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巨灾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上，河南籍参议员郭仲隗为灾民涕泣陈情，跪地请愿，触动了众多的与会议员，震惊了中外。连美国记者白修德也在《时代周刊》发表了反映河南大饥荒的文章，让全世界知道了河南的罕见灾情，知道了中原灾区饿殍遍野、人自相食的悲惨情景。在强大的舆论面前，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下令第一战区严防新闻记者捣乱，防止激发灾民闹事，同时也要求河南省政府尽力赈灾。而李培基是“无米的媳妇”，省政府早已财力枯竭，在救灾赈粮上实无能力。李培基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赈济灾区，最后决定，请求河南驻军缓征军粮，同时希望部队拿一些出库存的粮食救助灾民。李培基指望的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能积德行善，拨付些囤积的军粮救急赈灾，救救河南每天都在大批死亡的灾民。
李培基在办公室里思考着如何到汤恩伯的叶县驻地去，怎么与他交涉暂借军粮的事情。汤恩伯在大灾面前，仍然生活奢侈，下属庞大的部队军纪败坏，官兵扰民劫财，名声狼籍，对救灾赈民十分消极。
当李培基正在苦苦思索的时候，河南省政府马秘书长匆匆闯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对李培基说：
“李主席，有大量灾民在省政府门前请愿闹事，他们要求政府立即放粮赈灾，施粥救民。灾民群情激愤，看来是一次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极有可能是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带头的人，是尉氏师范学校老师周廷云。”
“周廷云？这个人我知道，是一个铁杆共产党员，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派遣来的。对这个人，我们要格外小心。你通知警察厅赶快布置警戒线，必要时向汤恩伯副司令长官求援，让他们派军队维持局面。另外，汤司令那边对借粮赈灾一事有答复吗？”
李培基当前最关心的是汤恩伯能否拨付军粮赈灾。他估计，这一次请愿，灾民不光会到省政府这里来，一定也到叶县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请愿。
“汤司令还是不同意借调军粮，听说这次灾民也到第3集团军总司令部请愿了，不知道他们怎么答复。我先去布置警戒，防止灾民闯进省府里来。”
马秘书长说完，把一份文件呈送到李培基桌前。
这是一份《灾情通报》。李培基从通报上看到，河南全省的灾情还在加重，外出逃荒的灾民急剧增加，逃荒的主要方向是西边的陕西省。
“马秘书长，你要继续向重庆国民政府发电，请求加大对陇海铁路西段运能的调配，对去陕西的灾民，要力争让他们全部免费乘座火车。目前河南赈灾粮食严重不足，我们只好加大对外移民速度，让灾民外出逃荒要饭了。”
“李主席，我马上按您的吩咐去办。真是您说的，现在‘移粟’做不到，只有‘移民’这一条路了。”马秘书说完扭头向外走去。
“等等，你去叫上警察厅长、民政厅长和财政厅长，我们一齐到门口去见见灾民。”
李培基从椅子上站起来，和马秘书长一起向外走去。
河南省受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请愿赈灾活动达到了高潮。这次由共产党组织发动起来的请愿活动，动员了数十万灾民参加，声势浩大，影响甚广，赢得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争取到了政府对黄泛区灾民的部分救济。虽然请愿活动没有彻底解决所有赈灾问题，但还是使一些濒死的灾民死里逃生。在周廷云老师的率领下，张江村众多村民都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李恒德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请愿活动虽然有了好的结果，但李恒德还是决定举家逃荒陕西。
面对河南的巨大灾情，国内外各界人士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国际联合慈善救济组织，先后给灾区运来了一批又一批粮食药品，在灾情严重的乡镇开设了粥场施粥。最让灾民难忘的是，国民革命军第38军拨出了7万斤军粮赈灾，官兵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捐给灾区。第38军赵寿山军长还变卖家产，从陕西购回20万斤杂粮和100吨小麦麸皮运给灾区，并收养了数百名无家可归的孤儿。新35师孔从洲师长，亲自给荥阳县灾民送去了所属部队节省下来的粮食，并帮助地方政府建立粥场。
尉氏县城也开设了几个粥场。李恒德在县城喝粥时看到，粥场内架起了6口大铁锅，每天用600斤小麦熬24锅粥。施粥的时候，灾民手持村里的介绍信到粥场领票，持票领粥，每天两顿，每人每餐可领稠麦糁粥一大勺。粥领回家后加上些拣来的野菜，可够全家食用。粥场的粮食，有国际慈善机构捐助的，有政府下拨的，还有一部分是驻军节省下来的。像新35师节省的粮食，是直接从师部军需仓库运到粥场。而让李恒德和众多灾民不了解的是，新35师这支部队，此时已被共产党控制，师长孔从洲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该师各团营已建立了秘密的共产党组织。
但是灾区中像新35师这样的好部队毕竟是少数，救济的灾民数量也实在有限，此次请愿活动换来的小规模赈灾，只能救急，不能救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政府调来的赈灾粮食越来越少，粥场熬的粥越来稀，后来难以为继。由于人多粥少，汤清米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每天只能喝到仅有十几粒米的稀粥，难以充填他们极度缺乏营养的肚子。在这种情况下，饿的死人又频频出现，乌云黑雾再次笼罩在灾民头上。
继续在张江村呆下去已经没有生路了。村里的人不仅早吃完了粮食，吃光了树皮、草根和陈糠，甚至连大雁粪和观音土也都吃尽了。不少家庭在卖完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后，开始卖儿卖女。张江村外的野地上，大群家狗已恢复狼性，瞪着血红的眼睛扒吃死人骨肉，一个个吃得膘肥肉厚。由于死人太多，后来连野狗都专门拣那些口嫩的年轻女性下嘴，有的尸体吃一半就抛在路边，有的则连人头上的肉也啃光吃净，只剩下一具白森森的骷髅。
1942年的严冬就要到来了，张江村面临着饥荒和严寒的双重威胁。李恒德感到，家乡这个穷窝是再也待不下去了，唯一的活路，就是举家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如果继续待在家乡，全家人只能饿死、冻死和病死，而外出逃荒，还有可能找出一条活路，在大灾之年，大家首先是要保命啊！
张江村全村几乎都在做逃荒的准备。陕西是抗战大后方，这些年没遭到大灾，只有先逃到那里去，找一口饭吃，有可能保个活命。但村里的人真的要走了，又格外地留恋家乡。穷家虽破，但毕竟是自己的家啊，毕竟是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不是到了万不得已，又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又有谁愿意走逃荒要饭这条不知生死的险路啊！
李恒德准备在寒冬到来之前出发。张江村的村民们已反复商量过，就到陕西黄龙山去逃荒。黄龙山虽然离尉氏一千多里地，但村里有人去过那儿，那里是个农垦区，有不少尉氏老乡已在那里开荒种地，听说能养家糊口。出发前，李恒德还专门和村民一起，到县城开了逃荒的“身份证”，这是一个盖有公章的长布条，把它绑在身上，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因为眼下省政府鼓励灾民外出求生。
李恒德就要出发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新难题。母亲李葛氏说啥也不愿走，不愿到陕西逃荒，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故土，宁愿一个人饿死在张江村。李恒德怎么做工作也说不通，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邻村的二姨刘葛氏找来，一同做母亲的工作。但母亲已经拿定了主意，任凭两个人说破了嘴，也不松口。李葛氏此时已饿得躺在床上难以翻身，但她仍挺起枯瘦的身子，有气无力地对他们说：
“俺只剩下这把老骨头了，说啥也走不了那一千多里路，俺不能死在路上，不能拖累了全家。外出是个死，在家也是个死，俺一个孤老婆子还是死在自己的故乡吧。”
李恒德流着眼泪对母亲说：“娘，要死咱全家人死在一起。爹已在上次的洪水中死去了，俺可再不能没有了娘呵。”
二姨刘葛氏也在旁边劝道：“姐，咱俩儿一起从兰考县嫁过来，多不容易，几十年都过去了，这一次也一定能挺过去。再说，你如有个三长两短，俺将来咋向葛家人交待啊，说啥也不能在逃荒中丢下你呀！恒德已经准备好了独轮车，一路上会推着你走，你不走，全家人又咋能放下心呢，秀兰、仙兰和玉兰她们又咋能离得开奶奶呢？”
二姨自小和姐姐一起长大，先后从兰考徐公庄嫁到尉氏，姐妹情深，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李葛氏背过头去，脸上已是热泪横流。她知道，这次逃荒不比了上一次。上次逃洪水，是回兰考娘家徐公庄，不到200里路，这一次是到陕西黄龙山，有一千多里路程。一路上要走几个月时间，路途遥远，缺吃少穿，饥寒交迫。自己年迈无力，和全家人一道走，不是饿死，就是冻死。最关键的是，自己的患病的身体已经走不动路了，路上还要儿子媳妇照顾，成为全家的累赘。所以，李葛氏抱定了留在家乡、死在故土的决心。
一连几天，无论李恒德和二姨怎么劝说，还是没劝动母亲，李葛氏反而一再劝他们赶快走。
李恒德进退两难。他不能撇下母亲李葛氏一个人留在家乡，不能让母亲活活饿死、冻死。但是，眼看着张江村的乡亲们走了一拨又一拨，他心里十分焦急。
一天早上，李恒德正在自家院里修理独轮车，妻子李徐氏忽然大哭着从房内跑了出来：
“恒德，快到屋里来，咱娘她……”
李恒德快步跑到屋里一看，顿时惊呆了——
母亲李葛氏上吊了！不知她是怎样拖着病弱的身子，把粗大的麻绳绳子绑到屋顶的大梁上，也不知道她是怀着多么强烈的悲痛，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李恒德十分明白，母亲是为全家人着想，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为全家人丢下包袱尽快上路，才毅然献出了自已的生命。
李恒德太恨自己无能了，太后悔不该那样死命地劝说母亲跟他们外出逃荒了，真的不该让母亲承受那么沉重的压力，被迫采取了这样的下策。如果早知道这样，家里人还外出逃什么荒啊，宁可全家人死在一起啊！
在巨大的悲愤之中，李恒德埋葬了母亲李葛氏。此时，张江村的乡亲已经逃荒走了一大半，李恒德只好带着全家老小，和其他村民结伴，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前往陕西黄龙山的路程，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千里逃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