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是兴起于20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而发动的保护路权的革命运动。近代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筑路权的获得使帝国主义一方面可以随铁路的延伸，将他们的侵略魔爪也伸到我国各地；另一方面还享有铁路沿线两侧三十华里的矿山开采权，把我国丰富的宝藏掠夺走。于是各帝国主义纷纷与清朝签约，通过筑路权的获得，在中国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此时清政府采取的却是媚外卖国的政策。1911年1月大买办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向清政府提出把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兴办的方式把路权拱手交给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人民的革命思潮在不断发展，爱国主义运动持续高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以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并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川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清政府非常害怕。于是一方面命四川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同时从湖北火速调兵前往。就在鄂军西调不久，在湖北的武昌，革命党经过多年努力已建立较雄厚的革命基础。于是利用湖北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机会，在武昌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武昌起义后，湖北宣布独立，成立湖北军政府。陕西、湖南先后响应。随后很多省纷纷起义宣告独立。11月3日沈钧儒到巡抚院劝说增韫赞助独立，增韫不同意。4日浙江省新军起义，5起义成功，通电全国宣布浙江省独立。立宪派和革命派共同推举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为都督、为尽快控制浙江的局势，沈钧儒等电促汤寿潜尽快上任。沈钧儒被任命为临时警察局长，任职后沈钧儒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中。在浙江光复的最初几天里，一些死命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表面老实，在暗地加紧活动，私藏枪支，伺机向革命反扑。其中首要分子是原清军旗营协统贵林和他的儿子。在浙军抓获贵林父子后，沈钧儒作为警察局长及时对二人进行审讯，并根据他们的罪行判处死刑。这一行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的复辟势力，大长革命志气，人心大快，浙江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在沈钧儒任局长期间、还有一个叫梅藤根的英国人，他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他想在杭州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占一块工地作为英国侨民的居住地。此人为达到圈地的目的，特意请沈钧儒到他家作客，对沈大献殷勤，准备了丰盛饭菜茶点款待，还说了许多奉承恭维的话。为表示关系密切还请沈钧儒听他女儿弹钢琴，总之想尽办法拉拢沈钧儒。然而这一切全是徒劳的。沈钧儒不为所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湖圈地就如同在杭州又开一块租界地，中国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派警察在这一带严加巡视以防他人非法占入。从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不受侵犯。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政权最终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这一切没有动摇沈钧儒继续革命的决心。1912年浙江省成立临时省议会，他任议员，并任省教育司司长。这年的5月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参加同盟会是沈钧儒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的一个转折点，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进步。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在民国初建、国内要求民主政治的气氛还很强烈时，袁世凯还不敢公开反对民主政治。于是他玩弄两面手段，表面上装模作样地要：“竭尽全力，发扬共和之精神”，而在暗中加紧实行他的独裁统治。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独裁统治，向参议院提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这一约法根本无法保护共和制度和限制袁世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希望以议会中的多数来组织“责任内阁”实现“政党政治”，从而杜绝专制和独裁的出现。于是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建立国民党。为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开始奔走各地，积极进行竞选活动。然而这对于一心要建立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就在宋教仁的竞选活动获得成功时，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结果被镇压了。袁世凯为达到独裁的目的，又极力用“民主”“宪政”来粉饰自己。他纠集一些拥护者，着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所谓宪法。中国的民主、宪政遭到践踏。为了维护真正的宪政，沈钧儒和国民党的部分温和派及进步党人士于1912年10月组织民宪党，宗旨是：“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并表示：不屈身于金钱权势，为祖国赤胆忠心，竭尽全力维护国家民主政治实行。袁世凯对限制他专权的组织是不允许存在的。他想尽办法，用尽手段，使民宪党最终被解散了。
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梦想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列强也希望袁世凯成为他们统治中华的工具，以此扩大他们在华的利益，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称帝为条件，乘机大捞好处。1915年5月9日袁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得到列强首肯，袁世凯加紧复辞帝制的活动。12月31日袁下令改明年为“中国民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正式登基做皇帝。袁世凯的卖国复辟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早在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专制，黄兴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沈钧儒在上海参加了这一组织。当袁称帝时，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举起了护国旗帜，蔡锷、康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积极响应宣布独立，并成立护国军。此时沈钧儒与国护军取得联系，协助护国军采取一致行动。1916年4月12日浙江脱离袁宣告独立，成立都督府，沈钧儒在政府里任机要秘书，参与了当时一系列军政方针的制定。
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停止，袁世凯也由于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然而掌握北京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泛倡导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国民党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在后来的国会议员会上，沈钧儒由候补议员递补为议员。此时沈钧儒正在上海为母亲服丧，在接到参议院公函时，立即打点行装赶赴广州，积极参加到护法运动中去。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为反对北洋军阀势力而奔走，不怕辛苦到福建鼓浪屿、漳州等地组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立场鲜明地表示不向军阀政府乞求和平，更不可牺牲护法原则。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一战”战胜国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北洋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然而这些正当的要求，却被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无理地加以拒绝，腐败的北洋军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愤怒，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同时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由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竖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沈钧儒虽远在南京，但是新思想，新道德影响着他拿起笔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21年写的长篇文章《家庭新论》，在文章中，沈钧儒对中国家长制的封建家庭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家庭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从民族长远的利益考虑，每一个家庭要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因为他们是“国内唯一有希望者”，影响着国家和人类的未来，而家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又是至关重大的。为使儿童得到更完满的教育，沈钧儒呼吁全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承担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来。在文章中，他还就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改变妇女的从属和不平等的地位。沈钧儒的这本书曾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1927年商务印书馆又再版了此书。
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的旧部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分为奉、皖、直系军阀，各派军阀为争夺权利，不断地进行战争，人民群众饱受战争之苦。1922年爆发了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和冯国璋打败了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此时的直系为笼络人心，愚弄舆论而恢复了国会并将国会从天津迁到北京。沈钧儒被参议院任命为秘书长。一贯主张法治强调民主思想的沈钧儒随即到北京就职，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制宪的工作中，然而沈钧儒得到的却是直系军阀对法律的践踏和对民主的丢弃。
1923年6月曹锟为达到当总统的目的就伙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用高价收买国会议员；凡出席总统预选会者给100元，选曹锟为总统每票高达500元，为了达到拉拢沈钧儒的目的，他们特别用1000元来收买。对于曹锟，吴景濂的丑行沈钧儒深恶痛绝，他愤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上海与其他抵制贿选的国会议员100多人联名发表宣言，揭露曹锟的行为，表明自己为民主共和而战的立场和态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时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经历屡次革命起义失败后正处在绝望地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先生带来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定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正式实行国共合作。1926年国共合作下的广东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北洋军阀日暮途穷。沈钧儒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这年九月他到上海，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行动与浙江的进步人士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用三省自治的办法反对盘踞在此地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沈钧儒的联合会工作得到三省人民支持，也招致军阀的恐惧和不安。首先对自治运动发起者进行攻击和恫吓，开列逮捕镇压黑名单。沈钧儒几次被列为攻击逮捕对象，但他毫不畏惧。12月北伐军攻占浙江，并成立临时政府，沈钧儒被任命为秘书长。他细致周密地工作，把政府的日常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浙江临时政府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机构，有共产党员宣中华、潘枫涂参加，在与他们的共同工作中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
1927年春，北伐军一路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高涨，这使国内外反动阶级大为恐慌，阴谋破坏革命，他们在革命阵营内寻找新的代理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蒋介石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于4月12日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曾与沈钧儒亲密合作过的共产党员宣中华等人惨遭杀害。两天后沈钧儒也被捕，囚禁在省政府内。国民党浙江临时政府会议主席张静江以沈钧儒靠拢共产党思想左倾为由要求将其处死，此事引起各界的关注。蒋介石幼年老师庄崧甫，专程到南京见蒋介石说：沈乃浙江名流，有很大影响，如杀害他，将何以见故乡父老。此时蒋介石也考虑到自己刚站住脚，不易树敌过多，后电令浙江省当局释放沈钧儒等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然而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沈钧儒出狱后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此时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时刻在鼓舞教育他。他任教务长时，正是国民党反共高潮，然而他允许进步教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劳动法，并开设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课。学校学生中有不少进步学生，教职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沈钧儒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白色恐怖下，经常有人被捕，那时有两位学生刘著兰、余敢和教授李剑华被警察机关逮捕，沈钧儒知道后，立即挺身而出，赶到被关押地方，面对敌人，利用他的身份和做律师的口才据理力争，终于将师生保释出来，对已经毕业的学生他同样关心备至。法学院校内有党的秘密组织，党支书朱剑农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工作，不幸被捕，沈钧儒想尽办法进行营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沈钧儒多次冒着危险到监狱看望他。在与共产党人接触时，他对党的了解逐步加深，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共产党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