警卫人员到了婚配的年龄，他给卫士们介绍对象，并帮助他们修改情书。在生活上，毛泽东更是对他们关怀备至，哪怕是已经调离了的工作人员，一旦得知他们生活上有困难，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空余时间毛泽东还辅导战士们读书识字，学文化，给战士们办业余学校并给他们当名誉校长。从毛泽东的关心中，人们亲切地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普通人。他以自己人情化的形象，给身边工作人员以温暖和体贴，体现了他与普通工作人员之间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不仅爱亲友，关心亲友，同时，他在与亲友的交往中注意了解民情，把与亲友的交往作为了解民情的一个渠道，这是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毛泽东与亲友的书信交往中，很多信一开头就是“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或“承告乡情，甚感”。向亲友了解民情，是毛泽东与亲友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
1953年，曾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韶山慈悦支部书记的毛月秋同志写信给毛泽东，要去京为毛泽东60岁祝寿。毛泽东在给的复信中表示欢迎他来京，但毛泽东指出：“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们来京一行。”并要毛月秋邀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毛锡臣、表弟文东仙一道来京。同时，在信中毛泽东还要他们请韶山、石城两地区乡党和政府负责人将当地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带来，“作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信最后还叮嘱他们，不要带任何东西，并希望他们10月下旬抵京。
毛逸民在1950年是毛泽东家乡湘潭县第三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毛泽东曾致信于他，希望他常常来信，告以乡中情形。
亲友们在向毛泽东介绍乡间民情的同时，也有的希望毛泽东能直接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对此，毛泽东则明确表示：“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有些人把自己的职权作为为亲友谋私利的手段，而毛泽东却把亲友作为自己了解民情沟通人心的渠道，两种做法体现出不同的权力观，更表现出了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无私之心。
从毛泽东对待亲朋故旧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窥见他的讲信用和重感情，他的乐于助人和富有同情心，他的宽容和善解人意，他的待人平等和诚恳，谁能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不讲人情的呢？
可毛泽东有时确实又表现得“无情”，他可以完全置亲朋故旧的面子于不顾，哪怕一点小事也不肯帮忙、通融。对此，我们可以从毛岸英在建国初给表舅向立三的一封信中得到解释，“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是一部伟大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青年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这就是毛泽东的“无情”，他第一个带头坚决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裙带关系，坚决不以权徇私情。
毛泽东和李淑一的友谊因一首《蝶恋花》词而尽人皆知。毛泽东和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这样的交情不可谓不深。可就连李淑一想到北京学习，特请毛泽东替她说句话这样一件小事，毛泽东也不肯说。无论对谁，他都恪守公私分明的原则。
如果说这就是毛泽东的“无情”，那么这种“无情”却正是出于“有情”，出于对亲朋故旧真正的爱。毛泽东在给外婆家所在地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道是无情却有情”，正是因为“爱他们”，正是因为“希望他们进步”，毛泽东才“无情”地拒绝了亲戚朋友们的任何特殊要求。有情和无情，表现出毛泽东的高尚品德，他把自己和亲友都置身于普通人的地位，他虽然有时对亲朋故旧“无情”，却赢得了亲友们以及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永远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