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处理，使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毛泽东又正是从这件事上认识到了发展生产的必要性，他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发表了《组织起来》的报告，号召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要求全边区的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运动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意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这里体现了毛泽东从小事着眼，大事着手，及时稳重地调整与群众的关系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的报告及所制定的方针立即受到了全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拥护。当时，延安县的劳动模范吴满有甚至几乎可以把《组织起来》的报告完全背诵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吴满有记忆力强、文化程度高，而是因为这一报告正是他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的集中反映。毛泽东正是从群众的呼声中找到了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方向。
群众，由于各人所处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他们认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正确与错误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倾听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另一方面又善于进行科学分析，吸取群众意见中的精华，而丢弃其中的不合理的东西，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关系的好坏决定革命党的生死存亡，决定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便成了毛泽东调整人际关系的核心和根本问题。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正确处理同亿万人民群众的关系，把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结成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人民领袖为人民、爱人民、靠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拥戴，正是毛泽东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千百万翻身劳苦大众的代表在这里隆重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面对胜利的庆典，狂欢的海洋，毛泽东豪情满怀、百感交集。他从下午3点到7点，始终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哪怕站得再累，他也不停地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他那扭转乾坤的巨手，时而庄重地停在空中，时而敏捷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上左手，左手挥累了又换右手。当那发自内心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直冲霄汉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这时，楼上楼下，一呼一应，政党与群众，领袖与人民那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
毛泽东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信鬼神，也不信宗教，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存在着一位终生尊敬的“上帝”。这位“上帝”就是生存于中国大地上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和建设的亿万中国人民。这是真正创造人类文明、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存在的人间“上帝”。而在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上帝’’却一直是被压迫的，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毛泽东决心要把这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被压迫的“上帝”站起来。
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上帝”的观点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后天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确立的。他生在穷乡僻壤的韶山冲，“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饭、蹲监牢。”这如泣如诉的韶山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毛泽东从小就立下了推翻不平等世界、解救劳苦大众的抱负，少年毛泽东从启蒙识字开始，就特别喜欢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书中那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都是些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他天天看到的那些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的农民。到底为什么？他为这种自古以来的社会不平等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发现书中颂扬的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人不种田，却占有土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农民辛苦种田，却不得温饱。少年毛泽东开始朦胧地意识到造成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根源——土地所有制。这一朴素的感情立场和道德倾向，以后随着对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阅读和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升华。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墙上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使他大开眼界。中国自古称天下，当然大得不得了。但从眼前的地图看，原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世界竟然有如此之大！韶山冲的农民过着痛苦的生活，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一张地图使毛泽东从韶山受苦受难的农民想到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使他从同情劳苦大众发展到邀请志同道合者救国救民，再发展到联合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去改造中国与世界。对改造社会的主体的认同，从被强权压迫的所有民众到无产阶级，从个人的同情到依靠少数人对民众的教育写拯救，再到与民众相结合，为争取大多数人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最后依据国家状况，确认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进而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身上。把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看作是搬走三座大山的“上帝”，这为他后来确立唯物史观，树立群众观点，制定群众路线，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4年1月，毛泽东在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向有关单位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这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对待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感情倾向和政治立场。
（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广开言路
毛泽东经常置身于群众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做群众的知心人。他最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掌握群众的情绪。毛泽东还善于从群众中发现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作为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重要途径。
在“大跃进”的年代，李达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有意见，并与毛泽东发生分歧。
毛泽东认为，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不好理解；二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是肯定这一口号。
李达则认为肯定这一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他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那是要有地形作条件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大灾难。”
毛泽东历来是“吾人唯有主义之争”的，“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李达则也是敢于坚持真理。所以，两人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李达说毛泽东“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毛泽东则说李达“华氏百把度”。两人一直争到黄昏，李达不肯留下吃饭，气呼呼地走了。
在回去的途中，李达还禁不住对送他的梅白说：“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主席吧！”
等李达一走，毛泽东慢慢冷静下来，后悔刚才不冷静，差点和李达吵起来。当梅白问毛泽东是否要把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像对鲁迅的那样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认识论上发生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听了梅白转达李的意见后，毛泽东很高兴，答道：“很好。”又要梅白教他说英文MydearbrotherHeming，即：我亲爱的鹤鸣兄。
毛泽东很感懊悔地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后来毛泽东又邀李达再谈，并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毛泽东就是这样敢于在真理面前解剖自己，反省自己，不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忘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听不得群众的不同意见。正是因为他能够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他的思维比别人更全面，他的决策比别人更正确。同时，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崇敬、亲近、信任和支持。当李达听了梅白转达毛泽东的剖白后，禁不住说：“还是润之气量大。”表示以后有不同意见，还会一吐为快。
毛泽东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群众的根本观点，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认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依靠自己起来斗争、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方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
毛泽东不仅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而且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广大群众是在生产的第一线，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富于创造性。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本质的积极的东西，并加以提高，形成系统的理论化的意见，然后普遍推广，以利于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又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1936年，陕甘宁边区延安县南区的人民群众自己创办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收购老百姓的土货，供给老百姓日用必需品。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把办好合作社视为自己的终身专业，日夜盘算着怎样把合作社办得更好。每年春耕时，他就事先从韩城运来铁铧，然后以比市价要低的价格卖给农民。他还组织了800多名妇女纺纱织布，每月可纺1400斤，每月增加收入7万元，大大改善了南区人民的生活。刘建章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人民的老黄牛”。南区合作社的营业方针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替老百姓交公粮，运公盐，贷款给老百姓发展生产，替他们解决原料销路的困难。所以，合作社受到了南区群众的赞扬与拥护。
毛泽东了解到南区合作社的情况后，立即把它的经验整理出来加以推广，并号召全边区都要办这样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合作社。毛泽东把南区合作社的特点归纳为四条：
第一，它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事业。它组织了纺织、榨油、制毡等6个生产合作社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
第二，它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逐渐被群众所爱戴。
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做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
第四，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绥德、安定、安塞、甘泉等县都以南区合作社为榜样，办起了合作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动英雄运动中，南区合作社的主任刘建章被评为劳动英雄、延安的模范人物。毛泽东在赠给刘建章的奖旗上亲笔题字：“合作社的模范”。
毛泽东在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树立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向群众请教，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寻求真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这是因为，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的第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智慧的源泉。然而，要真正做到向群众学习，需要对自己、对群众都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如果领导者高估自己的本领，而低估群众的智慧，那他就不可能真心诚意地去向群众学习。
毛泽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处理群众关系时是最善向群众学习的。他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
在这千千万万个“诸葛亮”面前，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舅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毛泽东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看成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融自己于群众之中，甘愿做一个小学生。
三、处处关心群众疾苦
（一）从具体小事着手，解决群众困难
毛泽东热爱人民，他不仅终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而且对于人民群众的细小困难和痛苦都不放过，一一关切，事事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