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父亲的忤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母亲的孝敬和热爱。对父亲的忤逆，是因为对父亲某些观念的不可认同；而对母亲的孝敬和爱，则是因为对母亲的高尚品德和宽厚为人的崇拜。毛泽东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就属于第三种人。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和他的父亲在性格、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他母亲虽然不识字，但贤明善良，心地宽厚，她温和忍让，信佛行善，经常背着毛泽东的父亲帮助、接济穷人、亲友。她的这种美德，给予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很大影响，毛泽东在他后来的毕生斗争生涯中，一颗爱心始终向着穷人和弱小者，向着广大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正是基于这种爱，他对一切压迫阶级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并用了自己的一生去与之反抗、斗争。这些，母亲可算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毛泽东的母亲以一颗善良、慈爱的心待人，对毛泽东乐于助人的举动也热情支持。毛泽东上私塾时，曾把自己带的午饭天天送给一位因家贫而无法带饭的同学吃，自己则只能半饥半饱。母亲知道后，天天给儿子带双份饭。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给许多人讲过，对母亲的慈爱和善良，十分敬佩，并铭记在心。当毛泽东的母亲去世时，为革命在外奔忙的毛泽东赶回家乡，为自己没有侍奉母亲和为母亲送终深感悲痛，他把这种悲痛和爱凝聚在他所写的着名的《祭母文》里，表达了一个儿子对母亲最深沉的怀念。
毛泽东的感情上、理智上对父母十分孝敬、体贴，但这并不是说他与父母不曾有过任何矛盾，相反，在许多问题上他常常有着与父母有不同的见解。特别是与父亲，他们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和对峙。如何处理与父母的矛盾，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准则和方法，他既没有因为矛盾而忘记父母对自己的生身之情、养育之恩；也没有为单纯地追求孝顺而沉落于封建、自私的陈规旧俗之中。
在一般问题上，毛泽东处理与父母的矛盾还是很注意方法的。
毛泽东16岁那年，父亲打算送他去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对于已初具爱国思想的毛泽东来说，继续求学是他更为迫切的愿望。恰恰在这时，表兄告诉他，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不仅教学方法比较好，而且学校不那么注重经书，开设了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许多新学科，传授新知识。毛泽东决心到那里去求学，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但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的主张难以改变，而毛泽东的求学之心也非常坚决。怎么办呢？毛泽东求得母亲的支持后，又邀请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辈及老师来家里做父亲的工作，终于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同意毛泽东外出求学。
毛泽东的父亲早年虽家底微薄，生活困苦，但他克勤克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终于还清了债务，赎回了典当出去的田产，家境日渐好转。为了发家，他不仅向田地投工投力，保证好的粮食收成，同时他还出售余粮，做起了米生意，后来还在银田寺“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贩卖耕牛，饲售生猪，并发展到与湘乡、湘潭等地的一些店铺有商务往来，家业日益发达。毛顺生相信：“吃不穷，用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他治家很严，不仅要求全家人克勤克俭，努力劳动，绝对服从他的家长权威，而且不赞成施舍，甚至为了自己发家，宁可淡情薄义。
有一次，一位姓毛的农民把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并交了定钱，只等毛泽东家去赶猪了。可过了六七天，猪价上涨了，父亲叫毛泽东去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卖主家，只见他全家人唉声叹气，卖主还不住地埋怨自己把猪卖早了，要损失好几块钱。并说，有钱人损失几块钱不要紧，可我家穷，少几块钱就是一个缺空。目睹卖主的家境和苦恼的神情，毛泽东非常同情，他便自作主张，把这桩买卖退了。
毛泽东还和母亲联合起来，背着父亲把家里节余的粮食送给揭不开锅的乡亲们。
毛泽东的这些所作所为是与父亲的发家思想和旧中国的父权家长制规范完全相悖的，因此，常常引起父亲的恼怒，责骂他“忤逆不孝”，甚至对他加以严厉的体罚。然而毛泽东从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反而进行公开据理的反驳和抗争。
后来，毛泽东回忆往事时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对于父亲的自私和专横，母亲赞成用温和的方法来对付，我则主张公开反叛。”孝与不孝，毛泽东很分明，但是，他的抗争并没有影响他对父亲的感情，这正是他为人处事中处理亲情关系的杰出之处。
（三）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不仅对生身父母一往情深，而且对岳父、岳母也非常关心，竭尽孝敬之情。杨昌济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也是他后来的岳父。
早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就读时，杨先生就非常器重毛泽东，称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并说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是“海内的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杨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思想上给了毛泽东许多教诲和指点，而且在各方面都给予毛泽东莫大的关照和支持。毛泽东称杨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1920年初，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病重住院。当时毛泽东正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进行驱张宣传，得知先生病重的消息，毛泽东百忙中挤时间多次到医院探护，协助杨开慧照料病父。杨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与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等签发讣告，公布杨先生逝世的消息和生平，参加追悼会，并协助杨家料理全部后事，陪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归故里。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从此毛泽东更是把杨家视为自己家，杨家也把毛泽东及他的事业与自己紧密相连。杨昌济逝世后，杨开慧和母亲就把父亲生前的一些好友送来的奠仪费拿出来，给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从事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创立后，杨开慧和母亲为支持和掩护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关照和料理他的生活，随毛泽东辗转奔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在家乡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慧的母亲、哥嫂为掩护和护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到上海，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而历尽艰难险阻。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由于战争的阻隔，部队南征北战，毛泽东与杨家隔断了整整22年。这期间，虽然毛泽东千方百计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和知情人与杨家有过几次联系，但毕竟由于环境和条件限制，这种间接的联系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毛泽东对杨家亲人还是十分惦念，满怀深情。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在一位解放军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军用电台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8月10日，他们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复电中，首先为杨开慧母亲的健在而感到欣慰，并向老人家敬致祝贺。接着向全家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了“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希望来信将情况告诉他。1949年9月，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湖南省亲，毛泽东托她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给杨开智夫妇捎去两块衣料。1950年5月，杨老太太80大寿，毛泽东吩咐毛岸英回湘为外祖母祝寿，为母亲扫墓，并给老太太捎去两支人参。全国实行薪金制后，毛泽东一直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从未间断。有一次秘书偶尔疏忽漏寄，事隔半年，毛泽东知道了，又指示秘书补寄。
1960年杨老太太90高寿，毛泽东寄了200元钱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请她代为老太太转赠礼金或购买礼物。
1962年惊悉老岳母逝世，毛泽东十分哀痛。他在致妻兄杨开智的电文中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出自诗书世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1888年与杨昌济成亲，生有一男二女，其中大女儿杨琼早年不幸夭折。1903年杨昌济出国求学，向振熙拉扯着儿女在家艰辛度日，一别近十年。杨昌济回国后，举家迁到长沙城，向振熙也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师母。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老师杨昌济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也寄托了他对所有早逝的长辈亲人的一片孝心。
建国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交往也很密切。湖南刚解放时，杨开智本来在湖南某农场工作，干得不错，但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被毛泽东婉拒。1949年10月9日，他用严肃但又有分寸的语气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和妻兄杨开智各写一信：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礼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十月九日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1950年，杨开智被中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政府工作。因为他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让他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杨开智先生担任过湖南省农研所技师兼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并出任过湖南省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省政协副主席。
有一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湘给外婆祝寿，毛泽东趁此机会捎去一信，热情鼓励杨开智夫妇。信中写道：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此问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不仅请杨开智帮助处理家事，也委托他办理朋友故旧之间的事。1954年4月，毛泽东叫秘书田家英给杨开智家里寄去600元，并代写一信，告诉他：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女士现在长沙教书，生活困难，曾有人提出希望推荐她进文史馆任馆员，但因文史馆资格颇严，不好介绍。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送她若干，作为帮助，请杨开智从侧面打听一下，征得她的同意。杨开智收到信后，立即去做这件事，然后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据此给李淑一汇钱，帮助杨开慧的这位好友、烈士的亲属渡过难关。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杨开智极不放心，专程赶赴北京。其时要见毛泽东已极其困难，他只好让毛泽东身边的人递进一张近照和一封慰问信。不想毛泽东看后一眼就认了出来，当即要打电话把杨开智请进来。服务人员认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宜见客，只好把杨开智的信放在一级待办柜内，准备病情好转后立即召见。不料毛泽东的身体从此再无好转，杨开智想见一见病中毛泽东的愿望，也终成遗憾。但是，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与杨家的情谊一直铭记在杨家人的心怀。
二、对子女寓爱于严之中
毛泽东一生共有过10个孩子，他们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系杨开慧所生。贺子珍生育过三男三女，但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有5个孩子不是夭折了，就是迫于战争环境的险恶送人了。其中1932年11月在井冈山生的一个男孩，取名叫毛岸红，小名叫小毛，都已经抚养到两岁多了，极为毛泽东喜爱，但为了长征，也只好忍痛送给了老乡，后来虽经贺子珍多方寻找，但始终都没有找到。还有的孩子生下来毛泽东连面都来不及见上一见，就送给老乡了。长征路上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儿，连贺子珍都没看清孩子的模样，名字更来不及取，所以日后根本无法寻找，故只留下李敏一个女儿。江青生有一女，即李讷。10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4人。其中毛岸青因童年过于艰苦的经历，身体一直不好，长子毛岸英后来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作为一位父亲，毛泽东为革命失去了7个儿女，还有什么牺牲能比这更令人悲痛呢？还有什么代价比这更沉重、更宝贵呢？
（一）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像任何一位父亲一样，毛泽东很爱自己的子女，他曾感慨于自己没能很好地照顾子女，而使孩子们为了革命事业，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吃尽了苦头。对此，他深感负疚，他曾对卫土们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做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他的子女很少有时间能在他身边相守，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少之又少，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一家人经常是天各一方，毛泽东只能在心里牵挂着孩子们，关心着他们的进步。这种牵挂，这种关心，因负疚感而更显得深沉和珍贵。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并送他们去苏联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回延安，给毛泽东捎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一心思念儿子的毛泽东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从1927年离开儿子，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急切的思子之情和得知儿子音讯后的欢欣可想而知。他很快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信中一再表达了自己对了儿子的想念、收到他们照片的欢喜以及对儿子来信的盼望。只隔一日，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去，并附上自己的照片，急切的请儿子“写点回信给我”。对毛岸青，毛泽东表现出更多的关怀，他对身边的卫士说过：“我很同情岸青，他很小就和岸英流落在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几次被警察打过，对他的刺激很大。”毛泽东深感内疚，建国后他一直关心着毛岸青的病情和治疗，关心着他的婚事和工作。贺子珍所生的孩子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只有李敏，对李敏，毛泽东也非常疼爱。1949年，离开毛泽东8年的李敏从苏联回到沈阳，准备去北京见父亲。对父亲已经感到陌生了的李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天真地问自己到底是不是父亲的女儿。毛泽东立即写了回信，告诉李敏“爸爸喜欢你”，信还未寄出，又改为加急电报发出，可见盼望见到女儿的心是多么急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