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在指挥“一号作战”行动中究竟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日军是如何包抄中国军队后路并攻陷了洛阳城？汤恩伯兵败如山倒后部队怎样遭到河南民众的追杀？日军即将打进潼关、攻入陕西时苍天怎样降福于中国军队？
回到嵩县以后，赵国保发现县城已十分混乱。在这个小小的山城里，拥满了从各处逃难来的大量难民。让赵国保担忧的是，城里有不少溃兵，这些溃兵在县城内四处乱窜，甚至哄抢店铺和百姓的财物。
赵国保还发现，河南大学大批师生也有组织地逃难到了这里。河南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的同学们散聚在城郊，这些手无寸铁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受到溃兵的殴打掠抢。一些从洛阳逃难来的省府官员大多携家带口，此时的生活十分艰难。这些昔日作威作福的的老爷们，到了这个偏远的山城小县后，只能四处寻找避难场所，有的全家衣食无着，焦急万分……
看着嵩县城内凄凉的景况，赵国保心情十分沉重和烦躁。真是兵败如山倒，倾巢之下无完卵啊。在这次战役的败局面前，真是惨得不可收拾。不管是河南省的党政军民，还是工商学农，上上下下都弥漫出一种丧家辱国、树倒猢孙散的无奈，弥漫出一种既悲愤又苍凉的惨景。
赵国保今天已接到命令，第一战区长官部不再到嵩县来了，要直接转移到卢氏县，赵国保也将很快去那里打前站。由于战局发展大大超出预料，局势十分危急。
蒋鼎文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以往目空一切，刚愎自用，但在这次败局面前，已经没了一个战区主帅应有的从容和镇定。在日军从三个方向逼近洛阳的时候，他不是集中精力指挥作战，稳住阵脚，扭转危局，而是惊慌失措，贪生怕死，竟将战区司令部一撤再撤，一跑再跑，先是从洛阳撤到宜阳，后又从宜阳撤到洛宁，原计划继续撤到嵩县，现在看日军就要攻进洛阳了，就干脆将指挥部直接撤到河南最西端的卢氏县。卢氏紧挨陕西，他还想往哪里撤呢？看来，这位蒋介石最信赖的把兄弟，准备在河南战局一旦恶化后，从卢氏直接撤到陕西大后方。
这些天，赵国保在重新审视着这次“豫中战役”，心中一阵阵悲哀。日军于1944年4月18日才打过黄河防线，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第一战区的部队就被打得蒙头转向，一败涂地。战区的12个集团军、40万大军，竟被只有16万的日军一举击溃，四处逃窜。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溃败撤中，部队没有了起码的组织指挥，没有了建制序列，不仅兵员丢盔弃甲，拚命逃窜，而且还在逃难的百姓队伍中如虎似狼地大肆抢劫，这真叫身为中国军人的赵国保汗颜羞耻，真感到难以面对勒紧腰带养育了数十万大军的河南父老乡亲。
这场战役的惨败，指挥上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让人痛感惋惜。作为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作战参谋，赵国保太了解战役的失败过程和其中原因了。
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抗战以来就暴露出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在每次战役的紧要关头，总是直接插手一线指挥，屡屡远在千里之外越级遥控战场，不给一线指挥员临机处置的权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战机往往稍纵即逝，直接影响战争胜负。此役中蒋介石又犯了老毛病，他的越级指挥让一线指挥官无所适从，万分为难又不得不执行他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役失败。
这次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输在许昌城的防守上。
本来，第一战区拟定的作战计划是将许昌作为诱饵吸引日军，主力隐伏在嵩山、密县的崇山峻岭之中，划分“攻势地带”和“守势地带”以逸待劳，当日军围攻许昌时，隐伏在攻势地带和守势地带的部队伺机对敌人发起反攻，寻歼日军主力。本来这是一个积极的防御作战计划，中国军队能以此占据战役主动。但蒋介石却下死命令固守平汉线重镇，处处设防，节节抵抗。这种死板的固守方案，只能使第一战区处处防守，处处挨打。许昌，是日军打通平汉路志在必得的一个城镇，他们调重兵围攻，蒋介石不顾预定方案，严令汤恩伯派大军救援。结果不仅没达到解救许昌的目的，反而过早暴露了战区主力的隐伏位置，丧失了从侧翼向日军发起反攻的突然性。
老奸巨猾的冈村宁次，正是从汤恩伯的反攻中判明了战区主力部队的位置。在夺取许昌后，冈村宁次迅即调整了主攻方向，对隐伏在攻势地带和守势地带的汤恩伯精锐来了个反包围，使整个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原有作战计划被彻底打乱。极善于捕捉战机的冈村宁次，在判明中国军队主力的隐伏位置之后，迅即派出秘密武器——坦克第3师团对汤恩伯侧后实施大包围，以300余辆集群坦克和大量骑兵快速插向临汝方向，两天内就攻占了临汝县城，而后直接插向洛阳龙门，完成了对第一战区部队的合围，在背后打了一记重拳。随后，冈村宁次又命令第110、第62两个师团，从两翼合击隐伏在登封、密县的汤恩伯主力，使守势地带和攻势地带的中国军队彻底陷入包围圈，导致全面溃败。
而日军此次战役进攻打得则很有节奏。第一波进攻首先从黄河东、北两岸发起，很快就占领了密县。占领密县后，随即发起第二波攻击，从新郑等方向重兵压向许昌，攻陷许昌并判明中国军队主力的隐伏位置后，几乎未停顿，迅即将原定从郾城迂回的第三波攻击改从许昌出发，攻占了颖桥、郏县和叶县等地，同时片刻不停发起了第四波攻击。在第四波攻击中，日军第3坦克师团等部队直奔临汝，兵临龙门。龙门刚一得手，第五波攻击马上开始，处在洛阳西北的山西垣曲日军迅速渡河策应，向东合围洛阳。日军在整个战役中的进攻有条不紊，环环相扣，使河南战场最终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日军从临汝穿插的快速挺进部队速度太快，后续兵力未能及时跟上，才使第一战区部分部队乘隙跳出了日军包围圈。
此次战役真正打出中国军队威风的，是第一战区孙蔚如第4集团军。该集团军奉命据守登封、密县北侧山地及汜水之间的守势地带。他们依山据势，与进攻的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死不后退，许多阵地几易其手，双方均伤亡惨重。激战中，第38、第96军牢牢“钉”在荥阳及密县以西的虎牢关至马驹岭高地，顽强阻击了日军的西进。虽然日军一再增调兵力，但防线始终未能突破。最后日军只好避开这道防线，从密县、登封绕道洛阳，被迫改变了直线进攻洛阳的进攻计划。
日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下了血本，启用了侵华以来一直没有动用的第3坦克师团，并在中国战场首次采用了“闪电战术”，将300余辆坦克集中使用，对中国军队发起了铺天盖地的集群式冲锋。在陆军航空兵的协同下，日军坦克在一马平川的豫中平原上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无论是汤恩伯集团还是蒋鼎文集团，均遭全面溃败，纷纷撤向豫西山区。
让第一战区防不胜防的是从“南路”抄后路进攻的日军。这路日军推进迅速最快，连续攻占了登封、禹县、襄城、临汝等诸多县城，于1944年5月5日逼近龙门，并与“东路”、“北路”进攻来的日军共同完成了对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洛阳的重围，兵临洛阳城下。
洛阳，是第一战区在河南的最后一个堡垒重镇，也是日军西进陕西的大门。为保卫洛阳，蒋介石亲下手令：要求守城官兵死守阵地，誓与洛阳共存亡，“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
第一战区调集了3个师坚守洛阳，第94师担任洛阳城防，第64师守卫洛阳西工区，第65师据守城北邙岭。战区还命令，第4集团军和从龙门回撤的刘堪兵团，从宜阳等地侧击日军。
1944年5月24日拂晓，日军在对洛阳守军劝降屡遭拒绝后发起了全线总攻。日军先以数十架飞机、百余门重炮狂轰滥炸，使防御工事遭到毁灭性破坏，随后以集群坦克和大批步兵发起一波又一波次的猛攻。守城部队面对强大的日军毫不畏惧，在战火中顶着枪林弹雨殊死奋战，寸土必争，很多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血流成河，异常惨烈。双方一直打到黄昏，日军第3坦克师团和第63师团终于从西北、东北突入洛阳城内。守军在城破之后，又与攻入城内的日军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满城都是敌我双方的肉搏战，一直战到中国军队几乎损失殆尽，残余部队才被迫突出城外。
1944年5月25日，洛阳陷落。
“豫中战役”历时近40天，中国军队死伤3.7万人，1.5万人被俘，连续丢失了包括郑州、许昌、洛阳在内的38座城镇，丢失了豫中、豫西和豫南的大片国土，除南阳等地仍由李宗仁第五战区控制以外，整个河南几乎全部陷入敌手。连冈村宁次都十分惊讶第一战区部队竟如此不堪一击，特别是汤恩伯，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顽强与机智，所属部队一触即溃，一败涂地，日军几乎没打什么硬仗。冈村宁次很不理解汤恩伯这位老谋深算的宿敌，此战为何败笔累累，全没了当年的智勇，他总算是报了“随枣会战”的一箭之仇。
实际上冈村宁次很难猜到汤恩伯失败的真正原因，也无法弄清汤恩伯与以往相比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其实，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失误并不是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汤恩伯在河南已彻底失去了人心，失去了千百万老百姓。没有了百姓的殊死支援，没有了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持，没有了部队官兵为民族正义而战的高昂士气和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精神，又怎能不打败仗！
自封为“中原王”的汤恩伯，已被河南广大民众深痛恶绝。他的部队不仅被称为“四大灾害”之一，而且河南民众甚至喊出了“宁愿日本鬼子烧杀，不愿汤恩伯部队驻扎”的呼声。汤恩伯在大灾中视灾民如草芥，视饿殍而不见，反而将大批军粮换金条、买房产、中饱私囊，又怎能不激起民愤？日军占领叶县之后，仅在汤恩伯的军需仓库中就发现了100万袋面粉，足够20万军队吃一年之久。这种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这种一心捞钱的军中败类，河南民众能和他们同心同德吗，能舍生忘死地支援帮助他们吗？
汤恩伯的部队溃败后，河南民众不仅不支援帮助他们，反而对逃亡的官兵围剿追杀，对过路的溃兵放冷枪射击，挥刀举棍砍打，群起而攻之。本来在国土抗战，汤恩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由于他失尽民心，彻底失去了地利、人和两大天然优势，加上指挥决策上的失误，又怎能不打败仗，怎能不一败涂地、一溃千里呢！
另外，蒋鼎文在败局面前惊慌失措和贪生怕死，也是导致战役大溃败的重要原因。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蒋鼎文在危机败局面前本应保持高度冷静，处变不惊，处危不乱，稳定军心，稳定大局，寻找良策化险为夷，但他却只顾逃命，自身先乱。当年诸葛亮在极度危险中，就出人意料地唱了一出巧妙的“空城计”。1938年“徐州会战”时，李宗仁在日军大敌压境下，也能巧妙地找到日军包围圈中的缝隙，组织60万大军成功地跳出了险地。实践证明，越是在危局败局面前，越能考验一个领导者的大智大勇，越能彰显指挥员的军事才能，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因势利导，方显英雄本色。
但此次战役失利后，数十万大军的撤退变成了大溃逃。蒋鼎文在日军远离洛阳时，就匆忙地将长官部一再后撤，根本顾不上精心筹划、指挥调度部队，顾不上进行有效的防御，挽回败局。汤恩伯的部队在后撤中更是仓惶失措，乱了建制，溃兵挤成一团，辎重抛撒满地，上下联络中断，根本谈不上对日军的防御抵抗。河南民众恨透了这些在百姓前如虎似狼，在日军面前胆小如鼠的部队，不断对溃兵发起围攻，对散勇追剿捕杀。第31集团军总部直属队，甚至被民众整建制缴械，连汤恩伯本人也险些成为村民的俘虏。汤恩伯在乘坐吉普车从叶县逃往洛阳时，在伊川被当地农民缴械，连车载电台也被抢走，汤恩伯最后和随从步行了4天才逃到洛阳。
失民心者失根本，无源之水必断流，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当然，蒋介石也压根儿没想到，1944年在日本日薄西山之时，竟然在中国战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一号作战”，没想到这场战役不仅延及河南全省，而且之后很快又延伸到了南方诸省，甚至波及了整个中国战场。
战略上的判断失误，必然导致战役层面的指挥失策，进而又关联到战场的胜负。令人惋惜的是，整个“豫中战役”就是在一系列失察、失误、失策之中，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失去了民心、军心和人心，最后导致中国军队以惨败告终！
卢氏县城人群熙攘，出现了少有的繁华。卢氏，地处河南西部边陲，与陕西洛南、丹凤、商南三县相接，横跨崤山、熊耳山、伏牛山三个山脉，地处陆路交通要塞，可通灵宝平地和洛阳河谷。赵国保此时的心情又悲又喜。悲的是，小小的山城卢氏，此时竟然成了河南全省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成为这个小县自明末“闯王”李自成雄踞之后，最热闹、最繁华的时期。
“豫中战役”惨败后，不仅第一战区长官部从洛阳转移到了卢氏，而且河南省政府也搬迁过来，省内诸多高等院校齐聚小城，现在这里成了河南的战时省府，成了中国的抗战前线。近一个时期，卢氏周边已陆续展开基础建设，修建了通往豫中的战备公路，并在筹建机场。看到战区与河南党政首脑被日寇驱逐到偏居一隅的豫陕边界小县城，赵国保感到揪心般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