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两人都是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他们都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没有低过头。但是革命胜利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之下，走上了贪污腐化的道路。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盘剥民工，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使国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刘青山、张子善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很重视，他批示道：“这件事给中国、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在给刘、张二人量刑时，毛泽东和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执行枪决。此案震动全国，影响深远，惊醒、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50年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正，与此关系甚大。
（五）重视协调工作
领导协调，就是领导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使其所领导的组织同外部环境，以及组织中的各个部分和组成人员协同一致，相互配合，以便高效率地实现领导目标的行为。协调是领导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协调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但在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方面，毛泽东遇到了各种问题。光是各方面关系就十分复杂，首先是外来干部与陕甘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关系问题，还有党政、党军、军政、军民、政民、上下级、新干部与老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协调这些关系，增强团结，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并有许多论述。边区政府与边区中央局在工作上曾一度出现分歧和争论，双方关系不太融洽，毛泽东十分重视协调双方关系，但他的协调并不是一般的和稀泥，而是有原则，有主张，力求从思想深处解决分歧，体现了很高的思想性。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后，一直由林伯渠担任主席。最初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由西安返回延安，开始专任政府工作。革命老人谢觉哉是边区政府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一自是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早在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对二老十分敬重。高岗则是陕甘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工作也有魄力。
毛泽东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毛泽东委任高岗为书记，并明确讲：至于边区的大政方针，“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尤其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意见相左，出现争论。当时，实际是林老、谢老在一边，高岗主持的边区党委在一边，关系比较紧张。毛泽东不得不以很大精力来协调双方关系，解决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服从中央局的意见。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写给林、谢的信就有10多封，并且数次当面长谈。信中谈到了具体的争论，但着重是从方法论上说服二老。比如1941年7月31日的信中就说：“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们材料，尤其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在8月5日给谢老的信中毛泽东又指出：“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听，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毛泽东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叹服。在双方的争论与分歧中，毛泽东既不因林、谢年高德劭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未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就对他们一概否定。他殷殷期望二老不要固执己见，以和为贵，力求在边区的工作和政策方面取得一致。他的信，对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谢老甚至在日记中对毛泽东给他的每封信的要点都作了摘记。在做林、谢二老的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给高岗和陈正人(边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写信，对于边区的现行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同时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要求他们对林、谢二老态度尊重，并确实掌握现行政策执行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以便随时发现随时解决。
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过问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出现了协调一致的工作局面，对领导边区的各项事业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高超的协调艺术功不可没。
领导协调是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方法。领导协调的主要对象是有血肉有思想的人。协调工作搞好了，组织和人员团结合作，人们心情舒畅，就能增强责任感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使领导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政、军民关系，总的说是很好的。驻守边区的各部队在河防、清匪、反“摩擦”和其他保卫人民的利益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在1937年、1939年、1941年制定的三个边区施政纲领中都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内容。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通俗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他说：“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但是，一段时间内，在边区部队中，由于纪律教育的放松、物质困难的增加等因素，出现了侵犯群众利益，军民关系紧张的情形，为此，毛泽东非常重视。
拥政爱民是件很大的事。所以要提出拥政爱民，就是因为留守兵团与地方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比较紧张。遇到两方面发生矛盾时，毛泽东就责备留守兵团，很严厉。有一次会上，兵团领导人讲留守兵团做了哪些工作，讲了好多成绩。讲后，毛泽东激动地说：“成绩，成绩，成绩！用不着说这么多了，有成绩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讲成绩，是要讲缺点。”这件事可能跟规定拥政爱民有关系，就是要求部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这样，双方纠纷就有前提加以解决。毛泽东在1947年撤出延安后为什么坚持留在陕北，而在同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党、政府、军队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本的原因。
领导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以免除工作中的扯皮和重复，减少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从而减少内耗，提高效率，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在中国革命史上，延安以抗战圣地闻名于世。这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驻在这里，指挥着敌后战场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并且这里清正廉洁的政风也与大后方重庆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全国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怀着投奔光明的仰慕之情，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汇聚到延安。一时间，并不算大的延安成了人文鼎盛之都。这些人组成了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当时汇集在延安的文化工作者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原来就生活在苏区，后来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另一种是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奔赴延安的。由于经历不同，他们的创作特点不同，各有特点，而又有彼此不合的因素在里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感文学和艺术是革命战线不中缺少的一个方面，照他的话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毛泽东又是一个文学造诣很深的一个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堪称上品，这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便利。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的一次讲话中，风趣地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为“山顶上的人”，而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人称作“亭子间的人”。他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强调：“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以后，“不要再独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这番话可谓真知灼见，至今仍站得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