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回到北京不久，老朋友章士钊来看他。章士钊也是刚刚接受新上任的蔡元培校长之聘，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院教授兼校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为国惜才，决然举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接替自己的工作。蔡校长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改革气魄和新思想的人，一贯求贤若渴，就欣然地照准章士钊的推荐。1918年1月，年仅29岁的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就任。
在李大钊前进道路上，章士钊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最大。章士钊是最早与黄兴一起进行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之一，是1903年拒俄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本世纪初反清革命的重要宣传家。他曾留学美国学习法律与逻辑，造诣颇深。辛亥革命后从美国归来，曾主持上海的《民立报》，后又自办《独立周报》，积极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办东京《甲寅》杂志，这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在言论界除梁启超外，章应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李大钊远在北洋法政学校上学期间，即倾慕章士钊的文章与为人，视为精神上的师友。到东京后，因向《甲寅》投稿被章约见，一见如故，相交甚深。其后，虽所走道路不同，但个人友情却终身不渝。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文化气氛的结果。按李大钊学历来说，他在日本留学仅仅两年，与北大用人传统及所任职务，是并不相合的。从政治上看，李大钊刚刚从南方护法反段的战线上归来，他那攻击段祺瑞毁法叛国的文字，墨迹尚未干。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妨碍蔡元培校长对这位真正人才的重用。从章士钊说，他在北京大学以教授又兼图书馆主任，当然更能提高声望，纯属有益无害；但是，他却一定要把主任之职让给他的友人李大钊。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对于这一件事，章士钊从来不说“推荐”，而只说向蔡校长“动议”。这样做的理由，只说自己“萦怀于政治”，不能充分利用图书馆主任这一条件来做学问，由守常担任更能发挥其作用。其实，由于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深刻了解，他是能够预想到这一件事的深远意义的。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李大钊从此成为现代新思潮和现代革命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并就任图书馆主任，是他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无论对他个人还是中国革命，都发生很重要的影响。
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一批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结合在一起。
李大钊在以前也一直关心与支持新文化运动，但由于所处的工作环境与具体条件不同，他还不能全身心地与这场运动结合起来。他当时周围相与共事的一些人物，都还不是站在新思潮前面的人物。如果永远与那些人在一起，那是绝对不能成大气候的。而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主持后，聘请了陈独秀、胡适等第一流新人物，使北大真正成为新思潮的中心，民众的心脏。李大钊投入这个中心，无异于入海的蛟龙。
第二，他由此有了研究国外学术、思相、文化的最优越条件。
爱国救国从来都有不同的思想层次。李大钊的爱国救国思想从一开始就和追求真理与研究国外的新思潮、新文化、新学理联系在一起的。从理论上回答中国的命运和道路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在中国两大政治势力即革命派与改良派都曾影响过李大钊，但是，李大钊通过实践与研究，实际上对它们这两者都很不满足。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支持孙中山反段护法斗争达4个月之久，最后，他不但不像一些友人那样南下广州，反而毅然北上，就是他对孙中山那一套理论主张不满足的具体证明。
第三，他由此可以和他一向所热爱、所最寄予希望的青年们结合在一起。
由于李大钊所抱理想的特点、性质和反复的历史教训，他只能把彻底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虽然反复说明，不应排斥老年当中也具有青年特点的人，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理论和主张，只能首先靠青年人来响应和支持。而北京大学又是全国最为汇集青年英才的地方。
第四，他由此有了较安定、较良好的生活条件。
李大钊回国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就使他很难专心致志与得心应手地进行研究与写作。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每月工资为180元。这种收入，虽然在教授中是低的，但按当时较好生活水准计算，也能养活四、五十口人。从1920年3月起，李大钊又被聘为教授。他有了较好的生活条件，从而不致常为生计所困扰。而且，他还有条件用节省下来的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和帮助一些困难的学生和战友。
1918年7月1日，即李大钊到北大仅半年后，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该文一开始就说，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该说一般人都没有直接考察和作实际的了解。由于当时流行革命与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反动宣传，致使一般人都发生疑虑。李大钊当时自然也未能对俄直接考察，但反动歪曲宣传骗愚人庸人易，骗学者、思想家就很难。李大钊以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反应与其后的历史影响为参照，一下子看清了俄国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
李大钊首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大革命与大变动，这一点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和态度的分水岭。李大钊认为，通过历史的考察，“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在过去，法兰西大革命的时候，“何尝不起东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而且，这场革命还影响了全世界的文明。李大钊坚信，俄国这场革命，诚与法国大革命一样，同为影响世界未来文明的绝大变动。李大钊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就使他能够冲破当时反动宣传的迷雾而获得先见之明。
李大钊指出，法国大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之上之革命”，而俄国革命则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前者“为爱国的精神”，后者“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李大钊认为，对俄国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李大钊从这时起就要求中国人“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人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最早的理性反响。
李大钊率先响应十月革命，是中国思想文化战线方向转变的最早先兆。在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中，更多地效法美国。在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更多地崇尚法兰西，而胡适则崇尚美国，只有李大钊首先把目光投向俄国。这也是中国愿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起点。
李大钊既然表示中国应“适应”由俄国革命而起点的世界潮流，他就必然要对它继续进行研究。4个多月以后，李大钊终于又拿出了新成果。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败德国而结束。在大战中，中国是对德宣战国之一，因而也成为战胜国。段祺瑞军阀政府趁机耀武扬威，放假庆祝三天。北京城内，“旌旗满街，电影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在演讲中和文章中，好多人都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从而庆祝“公理的胜利”。到底是不是“公理胜利”？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北大组织的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强调，这次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而不是哪一国的政府或哪一国武力的胜利，这回胜利的，“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对于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改造新纪元的开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该文进一步强调这场革命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是宗主马克思主义的，它具有无比的威力。在这种革命面前，“历史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家咧——凡可以障碍这新运动的进程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兴奋地高呼：“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这样的文章，对于黑沉沉的中国大地来说，真正是闪电和雷鸣！
李大钊为迎接新思潮继续进行研究，又过了五个多月，一篇划时代的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终于发表了，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该期由李大钊主编，成为一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为了迎接新潮流，李大钊设法为图书馆大量购进外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新书，并组织有共同志趣的人进行研究。在“五四”之前，李大钊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学会，为了躲过警察当局，李大钊特地不用马克思的名字，而用马尔克斯。这样，警方以为这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帮助下，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参加，又秘密组织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扩大影响，1921年11月又公开活动，以19人的名义，发表启事，征集会员，除北大的学生报名外，还有外校的。在蔡元培校长支持下，学校拨出两间房子，给研究会使用。李大钊与会员商议，将这里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亢慕义斋”从此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该会自己集资买的图书，都盖上“亢慕义斋藏书”的印记。这些书，现在还保存在北大。李大钊多次到研究会讲演，回答大家研究中的问题。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参加人数达300人左右，其中工人约有20%，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会员。这些会员，成为以后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北洋军阀政府视共产主义学说为洪水猛兽，污蔑、摧残和禁止，但以李大钊为旗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这股时代新潮流，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滚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