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接受最高统帅勋章后与宋美龄合影）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1.中国要求修约
1942年元旦，由26国共同签字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时，中国第一次以“四大国”的身份与美、英、苏并列于签字国之首。随后，又成立了西南太平洋和中国两大战区，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四强领袖之一，可是实际上，在罗斯福、丘吉尔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布的小伙计。由于美、英处处着眼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要中国服从他们的战略意图，这深深促痛了蒋介石的民族情感，引起了他的不满。
随着滇缅公路的中断，中国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均无法满足，贷款也是有名无实，不能兑现，蒋介石对此本已不满，恰在此时，抱着殖民主义傲慢态度的英国又故意无视中国军队的战绩。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大加赞扬美苏在各战场中所起的作用，唯独对中国的抗战，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为援助英军所作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这就激怒了蒋介石，他指责：“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由此更加激发了蒋介石的自主自强意识：“今而后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外此例乎？幸而我中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完全牺牲耳！”
（蒋介石复电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指示）
中国既然居于世界四强之列，中国的抗战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全球战略性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中国理应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华盛顿会议所设立的决定盟国最高战略、盟国作战情报、后勤与军火分配等重大问题的美英联合参谋部首长会议，却把中国排斥在外。蒋介石当然不会对美英这样无视中国的利益视若不见。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通过宋子文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去电函，首先表示了对美国的友好态度，赞扬罗斯福是中国亲密之友人，接着就希望美国考虑允许他参加美英参谋部首长会议。他在这封电函中，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英的自私自利，中国的委曲求全以及盟军联合参谋部首长会议排斥中国之不当，进行了申诉。蒋介石毫不隐瞒自己的失望和愤慨，他指出，如果美、英参谋部首长会议及其军火分配委员会不予扩大，以便中国加入，则中国不啻棋赛中之一走卒而已。“倘在战争重压之下，我们就受到此种待遇，则在和平会议时，我们的地位又将如何？”这显然是蒋介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罗斯福的一次挑战。遗憾的是，这一努力并未能改变罗斯福早已确定的对华基本政策。
种种不平等待遇大大刺伤了蒋介石的民族自尊心，他意识到，这是近百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遗害。既然是一国领袖，他绝不甘心被人摆布，更不能处于受歧视的屈辱地位；既然罗斯福已将中国提到世界四强的地位，那我蒋某人就必须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强领袖之一，受到应有的尊重，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不平等条约不仅是束缚个人威信上升的枷锁，而且是影响中国抗战的障碍。于是，蒋介石便借助全国军民抗战的威力和功绩，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上了议事日程。1942年4月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的种种特权。由此发端，开始了中国与美、英间关于废约的谈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政府主要的外交目标。1928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大会上宣称：“北伐完成以后，我们最要紧的工作是在外交。我们革命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封建制度，就是国内军阀，一个是外交。北伐总算告一段落，革命能否成功，就全看第二个对象如何应付，就是说外交上的难关能否打破，这个目的如果不能达到，那么所谓第一个对象，打倒军阀的目的，虽说已经达到，亦总是假的。”蒋介石所指的外交的目标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新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蒋介石谈了自己的观点：“应以和平方法与不妥协之精神与缔约各国分别进行缔结新约的谈判，如缔约各国分别进行缔结新约的谈判，如缔约各国拒绝谈判或谈判无结果时，即依据国际公认的习惯，本情势变迁之理由，单方面宣告废约。”这就是为当时进行的改定新约运动的指导思想。通过艰苦的谈判，到1930年5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协定关税权，中国终于实现了关税自主，威海卫租借地也被收回。1930年1月取消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也进入了与各国会商的阶段，后来由于日本侵入中国东北而停止。
由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显露，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与中国逐渐走进同一条战壕，但在抗战前期，废约问题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不过，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道义支持和精神声援，美英政府多次声明，将在远东战争结束后与中国讨论改定新约的问题。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协定》的签订，使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当时，蒋介石采取了多项外交措施予以应对，其中一项重大决策，便是力争尽早与美国订立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新约。由于利益所在，虽然美英均作了积极回应，但是多是做些表面文章，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而且在一些文件中，还加以时间的限定，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要等到战后方可进行。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中国的废约运动带来了契机。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中意或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中国与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既行取消。中国战区在美英远东战略中显得尤为重要，四年多中国人民对日军的英勇抗击，已经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战的重大意义。《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发表，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已跻身于四大国之列。然而，中国仍蒙受着近百年来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耻辱。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对日抗战信心的提高，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于是中国朝野上下，一致要求取消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
美英都允诺在战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蒋介石对这些没有诚意的表态十分不满，认为此问题应在战时解决。在中国民众的强烈要求鼓舞下，蒋介石开始采取措施，要求美英率先放弃在华特权，废除历史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42年3月在蒋介石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界开始抨击英国殖民主义的运动，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运动到5月达到高潮，其标志是宋美龄于4月至5月在美国著文，谴责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却继续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她要求那些以抗战的名义到中国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些“大班”们滚回英国。宋美龄的言论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同期，蒋介石派外交部长宋子文到美国争取和洽谈美援，同时向美国政府表示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订立新约的意向。9月2日，蒋介石派魏道明替换胡适接任驻美大使，以促成速定新约之事。
10月4日，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访问重庆，借此机会蒋介石以溢美之词向其提出实质性要求：“中国人民视美国为诚意愿使各民族取得平等地位之以唯一国家，故愿受美国之领导，此亦为远东一切弱小民族之期待，想望美国之援手甚殷。更有足令阁下骇怪者，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国民政府立即通过新闻媒介公开向美国提出了这一愿望。
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作了权衡利弊的考虑。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自由、平等原则上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大西洋宪章》精神，必须遵守，这是他和丘吉尔共同确定的；实施“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必须要继续借助中国军民的抗日力量。日本侵华以来，一直大肆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进行“种族战争”，近期又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诱饵，引诱蒋介石投降。要是蒋介石对美、英不满情绪继续增强，无形之中会减弱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甚至导致蒋、日合作。这样，要实现“先欧后亚”的方针，也将成为泡影。况且，中国的沿海、沿江口岸及重要城市，均为日本占领，美、英在华享有的许多特权，实际上不复存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既可缓和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拉住他共同对日，又不致严重损害美、英的实际利益。因此，罗斯福决定在废约问题上作出让步。
2.新约的签订
经过长时间协商，英美两国从实现其全球战略出发，同意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美国于10月10日声明放弃在华特权，美方宣称：美国将“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英国也于同一天发表声明，将“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接着，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相继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美英在声明发表的前一天19日，预先通知了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读完了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电报。他在日记中写道：“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在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31周年纪念大典上，蒋介石向全国宣布了英美已通知国民政府将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治外法权的消息，并说：“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蒋介石没有忘记给予巨大支持和帮助的罗斯福总统，在致罗斯福的电函中说：美国在我国庆三十一周年纪念之际表示自动放弃在华特权，“此有其裨于敝国继续抗战民气之提高，实胜于其他任何之力量”。他表示自己为美国“此一壮举所感动，实无适当言词足以表达余欣慰之感情。”
美英的声明，恰恰在中华民国国庆31周年之际发表，不只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刻意安排。就在这一天，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31年国庆节遥致祝福。
正式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接下来的则是中美中英改订新约的谈判了。利益所系，谈判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美、英废约行动是迫于当时形势作出的，并不是真正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也由于放弃在华特权对他们的利益仍有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谈判进展不快。
蒋介石最初关注的是新约所包括的范围，他指示外交部，希望通过谈判、订约，全面废除美、英等国在华各项特权。1942年10月11日，蒋介石曾召集王世杰、王宠惠、吴国桢等人专门就此事会商。王世杰便谈道：“此次英美废弃特权之举，必不以领事裁判权为限，而将涉及租界、租借地、内河航权及在华驻兵权等等。我当力求诸事解决之彻底。租界问题彼等容或提出若干之保障，我宜早定对。”由此，蒋介石希望外交部在收到美、英方面的条约草案之前就着手拟定方案。
美国政府在向中方递交中美新约草案之前，先行听取英国对草案的意见，并根据英国的建议对条约草案做了若干修订。美国一再拖延向中方递交条约草案的日期，也完全是为了获得英国的意见。
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将美方起草的中美新约草案递交中方。为了便于修改和商谈新约草案，蒋介石让宋子文暂停在美国的活动，立刻回国主持新约的修订工作。中美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废除美国在华沿海贸易、内河航行特权问题上。美国虽然名义上同意放弃在华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特权，但实际上仍保留了这方面的特权，美国的这一主张，便与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订立新约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立场，直接发生了冲突。于是，中方在谈判中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起来。
在中国代表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妥协性，满足了美方的若干要求，美国遂决定接受中方对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问题的处理意见。而美国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要先于其他各国放弃在在华商业特权时，便很现实地要求中方“一视同仁”了。
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最终于1943年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分别代表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暨换文》。
（1943年1月11日，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签订条约）
中美新约的签订，是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又签署了一份经国会两院绝大多数所通过的法案，废止为时已久的立法上对于中国人的歧视。该法案废止排华的法律；议定每年的中国移民数额，并使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侨得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个立法是罗斯福总统所特别提请的，借以改正历史错误，并以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如果说中美新约的签订没有多大曲折的话，那么中英新约的签订则费尽周折。中英新约的草案，是由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于1942年10月30日呈中国外交部次长傅秉常的。中英谈判中的一大热点问题便是香港问题，对此双方展开了激烈交锋。11月1日，中国外交部将英文草案译文呈送蒋介石，并附上“中英新约草案审查意见书”。意见书指出：英方在草案中认为条约所适用英国之领土应包括香港，对于这一点，我国不能同意；另外，九龙作为租界地，应在订约时收回。
11月7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将“中英新约修正草案”译文呈送蒋介石。修正案提出了中方拟增加的内容，认为中国应收回九龙。但是，英国政府借口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谈判范围，拒绝交还九龙。11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宣称，凡属于英国者，他必保护之。他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的，他决不会放弃任何一块大英帝国的领地，如果有这种事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对于英方这一强硬立场，蒋介石决意针锋相对，他在日记中写道：“美英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方案，前面已送出；照英大使函意测之，则九龙租借地尚不肯放弃；而西藏之特权，当更不愿提及矣。然余决促使其同时撤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