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我至今仍颇感欣慰。在大学读书的四年间，我从未因为个人的任何小事麻烦过班主任。我没打过架，考试没作弊，没有因失恋（我压根就没谈过恋爱）或家庭生活困难而寻短见。偶尔伤风感冒了，顶多自己跑到校医院拿点儿药，根本不会想到去找班主任帮助。我从未意识到班主任余老师对我有什么用途。
可余老师显然不这么认为。一天，她约我到教学楼西侧的核桃林里。那是北方的秋天，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味，核桃树下散落着不少夭折的果实。余老师示意我坐在她对面的石条长凳上，开门见山地说要跟我谈谈心。
“谈谁的心？”我腼腆地小声咕哝着。
“用不着大声嚷嚷，随便聊聊。”余老师厌烦地皱着眉头，她嫌我的嗓门太高。
我无语，低头用脚去屠杀地上的蚂蚁。
班主任清了清嗓子，却没有开口。
我聚精会神地欣赏那四处逃散的小蚂蚁，残忍地堵住了它们的退路。
尴尬与腼腆是传染的，我瞥了一眼余老师，她脸上的表情也不大自然。
“你别总低着头，跟犯了罪似的，谈谈心、聊聊天有那么难嘛！”她这么说，不知是责怪我，还是自我鼓励。
我仍然一声不吭。
“听班里的同学说你这个人很不合群，对集体从不关心，自我封闭得很厉害，这可不行啊！你要改一改这些毛病，这毛病可是致命的。人不能脱离社会和集体而独往独来。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参加集体活动就是不道德的。我们奉行的是集体主义原则，绝不允许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她越说越激动，越激动逻辑就越混乱。她还结合自己半辈子珍贵的人生经历，论证了许许多多抽象的特大道理。说到动情处，她多次掏出手帕擦试着眼泪。我被她感动得差一点儿笑出了声，双手交替着使劲掐虎口、掐大腿，终于遏制住了几近喷发的爆笑。
余老师说累了，精疲力竭地叹着气，还不时地摇摇头。临了还关心地问我学习和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也摇了摇头。她最后得出了结论：“你这个人很自卑”。她又问我是不是很害怕。我点了点头，她又得出结论说：“你的确很自卑，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自己也承认了。”她开导我说：“自卑的人容易害怕，而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自卑，不敢面对自己的害怕。害怕也许是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因为马克思或者列宁说过，‘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插了句嘴：“我不怕鬼敲，但怕您找我谈心。”她敏感地笑了两声，很大度地告诉我：“我也不愿意跟你谈心，没办法，这是班主任的职责，要了解每一个同学的内心世界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这就叫‘有的放矢’。”我很感激地凝望着她，深情而诚恳地说：“谢谢老师！”她并没有全盘接受我由衷的谢意，冷冷地甩了一句：“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的，你那讥讽的笑脸暴露了你的虚伪。你好自为之吧！”我铭记了班主任的教诲，一直好自为之，在我担任班主任后，从不敢主动找学生谈心，以解决他们低头走路而导致的自卑问题。
然而，我留校了，做了和余老师同样神圣的工作——为学生成长和成才浇水培土修枝剪叶并保驾护航。每当偶尔在校园里与我当年的班主任相遇的时候，我都会像一只小松鼠一样兴高采烈地蹦跳过去，又像一条小宠物狗似的在余老师面前摇头摆尾，向她请安问好，说一些后生晚辈该说的乖巧话。余老师每次都十分高兴，并不失时机地循循善诱，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切入我的具体工作，给了我不少鼓励和指导。但每次总叫错我的名字。第一次我以为是她的口误，不好意思更正。接下来的若干年，她一直将错就错，把我当成了班上的另一位同学牛仰哲，这让我一次次受刺激并逐渐伤心起来。
后来我分了房子，住在余老师同一幢楼内，这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她见面。逢年过节，我还会拎上点儿水果和鲜花去家里看望她。她仍然那么兴致勃勃，跟我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一如既往地把我喊成了牛仰哲。我脸皮薄，几次想纠正过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一年中秋节，我在外地出差，只好托一位同事帮我给老师送上月饼和花篮，并在花篮上写上我的贺卡，署名为“您的学生朱定”。结果同事打电话告诉我：“余老师把月饼和花篮统统给退了回来，理由是礼物送错了，她的记忆中没有这么个叫朱定的学生。”我尴尬地想了想，然后请他把贺卡的署名换成牛仰哲再送一次，余老师欣然接受了。
再往后，余老师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还关切地问我为什么胖了或瘦了或黑了，但她依然叫不上我的名字，而且也不再把我当成当年那个油嘴滑舌的牛仰哲了，她几乎把我认作是全班的任何一名男生了。早晨在过道里碰面时她管我叫张二可，下午在院子里遇见时又喊我为王大刚，不管喊什么名字，都没超出我班同学的范围。从八年前开始，她又把我误认成班上的女同学了，多次用女生的名字称呼我。我不仅伤心，而且沮丧，继而焦虑恐惧。就像那年春节，我母亲把我当成我大哥一样，让我心里发毛。自己的母亲年龄大了，儿子又多，容易一时犯糊涂。可我那敬爱的班主任余老师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一年，我的叔叔就曾经问过我：“你跟叔叔说句实话，我是个精神病吧？这些年我是不是一直不正常，你们都瞒着我，不肯跟我说实话？”当时差一点儿把我的神经吓紊乱了，我张口结舌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否定他的疑问。如今，我又遇到了类似问题。于是，我决定澄清这个困扰我多年的疑惑。
去年的教师节，我跟往年一样带上水果和鲜花，叩开了住在同一幢楼房里的余老师家的门。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年后，她和丈夫钟老师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韩剧。我的到来，令她老两口兴奋不已。不仅给我倒了茶，余老师还颤颤巍巍地给我削了个苹果。我坐下后，便与她聊起了往日的同学。与前些年一样，余老师如数家珍地回忆起三十年前的那批风华正茂的学生给她带来的点滴快乐，回放着班里当年的每一个细节，尽管这些细节老师跟我重复了许多年，但我还是记不清或无法判断那些事情的真实性。余老师把每个同学都念叨了一遍，唯独没提到我这位近在咫尺的学生。我无法保持沉默了，鼓起勇气问：“余老师，咱班朱定同学当年在班上的表现您肯定记得吧？”余老师诧异地看着我，摇着头说：“咱班没有叫朱定的同学！”我提醒道：“有，绝对有。他是辽宁来的，和您还是同乡呢！”余老师坚定地否认：“没有，绝对没有！我是班主任，我能不清楚吗？再说，辽宁籍的学生只有一个女生，叫蔡叶。绝对没有叫猪头猪腚的。”
我快瘫了，坐在那里心慌口干。难道我会冒充吗，难道我做了四年的梦？难道她得了失忆症或老年痴呆？不会的，二十多年前她就把我当成了别人，而且，她怎么会记住其他同学单单忘了我？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地从班主任那里蒸发了。我继续唤醒她尘封已久的记忆：“余老师，你还记得有个男生长着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透着阳刚之气，面部棱角分明，浓眉大眼，相貌出众……”“你别说了，那是李立山。”我又泄气了，我本来想趁机美化自己，边说边比画，“不是李立山，还有一位，不光浓眉大眼，而且虎背熊腰……”“那不长成了怪物了？咱班不是动物园。”余老师边说边捂着嘴呵呵地笑。“嗨，我不是说怪物，我是说男生。那个男生学习成绩拔尖，门门优秀，而且擅长排球、篮球、足球和铅球，每回校运动会上都给咱班夺回金牌。”“噢，我想起来了，那是牛仰哲。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全班数他的综合素质最高……”“我不是说牛仰哲。”牛仰哲身高刚过一米五，走哪儿都怕人踩着，他不仅长得矮小，而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全班唯一补考三次才勉强毕业的差等生。“这么说吧，我再说一遍。这个男同学品德高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做的好事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他救过落水儿童，抓过行凶歹徒，帮过孤寡老人，多次无偿献血，谁见谁夸，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呢。”我越说越激动，干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跟余老师作起了先进事迹报告，反正她也不认识我，我就没必要找回曾经的真实的朱定了，“这么说吧，要是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就是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放在和平时期他就是活着的雷锋啊！”我被自己臆造的英雄形象感动了，两眼噙着泪水，声音颤抖着恳请老师作证：“这个人难道您忘了吗，他就是你的学生朱定啊！”余老师胆怯地盯了我好一阵子，面带愠色地张开了嘴：“你说的那种假典型，我当班主任期间从未树立过。”我绝望了，喉咙里火烧一般灼痛。从此，我的嗓子坏了，发出的声音干涩沙哑。
不久前，全班同学搞了一次入学三十年聚会。同学们多年不见偶尔相聚，激动异常。彼此问长问短，关心备至，有说不完的话。轮到我发言时，枯涩沙哑的嗓音时断时续，急得我一脸绯红，满头大汗。老卢打趣说：“想当年老朱别的不行，但嗓门之大没人敢比，外号‘大喇叭’、‘报警器’。有一回学生宿舍搞消防演习，老朱负责喊了一声‘着火了，快跑！’就这一嗓子，连隔一条马路的服装厂的职工都跑了个精光。那次演习造成的损失不亚于真正发生一场火灾，光摔伤和踩伤的师生不下二十多位，其中一半都住了院。嗨，这副金嗓子如今怎么变成了破沙锅，真是报应啊！”
于是，我不得不讲起我与班主任余老师之间匪夷所思的故事，并请求同学们帮忙，每人给我写个身份证明。大伙儿捺着性子听我说完，除了嘻嘻哈哈地骂我胡说八道外，还怀疑我嗓子的毛病影响了我的脑子。我急忙扯着嗓子向他们解释，并以班长的人格担保发誓说，我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没有一丝一毫杜撰和臆造。他们笑得更欢了，简直乐翻了天。不少同学笑倒在了沙发上，还有两位女生捧着肚子跪在地板上，差一点儿露出了屁股沟子。有人说老朱太能恶搞了，能编出这么个无厘头的笑话来。还有人喊：你太没良心了，我们每次去看余老师或给她打电话，她都没完没了地跟我们唠叨你，说朱定这些年可出息了，逢年过节总去看她，还经常送些吃的用的，把你夸得跟一朵向日葵似的，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你还觍着脸说老师不认识你。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我两眼木呆呆地恳请他们说实话，别糊弄我。
“那还有假！骗你也占不到便宜！”牛仰哲那天也来了，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前些日子还给余老师打了电话，不过她除了夸你，还替你担心呢，说你啥都好，就是不如以前谦虚了，有时还真以为自己是英雄模范活雷锋呢！”
那次聚会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这段时间我的精神越来越恍惚。我有时甚至会掐自己的大腿或抽几下耳光，以判断自己是睡是醒。我确实搞不懂，余老师为什么二十多年一直当面把我喊成别人，而当着别人的面又能记起我的名字？我是精神病吗？像我叔叔当年问我一样？同学们联合起来骗我吗？也许老师根本就没跟他们提起我？我很上火，很纠结，这事闹得我时常睡不好觉。干脆我把它写下来，供那些与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或心理学家们参考吧！
圆周率
他是个天才，能一口气背下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120位数字，而且不受刮风下雨坏天气的影响。
同学们因此尊称他为“大派”，取圆周率“π”的谐音。“派”有帅气、风度和强力的意思，部分相当于今天的“酷”，是个褒义词。夸谁有派，那是非常有面子的评价，跟胸前戴上大红花一般。
当初的校长是教数学的，在他眼里大派是自己贯彻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每当有重大活动或重要场合，他都不失时机地把大派同学推到台上，当众背诵长达120位以上的圆周率。一般同学只能记住十几位。个别人不服气，试图打破大派的记录，以取代他在校长心中的特殊地位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但全都以失败告终。当背到30位左右时，便开始面红耳赤翻白眼了，嘴里冒出来的都是胡言乱语。校长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横格纸，那上面的一长串数字拐了十几个弯儿，谁也别想蒙他。只要一卡壳，他就不耐烦地喝斥道：“下去吧，别逞能了，你不是那块料！”
大派是校长的宠儿和宝贝。他为校长争了不少面子，自己也得了许多奖状。不管是上级检查，还是兄弟学校来观摩学习，大派都能派上用场，沉闷的会场会因此而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大派瘦黄的小脸在那一瞬间泛出了红亮的光，腼腆地鞠躬敬礼。走下台时，校长常会拍拍他的脑袋，骂一句：“不错、不错，小兔崽子还真有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