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战告捷，马到成功，这位美国特使的确有理由兴高采烈。对于马歇尔使华，史迪威曾预言，他“无法在水上行走。”虽然是寓言式的，意思却很清楚。没想到马歇尔来华后，美国驻华美军最高司令魏德迈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国民党掌握着这里的全部政权，一丝一毫都不肯放弃的。你如果想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共事，必须记住这里是一个封建采邑式的国家。同时，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共产党则决心把全部政权夺到手。你想把他们拉在一起，那真是半点可能性都没有，联合的计划根本行不通。现在，马歇尔打破了他们的预言，能不高兴吗？但是，中国地域太大了，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又犬牙交错地绞在一起，在那些签订停战协定的人看不到的地方，冲突仍在继续。停战令签字后，国民党方面先后两次印刷了80万份停止冲突令，用飞机在各战区广为散发，声势搞得很大。但是，在1月10日，停战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所部下达手令：“停战令即将下达，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地”。当然，这项安排是悄悄进行的。毛泽东的心里也有底数，他早有防备：望各部队提高警惕，坚守阵地，对于来犯者，须坚决彻底消灭之。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调处代表张群在停战令上签字）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时期，停战令满天飞扬，枪炮声绵绵未绝。
冲突在继续，但毕竟有了框框——停战协议。该协议生效后，并没有完全禁绝所有的旨在消灭对方的枪声。但双方都有一个分寸：能出框则出框，又不离框太远。出格太远就输了理。所以，停战协议是一个不松不紧的紧箍咒。
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明争暗斗继续进行。军队却是手中的底牌。国共双方都明白：军队数量的消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整军谈判更为艰难，尽管这只是纸上谈兵。
停战协议签订的同一天，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似乎即将出现一个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政权。一月是寒冷的，在寒冷的一月达成了充满暖意的协议：各党各派决定按共同的原则，联手管理国家。
政协会议达成军队国家化的协定，为军队的整编和统编奠定了基础。马歇尔决定趁热打铁，一鼓作气，解决国共两党军队的整编和统编问题。他还想实现中国军队美国化，从而使美国能够通过影响和控制中国军队，达到牢牢控制中国的目的。
（1946年3月，毛泽东、朱德与马歇尔在延安）
蒋介石对军队国家化远比对政治民主化热心得多。十几年来，共产党军队的存在对他的独裁统治威胁太大，一直是他的心腹之患。他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就是吃掉这支军队。不管用什么办法，打也好，谈也好，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日本投降后，他谈了几个月，也打了几个月，均未奏效。马歇尔来华后，他便寄希望于马歇尔，把共产党军队“编掉”。为此，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一听马歇尔的劝告，在政治上做点姿态，以此作诱饵，然后象钓鱼一样，把这支军队钓过来。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思了如指掌，也深知马歇尔的意图所在。人民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和平与民主的保障，当然不能交给专制的蒋介石，更不能让蒋介石“吃掉”。但是，如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真正为联合政府所代替，那么，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这样的政府来统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毛泽东准备这样做，也要求蒋介石这样做。
整军谈判就在上述背景下开始进行。经过反复辩论，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国共军队5比1的方案。2月25日，三人军事小组终于在重庆上清寺尧庐正式签署了整军协议。在双方的力请之下，马歇尔以“顾问”的名义签了字。
蒋介石对整军协定最热心，可是，协定真的达成了，他却又不满意。他认为共产党保留的军队多了，他的愿望是，共产党的军队留下的越少越好。这样，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共产党军队“吃掉”。尽管蒋介石实际上并不喜欢整军协定，也不喜欢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全国各界民众却热烈地欢迎和庆贺三大协定的成功，认为它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使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有了保障。
停战协定的签订，政协会议的成功，尤其是美、苏两大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都促使一向谨慎的中共领导人相信，中国的形势有好转的可能，和平与民主有可能实现。2月1日，延安便给全党发出指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国内问题将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总的说来，到3月军事小组巡视为止，华北、华中各地的内战基本上停止。但是，国共双方的对立情绪远没有消除。加上各地因力量对比不完全相同，摩擦和小规模冲突不时发生。
心地善良的中国人民难以相信，但历史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局势的好转，不过是蒋委员长的缓兵之计，无奈之举。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委员长幕后台前的一连串动作，逐一打破人们的和平梦想。
二、内战元凶
（打内战的急先锋阎锡山）
1.和谈背后的军事冒险
重庆谈判仍未能驱散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空的内战阴云。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握手言欢，一面向他的部下发出抢占战略要地，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于是，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和谐的画面，同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台上，锣鼓喧天，和谈之剧正演得绘声绘色；台下，枪炮齐鸣，两军对垒，正打得难解难分。和与战，谈与打在神州大地上并存，希望和失望轮番冲击着亿万中国人的心灵。
1945年9月20日，阎锡山收到“蒋介石亲笔”电：“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势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阎锡山看罢，不禁喜上眉梢，连连说道：“好好。”
被称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1883年出身在山西五台山河边村文昌堡，字百川，号垄地。1904年7月，考入山西武备学堂的阎锡山被清政府送到日本军事学校深造，在日本期间，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于1905年10月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09年，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回国到山西太原，任职于新军。他按照同盟会的计划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他也在山西举起义旗，响应革命。山西光复后，他被推选为都督。有了权势，阎锡山的革命热情迅速为权力欲所取代，革命，成了过去的事，他现在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势。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投靠了袁世凯，他在山西的统治逐渐稳定。
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群雄并起，阎锡山为求生存与发展，使出浑身解数，纵横捭阖，乱中渔利。他时而联奉倒直，时而联直倒皖。今天联蒋讨奉，明天则联冯倒蒋，他千方百计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拒其他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于省界之外。直到全面抗战时，山西一直为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别人无法染指。不过，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时间，日本人端了他的老巢太原，并占领了山西各铁路线和大部分重镇，阎锡山被迫退守西部一些地区。在抗日战争中，除了日军占领的点和线，山西大部分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留给阎老西的，只剩晋西一隅。“土皇帝”的宝座自然就不复存在。
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又重新做起了山西土皇帝梦。8月中旬，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太原。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另一部人马，在日军的协助下，向八路军进攻，很快地占领了长子和屯留两个县城，接着又夺取了襄垣、潞城、壶光等县城。第七集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在祁县集结重兵准备沿白缙路南下协同史泽波一举夺回晋东南。阎锡山坐镇太原，接二连三地接到史泽波的捷报，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似乎觉得现在他们同共产党的斗争已经胜利在握，令其担心的只是他的老冤家——蒋介石。此前传来消息，说胡宗南的一些人员要经由山西去保定、北平，阎锡山预感到山西以后的事情将是很复杂的。所以，接到蒋介石电报，阎锡山迟迟不行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猜到了阎锡山的疑虑，派老晋军首领徐永昌去做说客。
阎锡山得到胡宗南仍坐镇西安而不会凯觎太原的保证，立即开始部署“剿共”军事行动，兵锋直指上党。上党是指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19县地区，这是因战国时曾设置上党郡而得名，包括长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高平等县。这个地区东控太行，西握太岳，南连中条，北部山势绵延，南有黄河屏障，加之四周群山怀抱，地势险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阎锡山妄想以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分割太行、太岳两地区，然后把共产党军队的主力逼到山区消灭。
蒋介石也想控制该地。从整个战局看，如果占据上党，再令胡宗南迅速打通同蒲路，就可以与阎锡山南北通气，进而沿正太路东进，夺下平津，占领华北。
中共中央早就决定拔掉这个插在解放区的楔子。从8月底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便多次电示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必须集中主力，拔掉史泽波这个钉子，收复上党地区，以消除晋东南解放区的心腹之患。军事的胜利会增加政治谈判的筹码，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军区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3万余人，民兵5万余人于1945年9月上旬组织上党战役。这样，日本投降以后，国共第一次正面交锋就在上党展开了。
（解放军在上党战役的磨盘垴战斗中缴获的武器）
刘伯承的作战计划是：轮流以主力一部由北向南各个击破分散守备的敌军，逐次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同时以大部主力配置于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军主力，尔后攻取长治城，在进攻长治城时相机歼灭来自太原、平遥的援军。整个计划的核心是围城打援。
上党激战正酣，可重庆方面的谈判却陷入僵局，一向瞧不起晋军的蒋介石，现在却也期望阎老西给他一个惊喜，所以蒋介石故意把毛泽东晾在一边，想等上党阎军的好消息来将毛泽东的军。
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有估计到，刘伯承已经踢翻阎锡山的“醋坛子”，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获得了歼敌3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的大胜利。此役解放军主力不过3万余人，而民兵、自卫队员和党政干部参战者高达5万，出动民工27万。因为民众把制造弹药、修路、运输、担架、情报、清理战场等项任务全部包揽下来，八路军主力才得以集中全力投入战斗。有些地方民兵以营为单位随主力部队作战。上党地区人口不过36万，被动员参战的竟达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共产党队3万，实相当于6万甚至更多。蒋介石对民心向背也大吃一惊，蒋介石说：这是最堪注意的。
恶讯传到太原，阎锡山气急败坏，连62岁的生日也不过了，躺在床上不起来。报告传送到重庆，蒋介石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虽然十分恼火，却因理亏不能发作。面对舆论的指责，蒋介石把责任一股脑全推到阎锡山身上，说这是阎锡山个人行动，中央并不知道。
虽然上党战役使蒋介石失去一些脸面，但是，上党战役中被消灭的是阎锡山的杂牌部队，不是他蒋某的嫡系部队。因而蒋介石并不十分心疼，因为削弱非嫡系的军事势力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上党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都把失败归咎于阎锡山指挥无能和阎军战斗力太弱。他们以为，如果是中央军上阵，绝不致如此窝囊。因而蒋介石决定继续进攻解放区，挽回一点面子。
10月13日，就在《双十协定》公布的当日，蒋介石又向国民党各个战区发出密令：“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不料奸匪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尤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至要。”
在发出这封密电的同时，十年内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拟订，抗战胜利后予以重印的《剿匪手本》，也被运往国民党各个战区，分发到官兵手中，看来，这次蒋介石是下大决心了。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责下，从10月14日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第四十、第三十、新编第八军共7个师采取并列重叠配置，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铁路北进。蒋介石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先占领邯郸，再沿石太线西进，与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并最终抢占东北。面对蒋介石的新的挑衅行动，延安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太行及冀鲁豫区集中6万以上主力，在刘邓亲自统一指挥下，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准备相机歼灭其一部至大部。刘伯承摆下口袋阵，将高树勋围在邯郸；权衡利弊，高树勋前线起义，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终成黄粱美梦。高树勋部的起义与蒋介石的受降政策也有很大关系。高树勋部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蒋介石当即命令高部原地驻防待命。高树勋部队的官兵们听到蒋介石不许他们受降的消息后，无不气愤。11月2日，十几万大军在平汉线上的鏖战已接近尾声，刘伯承不但歼敌数万，生俘了蒋介石的大将马法五，而且缴获了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的大批反动文件，如《剿匪手本》，“剿共，剿匪密令”等！
（高树勋（中）在同老百姓交谈）
获悉蒋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中共借此转弯，开始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立即全面停战；从解放区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同时加强宣传攻势，以“哀者”态度出现，以利团结中间派。此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领导南方局把工作重点转向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与延安配合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
在这一宣传运动影响下，国统区的人民认清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在国统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从而直接支援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3.政协决议——写在纸上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