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激烈竞争以及投资者对于更多投资回报的日益升高的要求，亚在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结合紧密的连锁公司及其慷慨的福利国家——构成强烈：中击……总额超过520亿美元的并购浪潮去年横扫了整个瑞典……这个数字比德国的并购总额还多60亿．而德国的经济规模却是瑞典的整整10倍。
——《破产中的瑞典》，1999年2月22日《商业周刊》，第52页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瑞典那样表现出对于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奉。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经济的力量正在引起对瑞典传统价值的重新评价。就瑞典的传统价值而言，一个贴切准确的象征就是stuga，亦即夏季木屋。
瑞典位于挪威和芬兰之间，是“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三个手指头”之一。它的面积恰好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相同。在瑞典的海岸沿线，散落着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岛屿。该国的西北部群山起伏，众多的河流顺山而下，穿过茂密的森林流人波罗的海。瑞典星罗棋布地布满着湖泊，森林覆盖率超过全国国土的一半以上。
瑞典的南部极少下雪，可是北部每年的下雪天气却在100天以上。瑞典人的独特文化是他们与周遭的严酷自然环境进行斗争的产物，从这种斗争当中，产生了一个稳定的社会，这个社会在最近几年当中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看，仍然引起诸多国家的嫉妒。
瑞典的人口为880万，其中至少有85％的居民属于瑞典族。在该国的北部，生活着一个数量很少的土著少数民族，即萨米族。这个民族也称为“拉普族”，他们的人口大约仅有1．5万人，作为游牧民族，他们主要以驯鹿为生。在瑞典，在共同生活在一起、出双人对的男女当中，大约有五分之四是同居而未婚者。根据瑞典的法律，男女同居在一起，不论结婚与否，都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瑞典人通常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才办理结婚手续。在这里，离婚率也很高，超过50％。瑞典是一个十分世俗化的国家，尽管有95％的居民属于路德教教会，但大多数人很少去教堂，甚至从未去过教堂。
瑞典的生活水平很高，居民所拥有的电话、电视、汽车的比例就证明了这一点。瑞典没有贫民窟，犯罪率也很低。免费的义务制教育使瑞典人的识字率提高到了99％的水平。瑞典人是贪婪的阅读者，瑞典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达到每10万人158本，从而使瑞典在图书出版方面居于全球第七的位置。
瑞典实行君主立宪制，首相是政府首脑。议会议员每三年选举一次。
Stuga，亦即夏季木屋，可以说是瑞典的恰当象征。在我们做出说明解释这一象征如何忠实地反映着现代瑞典社会及其居民的思维结构之前，有必要对该国的历史背景以及该国的政府制度做一个概括的描述。瑞典有记载的历史大约开始于公元5世纪，当时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无数小规模的争夺与战争。当时人数最多的Svea部落给这个国家定名为Sverige，即瑞典，意思是“Svea人的王国”。到公元10世纪，北海海盗成为一个傲视群雄的航海者部落，并因其在整个欧洲进行的强暴的抢掠活动而闻名于世。但瑞典的海盗很快便把自己的注意力移向东方，在俄罗斯建立起若干公国，并同拜占廷帝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德国对瑞典的统治起始于中世纪。9世纪，德国的传教士来到瑞典，但是直到10世纪中叶该国才皈依基督教。13世纪，德国商人通过贸易成功地获得了对瑞典政治、经济的几乎是完全的控制。在一段时间内，德国按照一种变种的欧洲封建主义制度对该国进行了统治。但是，瑞典农民坚定地维护了他们根据挪威“乡村习俗”而享有的古老权利与特权，并捍卫了瑞典的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中，首领仅仅是地位平等的成员当中的第一人。
1397年，瑞典、挪威、丹麦建立了卡尔马联盟，联合成统一的国家，它们认为，要想与德国的统治进行斗争，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应该由同一个君主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来管理。这个联盟在战场上成功地击败了德国人，夺回了自己的权力，但德国对该半岛的政治经济影响却继续延续了许多世纪。
16世纪初，瑞典向议会制政府形式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成立了全国大会，贵族、僧侣、城市市民及农民等四个阶层的代表参与其中。1523年，古斯塔夫一世接受了瑞典王位，开始了古斯塔夫王朝，而且其统治一直延续至今。古斯塔夫王朝的成就是显著的，富有远见的。它支持了向路德教的皈依，在该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建立了世袭制，加强了君主制制度。在古斯塔夫王朝的最初几年，瑞典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大国，并试图在国家版图和贸易方面实现拓展与扩张。在随后的年月中，瑞典征战不止，并变得日益强盛，掠取了欧洲的许多地方。
17世纪迎来了启蒙时代，这是一个科学发现层出不穷、各类艺术繁荣发展、人们享有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时期。1769年，英国旅行家约瑟夫·马歇尔在对他的瑞典之行进行评论时曾说，在瑞典人当中人们“无法找到一个画家、一个诗人、一个雕刻家或是一个音乐家”，但是他也承认，在自然科学领域，瑞典人“是无敌的”（詹金斯，1968年，第63页）。由于他们在有序分类和系统化方面的才能，瑞典人在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一直延续到启蒙时代之后。世界人口最初的系统统计估算就是1749年在瑞典进行的，而且瑞典的人口普查至今仍然每年举行一次。1819年，旅行家J．T．詹姆斯评论道：“总体上说，从人口数量的比例而言，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像瑞典那样对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瑞典那样至今仍然持续而成功地推进着科学的前进”（詹金斯，1968年，第78页）。今天，各国的科学家们仍要前往瑞典，以便到它那庞大的数据库当中查找资料。
自由的时代在19世纪依然一直延续着，当时全国大会制定了一部限制君主权力的宪法。在这一时期，瑞典开始从农业国向商贸国转变。1809年，它与俄国签署了福雷得里克沙姆（Fredrikshamn）条约，丧失了芬兰。1905年，挪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12年，瑞典、芬兰、挪威这三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共同奉行中立政策，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一直都恪守这一政策。争取平等的运动在瑞典起步得较晚，但瑞典人在此方面比他们的欧洲同伴和美国人走得更远。1842年，全国大会引入了义务制教育，建立了小学。1921年，全国大会又宣布举行全国普选，妇女也享有投票权。1971年，全国大会改为一院制。1974年，瑞典制定出新宪法，使君主仅仅具有纯仪式性的作用。
20世纪初，一场迟来的工业革命促使瑞典从贫困走向了繁荣。这个国家早已建立了牢固的教育体系和运输系统，这为工业化提供了支持。瑞典的木材和铁矿在欧洲十分值钱和抢手，它们为瑞典的新的工业扩张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来源。瑞典很快就发现，获得经济成功和使尽可能多的人获益的最好办法，是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自此，瑞典开始向着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演进。
为了了解今天的瑞典，就必须了解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社会民主主义与东欧集团前一时期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十分不同的。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种混合。这种政府形式是自1921年直至前几年一直在台上领导国家的瑞典社民党的特有要素。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保守党曾赢得大选，但瑞典所有其它政党，包括最具资本主义性质的保守党在内，都不得不接受社民党的许多传统思想，尽管是在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的框架之内。
弗内斯和蒂尔顿强调，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具有六大基本价值，即：平等，自由，民主，互助，安全，效率（弗内斯和蒂尔顿，1979年）。这种民主形式往往被称之为“瑞典模式”或“人道的资本主义”，其基础是雇主、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的紧密合作。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创建了一种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又没有专制中央计划的低效率的社会。
瑞典语中的lagom一词是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理性要素的关键词语。Lagom一词是无法翻译的，它实质上意味着“理性的”“中间道路”。这个词语说明了瑞典人的基本特点：冷静的实用性。瑞典人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正确地诉诸理性而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他们在把自己的信念转化成社会现实方面，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精巧性和独创性。他们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明智的生活方式：一种由技术进步、社会福利国家、经济创新以及共同的良知所构成的安宁平静而有条不紊的生活。
然而，由于最近几年遇到一些经济困难，瑞典现在也在重新估量是否应该继续无条件地遵循这种对经济进行严密的集中控制的社民主义。今天，瑞典正在开始向着一种更具竞争力的经济转变，正在力图使福利国家不那么过分慷慨大方，并减少个人及企业的税收负担。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力量带来了许多变化，瑞典人似乎已经看到，要想使国家继续保持繁荣和国际竞争力，就必须采取上述措施。即便是瑞典人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的高数额人均对外援助，近年来也做了向下的调整。不过，瑞典的福利国家向每一个瑞典人提供的社会福利依然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高出许多，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亦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二为一的一个结果。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从事非全日工作的人如果停止工作，那么他因失业而得到的保险金甚至比原来的工资还高。
推行这种理性主义思想和行为（即lagom）的好处之一就是在瑞典所发生的争端要比大多数国家少得多。当理性的瑞典人必须做出决定时，他们会坚定地去寻求大家的一致意见。这使他们能够很快地达成共识并迅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瑞典人对于解决社会内部出现的问题过于积极主动，以至于他们经常不仅将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且将问题本身也一并引进来。例如，J．K．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的社会》一书（1984年）促使瑞典政府制定了一个设计更完美、数额更巨大的开支计划，以便消除“公共脏乱差”的问题，而实际上在瑞典很难发现任何可以与加尔布雷斯所描述的美国那种情况相提并论的情况。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被定义为“中间道路”，是因为它是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理性的道路。由于它实现了与瑞典的lagom价值的完美结合，因此它包含的内容比简单的经济计划模式丰富得多。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瑞典是成功的，作为实行这一制度的政党，瑞典社民党也是成功的。因此，即便社民党不在台上执政，瑞典也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正如凯塞尔曼等人解释的那样：
任何访问瑞典的人很快就会发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赢得了45％的瑞典成年人的支持，在投票中，这些人都支持社民党人。瑞典社民党人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成功地确定了政治问题的议事日程以及所有重要政党共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间期限。在这一意义上，社会民主党可以被确认为战后以来瑞典政治生活当中的霸权力量。（凯塞尔曼等，1987年，第529页）瑞典社会民主党存在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悖论，是它同时追求的平等与效率这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当今的瑞典是一个在平等分配利润和经济成功之间找到了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的国家。米尔纳认为，“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互助使瑞典人感到十分安全，因此他们也就愿意跟随市场走上市场所开辟的有前途的新道路”（米尔纳，1989年）。
保证平等与效率的能力可能是有利于瑞典社民党取得成功的某些环境的结果。瑞典地域狭小，文化相对单一，这使它更容易实现社会的一致意见。国际竞争力是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评估的，但它也被视为保证平等文化价值的手段。瑞典的夏季木屋在自己家的小木屋度过夏季，这如果不是所有瑞典人至少也是大部分瑞典人的梦想。典型的夏季stuga实际上就是一座小木屋，这种小木屋通常周身涂以传统的赭红色涂料（铜矿开采业的一种副产品），门框、窗框则漆成白色，屋内家具十分简洁，舒适、方便的设施也为数不多，仅有一些必要的用具用品。屋外通常有一所花房，不然就空无一物。
在瑞典的湖边、乡间几乎到处都散落着这种小木屋，总数超过60万座。这些木屋既无栅栏圈围，也无禁止进入的标志。每一座小木屋之间往往并不相望，但有时一群群的小木屋也可能会形成一个小小的共同群落。大多数瑞典人只是在一两代人之前才脱离农业生产，因此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可以回到自己家的老房子过上一段时间，其他人为此则要投亲靠友或者暂用公司所拥有的这类房子。
对瑞典人而言，六、七月份能在大自然怀抱中的这种小木屋中度过假期，是再理想不过的。在那里，他们可以散步，在河里乘木筏，或者只是坐在一棵大树下思考自己的生活。瑞典人通常喜欢独自或是在一小群关系密切的家人的陪伴下消磨假日时光。这是一种与美国人和德国人极为不同的观念。美国人度假时总是觉得“人凑得越多越好”，德国人度假时则总是按部就班、计划周到，以便不浪费时间。瑞典人是想利用这段时间摆脱一切，以便独自思索，更新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
一个在美国学习的瑞典女大学生以一种热切的口吻同她的美国朋友谈起即将在瑞典度过的假期。她准备整整一个月独自呆在自己家里的小木屋中，仅仅随身携带极为有限的必需品：一台收音机，一只小划艇，以及一大摞想读的书。她的美国朋友们觉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中的一人代表大家的一致意见说，按她的叙述，她好像不是去度假，而更像是去坐一个月的监狱。尽管许多美国人会做出类似的反应，但瑞典人在听到他们本国的同胞以这种热切的口气描述此类的假期时，他们一般都会大表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