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庆幸和自豪的是，在祖国最困难的年代，我全力参加了我国英勇武装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并和它一起饱尝了挫折的心伤和胜利的喜悦。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苏联元帅，两次苏联英雄。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军大本营的重要成员，是斯大林极倚重的重要将领。
华西列夫斯基1936年入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调总参谋部任职，在著名军事家沙波什尼科夫手下工作。1942年任总参谋长，主持重大战役的计划拟订，并亲临卫国战争的各个战场，解决极端复杂的问题，他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负责组织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协同作战。1944年以最高统帅部的身份组织白俄罗斯进攻战役。1945年，被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率百万大军进攻部署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精锐的关东军，不到一个月就彻底消灭日军，最终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里的丽篇文章选自他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回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和总参谋部的工作。另一篇回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粉碎德国精锐部队曼斯坦因元帅的援军的经过。
总参谋部与沙波什尼科夫
自1940年4月中旬起，我参与了总参谋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拟订击退可能的入侵的计划。
说句公道话，主要的任务到这时是已经都完成了。在最近几年间，制订计划的准备工作一直是由B．M．沙波什尼科夫直接领导的，这时总参也完成了计划编制工作，并准备送呈党中央委员会审批。B．M．沙波什尼科夫给我们确定了起草报告的要点。我、H．瓦图京和D．K．马兰金负责起草报告。
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瓦图京少将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一位著名统帅，当时已经在工农红军领导人中享有盛名了。他在红军里服役的20年间，历任许多指挥职务和参谋职务，特别是在基辅特别军区（他是参谋长）和解放乌克兰西部时期（他是乌克兰方面军领导人之一），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H．瓦图京在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毕业于波尔塔瓦步兵学校、基辅高等联合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
格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少将原先在基辅特别军区司令部时是H瓦图京的副手，也有着丰富的经验。1940年他们来到总参谋部。r．瓦图京任作战部长，D．K．马兰金任副部长。后来，瓦图京升任第一副总长，马兰金则当了作战部长。
我们工作得非常融合，也很紧张。在那几个月里，我们满脑子都是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中，认定希特勒德国是最可能的和最主要的敌人，也料到意大利可能站在德国一边，然而它——如计划中所指出的一多半会把军事行动局限于巴尔干地区，而对我国边境仅造成间接的威胁。看来，站在德国一边的可能有芬兰（在法国被打败和英军在敦刻尔克瓦解之后，它的领导人倒向了柏林）、罗马尼亚（从1939年起就成了典型的德国的“原料附庸”，翌年夏干脆放弃中立，投靠法西斯联盟）和匈牙利（当时已经是“反共产国际条约”参加国）。B．M．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军事冲突可能会局限于苏联西部边境。针对这种情况，作战计划规定将我主力集结于这个地区。他不排除日本进攻我国远东的可能，建议在那儿集中足以保证我们地位稳定的力量。至于敌人的可能主要突击方向，B．M．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德军的主力将从桑河河口向北展开，这对德国来说是最有利的，因而也是最可能的。在计划中相应地建议我军主力在由波罗的海沿岸至波列西耶一带，即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地段展开。按照计划，要保证南部方向的安全，同样也需要两个方面军，不过其兵员和兵器的数量都少一些。总的规定，德国在我西部边界从兵力的开始集结到展开需要10至15天时间。关于战争开始的日期，在报告中只字未提。这就是计划的梗概。
1940年9月红军的这个战略展开的方案和计划，在党中央政治局一些委员在场的情况下，直接向斯大林作了报告。国防人民委员c．K．铁木辛哥、总参谋长K．A．麦列茨科夫和第一副总长H．瓦图京代表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这份计划。我和A．阿尼索夫将军把计划送到克里姆林宫去，在审查计划的几个钟头的时间里，我们呆在斯大林的秘书处的房间里。在叙述以后的情况之前，顺便提一下在向党中央提出这份至为重要的作战文件时，为什么该文件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及其基本思想的提出者却没有参加。事情是这样的：1940年8月，K．A．麦列茨科夫将军接替B．M．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在B.M。沙波什尼科夫工作调动之前，我从他的口里知道了此事。他说，斯大林为此事特地邀请他前去，非常亲切地并且对他很尊重地同他进行了谈话。斯大林说，苏芬武装冲突以后，我们调动了伏罗希洛夫的工作，任命铁木辛哥为人民委员。关于芬兰问题，你是对的：局势的发展恰如你所料。而这一点只有我们知道。然而大家都明白，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是共同工作、一起领导武装力量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国际舆论，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国际舆论是尤为重要的。如果我们仅仅调动一个人民委员，那人们就会误解我们。此外，全世界应当知道，同芬兰冲突的教训正在全面地加以汲取。这对于在我们的敌人中间造成应有的印象以及使帝国主义者热昏的头脑冷静一下是颇为重要的。领导人员的正式的调动，恰恰是为了这个目的。
斯大林问：“你有什么意见？”
一向非常守纪律的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他准备到派他去的任何岗位上去工作。不久，他被派去领导建造防御工事，他成了副国防人民委员，领导总军事工程部和筑垒地域建设部的工作。
B．M．沙波什尼科夫调动的原因，对于我们，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我毫不隐瞒地说，对这件事我们是甚为惋惜的。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由于同沙波什尼科夫一道工作并且在日常工作中向他学习，我们获得了多么珍贵的知识（特别是在作战艺术方面），获得了多么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
我再补充一点，他一面研究军事理论，一面孜孜不倦地竭力把最新的军事科学成就推广到广大指挥人员中间去。作为总参谋长，他定期地给指挥人员进修班作报告，他总是善于通过对军队演习、训练的讲评，随时运用具体例子，向高级指挥人员讲授司令部勤务的理论，提高部队的指挥水平。
B，M．沙波什尼科夫具备在总参谋部工作的一切必要素养：深湛的军事知识，博学多识，酷爱本职工作以及高度的责任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大量的作战方面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在三个军区指挥部队的实践，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对他的高度信任，使B．M．沙波什尼科夫把总参谋部变成了领导制订军事计划，领导红军战斗训练和战役训练的真正中心。他的以身作则影响了下属人员。沉着，谦恭，待人接物的态度，高度的纪律性和凡事身体力行一一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培养起了自尊感、责任感和准确性，养成了高尚的情操。我要强调指出，B．M．沙波什尼科夫是职责的化身。他把圆满地、主动而及时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巩固国家防御能力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头等义务和总参谋部所以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
同B．M．沙波什尼科夫一道工作本身就是一所经常可以学习到宝贵知识的学校。老实说，斯大林经常在分析某个问题时提到我时说：
“喏，让我们听听沙波什尼科夫的人的意见！”这时，我总是充满了自豪感的。
斯大林偶而注意到我个人，我是把这一点归功于沙波什尼科夫的。借此机会我想提一提下面的一件事。
1940年春天，一次开得相当冗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斯大林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下面一层的住所进餐。会上，就总参谋长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作战的相当紧迫的决定。B．M．沙波什尼科夫指示我立刻返回总参，从那儿发出所有与这些决定有关的命令。我回到总参45分钟之后，A．H．波斯克列贝舍夫就给我来电话，说是克里姆林宫里都在等我吃饭。我很快办完了事，几分钟之后就坐在餐桌旁沙波什尼科夫的身边了。在祝酒中间，斯大林竟提议为我的健康干一杯，跟着又向我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神学校毕业后为什么“不去当神父”？我一时感到有些困窘，然后回答说，无论我还是我父亲都没有这种愿望，他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当神父的。听了我的回答，斯大林微微一笑，说道：“是啊，是啊。您没有这样的愿望。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和米高扬想去当神父，却不知为什么人家不收留我们。其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明白。”
谈话至此并未结束。
“请您说说，”他继续说。“您和您的兄弟们为什么在经济上一点儿都不帮助父亲一下呢？我多少知道一点，您的一个兄弟是医生，另一个是农学家，第三个是指挥官，飞行员，而且收入相当丰厚。如果老人不是现在，而是很早以前就离开教会的话，我想您们都会帮助双亲的。他之所以需要教会，也不过是为了生活嘛。”
我回答说，自1926年起我就同双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如果我不这样做，那末显然，我不但不能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而且未必能够参加工农红军，更谈不到在总参谋部服务了。我举出了下面的事实为证。
几周以前，我多年以来头一次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在我至今填写的所有履历表中，都说我同双亲没有联系。）我立刻将信的事报告了我的党组织的书记，他要我在同双亲的过往关系方面保持过去的做法。
这件事使斯大林和就餐的政治局委员们不胜惊异。斯大林说，我应当立刻与双亲建立联系，在经济上经常给他们一些帮助，并将这样做已被准许的情况告诉总参的党组织。
必须说一下，过了若于年，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又问起我的两个老人，询问他们住在哪里，日子过得怎样。我回答说，母亲已经过世了，八十岁的父亲住在基涅什马大女儿那儿，她以前是个女教师，伟大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那您为什么不把您父亲，或者连同您姐姐一起接到您这儿来呢？他们在这儿总不会更坏些吧。”——斯大林劝说道。
我想，如果不是沙波什尼科夫的话，斯大林对我的亲属的这种深情厚谊恐怕是无从谈起的……
（柯雄译）
粉碎曼斯坦因集团
12月23日，曼施泰因集团离被合围的保卢斯军队虽然总共只有35—40公里，但是，它却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第51集团军同近卫第2集团军一部，在T．T．赫柳金少将的空军第8集团军出色的空中支援下，使敌人停了下来，从而赢得了P．只．马利诺夫斯基中将的近卫第2集团军最终展开所必不可少的时间。希特勒统帅部援救保卢斯部队的计划破产了。出现了我军在这里转入进攻的有利条件。这项责任更为重大的任务——目的在于彻底粉碎曼施泰因集团——主要还是交由近卫第2集团军去完成。这时，在左翼，第51集团军和近卫机械化第3军和坦克第13军已准备好进攻，在右翼，突击第5集团军也准备好了进攻。由于同麇集在梅什科瓦河岸上的敌人发生了激战，所以进攻不得不从12月22日推迟到24日开始。还不得不用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派来的机械化第6军来补充加强近卫第2集团军。突击第5集团军的坦克第7军也拨归了近卫第2集团军；原想使用的近卫机械化第3军于12月22日撤出，以便及时补足坦克，此后，这个机械化军在战役的头几天就用去加强第51集团军了。
在整个战役准备期间，我一直在上察里津斯科耶近卫第2集团军的指挥所。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司令密切地注视着情况，常常下部队。我们分析了各种事件以后认为，一俟敌人的猛烈袭击被打退，集团军的各近卫步兵军应立即按照大本营批准的计划，从沙巴林斯基——格罗莫斯拉夫卡——卡普金斯基地区实施突击，并会同右翼的第51集团军一起粉碎敌人在梅什科瓦河和阿克赛河之间的主力。由集团军右翼的近卫步兵第1军和坦克第7军担任主攻。近卫第2军和机械化第6军应不迟于12月24日傍晚进入阿克赛——佩列格鲁兹内地域，以便向由罗马尼亚军队掩护较差的德军坦克第57军的翼侧实施突击，然后向西南方向扩大战果，切断敌人的退路。
我们的这一切设想和意图都及时报告了大本营。这些并未对大本营在12月19日批准的战役意图和把近卫第2集团军投入粉碎曼施泰因部队的交战的计划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正，更不要说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了。我们的上述设想和意图也只不过是要加强从东面对敌人翼侧的包围突击，前出到敌人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的交通线而已。
在曼施泰因的部队被阻后，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转入了进攻。现在，有时有人说，进攻是在曼施泰因部队本来就想从梅什科瓦河退却，越过阿克赛河再进而向南退却时进行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持另外的看法。我之所以持另外一种看法，首先是因为近卫第2集团军在12月24日和25日两天里在梅什科瓦河和阿克赛河之间正被迫同敌坦克第23师和第17师进行极其紧张的战斗。所以，根本不是敌人要“退却”越过阿克赛河再进而撤向科捷利尼科沃，而是被迫转入坚决的防御，即由于遭受巨大伤亡和坦克第57军翼侧的暴露使得敌人在下奇尔方向的情况复杂化而不得不进行的防御。我们在曼施泰因本人写的《失去的胜利》一书中读到的这样一段回忆是不无意义的：“因而，现在主动权一转入敌人手里，顿河以东的正面也就快完了。12月25日，力量不断增强的敌人，攻击梅什科瓦河的坦克第57军，迫使它退到阿克赛河。近几天来已经看得清楚，敌人翼图从东、西两面包围该军的翼侧……现在，敌人由于拥有超过我们几倍的兵力，在最近几天内正迫使坦克第4集团军再向后撤，一直退回到它在12月12日由那里发起进攻的科捷利尼科沃……12月12日开始的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遭到了失败，起码是暂时遭到了失败。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是否还有任何希望再作一次尝试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如今可以彻底研究‘B’集团军群正面整个事态进程的情况下，看来只能是否定的，但是当时不可能预料到，在1月份意大利集团军惨败之后，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竟会遭到更为严重的惨败。在那些日子里，‘顿河’集团军群长官不认为自己有权完全放弃援救第6集团军的希望，尽管这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
于是，12月24日，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转入坚决的进攻，迫使敌人退到科捷利尼科沃，并从北面和东北面发展突击。在这一方向上的战役纵深上，作战最成功的是坦克第7军，再就是机械化第6军。第51集团军的坦克第13军和近卫机械化第3军，12月27日从萨多沃耶和乌曼采沃转入进攻，在突破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后，从南面以深远包围威胁着科捷利尼科沃集团。这时就开始了直接争夺科捷利尼科沃的战斗。敌人加固了该市的防御。但是，12月29日清晨，坦克第7军经过顽强的巷战终于把敌人从该市和火车站完全赶出去了。
德国法西斯军队残部边抵抗，边经由卡尔梅克草原和顿河一带向西和西南退却。由于斯大林袼勒方面军12月24日至31日的进攻，彻底粉碎了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敌坦克第4集团军的坦克第57军伤亡惨重并被击退了150公里。
稍稍谈一下曾在打退曼施的进攻和粉碎他的部队上起过极其重要作用的顿河中游的战斗。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在这里的进攻是12月16日开始的。主要突击是由第6集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在他们的接合部进行的。西南方面军近卫第3集团军实施了相向突击。当前的目标是粉碎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霍利特”战役集群。此后，由于几个快速军（向塔增斯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发起了新的向心突击，近卫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3集团军行将前出到原定参与援救被合围的保卢斯集团的法西斯军队的后方。在战役的第五天，意大利人的整个战线都被突破了。敌军的指挥很快就被打乱了。敌人开始仓皇退却，溃不成军。我们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大胆地深深锲入敌人后‘方，在行进间消灭敌人后撤的军队。
c．A．克拉索夫斯基中将的空军第17集团军和K．H.斯米尔诺夫少将的空军第2集团军给地面部队提供了有效的援助。在快速部队中应当特别提到B．M．巴丹诺夫少将的坦克第24军，他是我们当中第一个荣获二级苏沃罗夫勋章的人。这个军虽然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但在12月24日出敌不意地发起冲击并夺占了塔增斯卡亚车站，缴获大批战利品。西南方面军进攻的顺利发展迫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把原来预定要在托尔莫辛地域建立突击集团以便发起第二次解围突击的全部军队都调来抵挡他们。为了消除“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威胁，甚至把正在调动中的，原来预定要从下奇尔方向加强对斯大林格勒的突击的4个坦克师和4个步兵师，也都派往米列罗沃、塔增斯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地域。希特勒匪军在塔增斯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以北建立了防御。我坦克第24军同其他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有四天处在合围之中孤军作战。该军在得到退出的许可后，冲破了敌人的战斗队形，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敌人在托尔莫辛地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从而对我近卫第2集团军突击集团右翼造成了威胁。我在同最高统帅通话时建议，把突击第5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3军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调归西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在把坦克第23军编入坦克第5集团军后，就用该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的兵力，来消灭苏罗维基诺以南的敌人，将正面拉直，把敌军从奇尔河赶向罗索什河。12月26日，大本营批准了实施这些行动。这次作战决定由已经担任西南方面军副司令的M．M：波波夫中将来指挥，B．茨维塔耶夫中将被、任命为突击第5集团军司令。托尔莫辛的复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派遣近卫机械化第2军、近卫步兵第33师和步兵第387师的力量，至迟于12月29日渡过顿河，对托尔莫辛发起突击。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把指挥这些部队的责任委交给了副司令只克列伊泽尔中将。
12月29日清晨，我得到坦克第7军已把科捷利尼科沃的敌人完全肃清的报告后，便立即前往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以帮助那里的部队完成托尔莫辛方向的任务。克列伊泽尔和近卫机械化第2军军长K．B．斯维里多夫已经在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了。他们正在指挥该军渡过顿河，近卫第33师在夺占河西岸的登陆场后，正在为渡河提供保障。两天以后，这些兵团在突击第5集团军的协同下，从东北发起进攻，攻占了托尔莫辛及其毗邻地域。
除夕夜，B．斯大林委托我向坦克第7军转达最高统帅的嘉奖，表彰战绩彪炳，并祝贺对敌人的重大胜利。这一委托是令人愉快的，我欣然完成了这一委托，向该军首长祝贺了新年。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星斗满天，皎洁的月光倾泻在冰封的草原上。在科捷利尼科沃黝黑的房屋里，时时闪现自卷纸烟和打火机的点点火光。远处还不时传来冲锋枪瑟缩的稀疏枪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祖国冬天的空气。胜利使人心情欢畅喜悦，从里海那边吹来的风，尽管吹得人的面颊火辣辣的，却似乎送来了我们即将取得巨大胜利的信息。我想起了1942年元旦的夜晚。那时，我们在莫斯科城下取得了对敌人的第一个胜利。
（柯雄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