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男人常常把圣母玛利亚和自己的母亲当作理想的女性，妻子则往往被视为性伙伴。丈夫忠实厚道是弱点。情妇允许男人在遭到背叛之前征服别的女人。妻子对丈夫不满就会把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儿子把自己的母亲视为理想的女性，可一旦结婚就会照着父亲的样子去做。
女人同男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与同性在一起度过。社交场合，女人要么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要么同其他女人在一起。墨西哥的女人很少长时间同其他男人在一起。职业女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女人的传统角色是母亲和家庭主妇，突破这个角色非常不容易。不过，女人仍是家庭的中心，在一个私生子、破裂的家庭、不负责任的父亲比比皆是的社会里，女人仍是可以信赖的。
墨西哥人寻求安全感，也好内省。节日为他们的孤独和克己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机会。
体验现世
尽管墨西哥人受过去的影响非常大，·但他们是为现在活着。节日让墨西哥人停顿下来享受片刻。节日给了墨西哥人逃避一下劳作和贫穷的机会。节日是心灵的一次解放。
墨西哥人的时间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他们的时间有的是。墨西哥人属于时间分散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习惯于同一时间做若干件事情（霍尔和霍尔，1990年）。墨西哥人称之为“墨西哥时间”。中断和迟缓是家常便饭，时间限制可以灵活掌握。漫长的周末之后，星期一不上班已成为制度。星期一被称为“圣星期一”，这也可以当作不来上班的一个理由。许多项目永远都完成不了。社交机会迟到是正常的，主人在安排的时候都打着富余。按时到达的人被看成大老粗。墨西哥人看了美国人的邀请觉得很不舒服，因为美国人的邀请总是事先说明晚会什么时候结束。
墨西哥的公共汽车或出租车，即使车上有乘客，司机也会停下来让朋友搭一段车，甚至可能绕一段路。墨西哥人的这种时间观念也反映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想起什么说什么，一说起来就几个人同时说，不知有多少头绪。有人所说的“明天综合症”并非产生于墨西哥人的懒惰或低效，而是产生于不同的时间观念。灾难被认为是躲不过去的，墨西哥人的宿命论思想来自印第安人。
不过有的时候，其他因素，如权威因素，可以压倒固有的时间观念。一位美国培训教师第一次到墨西哥就碰到了这样的现象。上课时间已到，但接受培训的50位墨西哥经理还没有一个到场。出于礼貌，美国教师等了30分钟，才来了一半人。美国教师向他的墨西哥上司抱怨墨西哥学员太懒散，但他的墨西哥上司却对他说“这是你的错儿”，“如果你不管教室里有没有人都按时开讲，你就会树立起权威，该来的人马上就会来。”下一课，他按照墨西哥上司的话做，果然不到10分钟所有的学员就都坐到了座位上。以后再上课，接受培训的墨西哥学员再也没有迟到的了。
企业越大，越现代化，守时的压力和效率的压力就越大。对于现代化企业来说，严格遵守时间安排非常重要。美国的经理人员对墨西哥人的时间观念一定要有耐心。作出工作安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时间的损耗，为难以意料的事情留出足够的时间。
墨西哥是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不论地理还是阶级结构都显示出天壤之别，常常让墨西哥人的生活十分艰难。然而墨西哥人都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寻找乐子。他们养成了一种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的能力。节日就是墨西哥人逃避艰难生活、寻找快乐的一个机会，节日的面罩为他们提供了寻找快乐的条件。就像墨西哥人隐藏在面罩后面一样，他们的快乐也是藏而不露，外界人很难一眼看出来。
墨西哥人用数不清的词语表达他们对工作的不满情绪。什么“工作把人变成了畜生”，“懒惰是幸福之母”，等等。尽管许多墨西哥人工作很卖力，但是他们并不把工作看得很重要，他们看重的是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度过的闲暇时间。在他们的心目中，关系重于成就，生活重于做事。干工作只是因为不得不干，墨西哥人的工作观念与新教徒的工作观念截然相反，新教徒认为工作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好事情。墨西哥人需要工作与闲暇的平衡，这就要求他们把一些工作留到“明天”。因此，外国人说墨西哥是“明天”之乡。
墨西哥人对工作不太看重的一个原因是，生活中的成功常常不是靠成就，而是靠私人关系。职务的提升常常也是凭关系，而不是凭业绩。辛勤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或富裕，许多墨西哥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
工作和闲暇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墨西哥人喜欢同朋友和亲戚在一起工作，这样工作起来就有乐趣。许多企业都是家庭经营，聘用员工也是优先考虑亲朋好友，其次才是外人。
墨西哥人往往不太在乎将来，很少做长远计划。过一天算一天。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墨西哥的经济不稳定、政府更迭频繁有关。工作常常虎头蛇尾。除了现代化大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没有质量控制的概念。
在保持社会秩序的限度内享有自由
墨西哥的社会等级森严（垂直型集体主义），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在霍夫斯泰德的权力距离维度上，墨西哥的得分很高，也就是说社会毫无异议地接受财富和权威的不平等分配（霍夫斯泰德，1991年）。西班牙语里的“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tu”，相当于汉语里的“你”，用在朋友之间，用在比较随便的场合；另一种是“usted”，相当于汉语里的“您”，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用以表示对上级或年长者的尊重。
从墨西哥的家庭结构中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等级的森严。父亲是权威人物，母亲的角色是爱孩子，爱丈夫，为他们作出牺牲。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服从父母。正像父母应该照料孩子一样，家庭中的富裕成员应该照料贫穷的成员。一个家庭筹办节日的时候，富裕的家庭成员应该尽量多掏钱。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通常都要寄钱回家，帮助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交学费，给他们零花钱。同样，在外边挣了钱，还应该给不富裕的亲戚寄一些，供他们过节用。
工作当中，等级更是森严，下级对上级惟命是从。权威型管理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下级对上级只报喜不报忧，负面的信息不论多么重要都压住不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每个人都只做自己份内的事。政府墨守成规，天主教会等级森严，就连学校的教育都不鼓励质疑。等级制度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如今，特别是在城市里，随着大企业逐渐采纳参与式管理，绝对权威已经开始崩溃。
本章的讨论表明，传统的价值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着冲突。有这么一家人，大哥开办了一个企业，聘用他的弟弟做销售主管。弟弟跑到父亲那里抱怨哥哥给的工资太低，远没达到事先答应的水平。父亲去问大儿子是怎么回事，大儿子非常生气，告诉父亲他可以给他弟弟那么高的工资，但必须不顾兄弟情面立刻解雇他，因为现在企业需要增加投资。父亲将大儿子的话转告给小儿子，于是小儿子不再提工资的事了。
墨西哥人十分看重身份。学历、头衔等都能赢得尊重。使用头衔加强了墨西哥社会内部的等级感。在较低级的官吏中，普遍使用“硕士”头衔。有了这个头衔就要穿西服，打领带。对大学教师要称“老师”，对水暖工、油漆工、木匠要称“师傅”。
从前的精英都来自纯西班牙血统，他们也为自己的肤色和传统而自豪。尽管现在的精英也有来自土著民族和混血种的，但浅色皮肤和眼睛仍然受到偏爱。现在在墨西哥，印第安人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一个人说印第安语，遵守印第安习俗，就被看成印第安人。在1910年的革命中，为了抹去给印第安人刻下的烙印，墨西哥的土著传统受到推崇。
在墨西哥，结构和安全与自由形成一个奇妙的混合。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角色，既不突破自己的角色，也不挑战别人的角色。大家都小心避免伤害别人的尊严。然而在墨西哥，要求安分守己的压力反而不像有些等级不那么森严的社会那么大。只要不伤害别人，只要不超越自己的社会角色，墨西哥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工作为墨西哥人提供保障，因此他们在工作中也享有自由。正如前面所说，星期一，墨西哥人不想上班就不上班，不用找别的什么借口，“这是圣星期一”就足够了。孩子们在家里感到安全和温暖，既然他们受到宠爱，他们自然非常自由，可以随心所欲。
墨西哥人不像美国人有那么强烈的负罪感和义务感，在这点上，作为个体的墨西哥人比美国人更自由。对于墨西哥人来说，有罪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义务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集体的义务。天主教让墨西哥人在忏悔中请求上帝宽恕自己的罪过，这就等于免除了他们的罪过。如果有谁需要帮助，亲朋好友会伸出援助之手。
在墨西哥城的一座大教堂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在结构和秩序内的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混乱。尽管罗马天主教会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但在这座大教堂内，你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约束。来做祈祷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不听神父的安排。大厅里是如此，两旁的小礼拜堂也是如此。一位妇女旁若无人地跪在一位神父的身边做忏悔。大厅里的椅子不是一排一排地整齐摆放，而是乱七八糟，可以想见做祈祷的人是想怎么坐就怎么坐。
节日自然是一个体验这种自由的机会。酗酒、放荡、吵闹、暴力、狂欢，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节日所欢庆的就是混乱。什么角色，什么等级，什么规矩，什么法律，统统抛在了脑后。男人穿得像女人，穷人穿得像富人。人人都穿着华丽服装，人人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隐藏在面具后面，逃避现实。到了节日，简直是想戴什么样的面具就戴什么样的面具。尽管节日期间可以纵情享受自由，沉溺于混乱之中，但节日一过还要回到秩序井然的现实世界。
岁月在流逝，墨西哥人也在改变。在城市和大企业里，诸如业绩、时效等西方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大企业不像小企业那么专制，这也许与许多大企业都由外国人经营管理有关。尽管这些变化令人瞩目，但毕竟仅仅触及到墨西哥文化的一小部分。墨西哥的大多数企业还是保持着传统文化的小企业。墨西哥的节日一直是，而且仍将是墨西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节日是一个象征，表现出墨西哥人对人情和宗教的看重，对体验现世的热衷，对享有自由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