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双重危机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敏锐地觉察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正在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也由此引起了新的变动：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抗击日寇的侵略，决不做亡国奴；民族资产阶级也行动起来，抵制日货，以反对日本的侵略；在国民党营垒内一批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如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违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奋起抗日。毛泽东还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内部的矛盾性，即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中国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对日态度会随英美态度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能被迫实行抗日。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毛泽东正是在这些变化中，找到了摆脱双重危机的方法，这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抗日的阶级、政党、军队及其他抗日分子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这既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使中国革命走出危机的重大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基本策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提出后，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但在实践上建立起来也绝非易事，因为当时握有全国政权和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对于只有几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力“进剿”之中。为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内战政策，毛泽东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即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动停止向国民党进攻，力避冲突产生。与此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让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开展了广泛的“致书活动”。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并以他个人的影响，亲自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致函，向国民党党、政、军内有影响的人物致函，阐述中华民族的危机，表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实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1936年8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阐明了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全部政治主张，其后，毛泽东的致书活动达到高潮。在致书的对象中，既有宋庆龄这样有威望的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承者，也有着名爱国人士如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等，还有地方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王以哲、于学忠、傅作义等，也有国民党军政要人如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邵力子等，更有十年内战中多次交锋的对手如王均、朱绍良等，甚至蒋介石本人，都成为毛泽东致书对象。在这些书信中，团结抗战始终是主题。
1935年底，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后，毛泽东即派代表向驻陕甘的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转交了他的亲笔信，表达了中共的主张，信中提出了“建立西北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得到杨虎城的赞同。次年春，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四项协议，从此，两军消除敌意，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193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还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表示愿与东北军停战，共同抗日，这在东北军中产生很大影响。其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相联系等具体协定。红军与东北军化敌为友。这样，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在陕北的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形成了，这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个极大的冲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督其“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些人认为中共可能惩办他，以报其十年“剿共”的血海深仇。但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保障他的安全。毛泽东因势利导，将西安事变作为逼蒋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契机。在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蒋介石被迫放弃“剿共”政策，允诺了联合抗战等6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得以成功。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其后，为了适应联合抗战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又积极开展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并就边区政权和工军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对宣言的讲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的合作关系。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虽然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初衷并没改变。蒋介石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会后又设立“防共委员会”等。蒋介石的这些阴谋，都是在“合作”、“抗日”的掩盖之下，十分隐蔽。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内部，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由“围剿”改为“联合”，国民党军队由“敌人”变成了“友军”，过去的“头号敌人”蒋介石，现在也成为“抗战总司令”。在新的形势面前，有些共产党人看不清方向，少数人已不同程度地误入陷阱。
面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复杂状况，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办？对此，毛泽东从整个抗战大局出发，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统一”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入统一战线，绝不能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国难当头，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应该服从民族斗争。“独立”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具有独立性，不能丧失党的原则，盲目地跟着国民党的指挥棒转，处处受他们的约束和限制。统一和独立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是在抗日旗帜下的统一，是有原则的统一。独立则是在统一前提下的独立，是不破裂统一战线的独立，因此独立是相对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根据这一原则，为打破国民党妄图溶化共产党、吃掉八路军的阴谋，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毛泽东就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派其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这就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将八路军限制在太行山一带狭小范围内。但是，当太原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南撤，华北正面战场结束，毛泽东随即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根据这一精神，八路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等山地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开辟根据地，狠狠打击日寇。后来，八路军又向广大平原地区进军，开辟了更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使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粉碎了日寇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度过了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到1945年，中共开辟了15块抗日根据地，党员发展到120万名，八路军也发展到120万人。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这一切也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斗智斗勇，以真对假
在抗战中曾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的蒋介石，一心想吃掉共产党。抗战一胜利，他却打出了“和平”的旗号，并于1946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还表示，非毛泽东亲自赴渝则不能解决国事，态度十分“恳切”。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共产党拒绝谈判，则可将内战责任强加给共产党；如果同意谈判，则可通过谈判诱骗中共交出政权和军队，以此消灭革命势力；如谈判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则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加紧内战准备。这一招可谓一箭三雕，不失为“高明”之举。
蒋介石似乎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围绕着谈判问题，毛泽东与蒋介石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蒋介石曾以开会、吃饭等名义扣押过李济深、胡汉民等资深的国民党要人。当时，在延安的同志和友人都很担心，劝说毛泽东千万不要去，他们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要和平就到延安来。在重庆，许多中间派人士则引颈悬盼。
虽然毛泽东对蒋介石施展的假和平阴谋早已洞悉，但是，中国人民打了8年仗，急需和平环境，医治战争创伤。因此，这一和平的可能性不论多么小，中国共产党都应尽力去争取，这对于人民是有利的。另外，通过和谈，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团结教育全国人民也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迎接挑战，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以真对假、以实对虚，是毛泽东对待这次谈判的根本态度，也成为谈判斗争的一大技巧。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飞机到达重庆，当即发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毛泽东亲自赴渝的惊人之举顿时轰动了整个山城，他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平的象征和中国未来的希望。重庆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大公报》将毛泽东赴重庆同抗战胜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共视为中国的“三喜临门”。许多诗人写诗赞美，称毛泽东此举为“弥天大勇”。重庆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热烈欢迎毛泽东。人们注目的中心，由蒋介石的邀请转变为毛泽东赴渝的壮举。这一较量，毛泽东开始掌握了主动地位。
以真对假，表现在对谈判的准备上。毛泽东到达重庆后，作为谈判的发起者和东道主的国民党，却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来，一切提案均由中共提出。9月3日，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谈判八项原则，其中心是和平与民主。同日，中共代表将拟定的谈判具体方案11项交与国民党。蒋介石既无诚意谈判，自然也毫无准备，急忙于次日召集其谈判代表开会，商议对中共方案的对策。这一对策即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宗旨，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边区，以继续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一顽固的立场为谈判的顺利进行设置了障碍。4日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开始举行会谈。至此，围绕中共11项具体方案进行的正式谈判才得以开始。
以真对假，表现在对谈判的诚意上。为使谈判取得成功，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在11条谈判方案中，第一条就是确定以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三民主义为和平建国的方针，第二条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仅此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谈判的诚意及与国民党团结合作的愿望。关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是谈判斗争的焦点，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精神，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均作出了重大让步。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为达到蒋介石的“政令统一”，中共代表先后提出了解放区政权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再由国民政府委任等4个方案，均为蒋介石以不能真正做到“政令统一”而否定。毛泽东还主动提出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江南八省内的解放区，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他还说：“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大量缩减人民军队数量。由当时的120万人缩编为48个师，占国民党军队的1/6，后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国民党军队的1/7。国民党以其军队也要缩编为由，要中共继续压缩，中共又减到24个师，最后降到20个师。中共的这一让步，即使蒋介石也无话可说。但这一让步是有原则的，毛泽东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国民党以缩编为幌子，企图吞并人民武装，这一点，中共绝不会上当。
以真对假，还表现在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蒋介石在谈判中完全陷于被动，于是在军事上不断挑起战事，围攻解放区，妄图以军事上的进攻来扭转谈判中的被动局面，逼迫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9月上旬，蒋介石密令阎锡山进攻位于晋东南的上党地区，阎遂派13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对此，毛泽东早有预见，在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也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但是此时，毛泽东远在重庆，对国民党进犯军进行回击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安全？许多人为此担心。然而毛泽东果敢坚定，批准了“上党战役计划”，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于是，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人民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3.5万，俘虏其军长、师长多名。蒋介石得知其军事进攻遭到惨败，急忙向毛泽东解释说，此为少壮派军人所为，他并不知道，请毛先生谅解。这样，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进攻扭转谈判败局的阴谋破产了。在反击国民党军事进犯的时，毛泽东分别向《大公报》、合众社、路透社等中外记者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面目，争取了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