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规划和部署，蒋介石在1936年7月会见即将离任的财政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时曾进一步阐释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中国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战略构想，以中国地域条件做基础，充分估计到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最终落脚于依靠持久战略赢得最后胜利。八年抗战，中国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军官训练团大门）
虽然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早在1935年即确定以四川为对日抗战的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又开始考虑首都的安全，作了迁地办公及迁政府到安全地区的打算。但国民政府最后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陷落与华东局势的紧张，国民党最高层也越来越感到迁都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军委会在8月4日开会时，讨论过迁往武汉的提议。8月6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又内定当首都遭受敌人空军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虽然如此，但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仍未做出最后决定。
淞沪战役打响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了解蒋介石早有以四川为根据地的打算，为消除委员长的顾虑，他主动邀请中央迁川作长期抗战。蒋介石甚表嘉许，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党内的部分高级幕僚将迁都重庆。虽然当时尚未正式做出迁都重庆的决定，但国民政府内获知内情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作西迁重庆的准备工作了。实际上人员和办事机构已开始分散，有些撤向汉口，有些撤向湖南和广西。当时，运输路线有的被截断了，有的十分艰险，要直奔重庆是很难办到的。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后，不论是机关、人员还是工厂的转移，事实上都是这些路线辗转到重庆去的。
3.人员工厂内迁，保存精华
7月下旬，蒋介石下手令：“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并限三日具报。”
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将东部沿海地区各重要都市的居民，特别是政府机关职员的眷属进行疏散，要求在不使人民感到恐慌的条件下，可先将老弱妇孺迁到他处；为保证政府职员安心工作，机关职员的眷属，则宜先期秘密离京。
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南京会战时，两地均有大量的人口西迁，但那个时候就离开的还多是些达官贵人。大量难民的西迁，是在南京失守之后；而社会下层的大量西迁人口，以邻近南京的安徽滁县、明光、凤阳、定远一带为多，“凤阳难民”或“安徽难民”在大后方一时成了难民的别称。这一带之所以有大量难民西迁，主要是由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造成的。
全面抗战开始后，战火在华北和淞沪一带蔓延，日本鬼子一路烧杀劫掠，就像地狱中的恶魔，他们所到之处，净是满目疮痍，尸横遍野。日军的凶残使中国出现了比以往战乱多得多的流亡民众。流亡啊，流亡，通向内地的路上挤满了逃生的难民群。在主要的交通线上，经常是黑压压的一片，向西蠕动，伤兵和落伍兵也夹在中间，无声无息赶着渺茫的前程。长途地流亡也不是办法，路漫漫其修远，出路究竟在何方？空中不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蠕动的人群一阵慌乱，男人的怒吼声、女人的尖叫声、小孩子的哭喊声顿时响成一片。犹如有恶魔控制一般，战火就追在难民深厚蔓延。目前逃命要紧，已经顾不上以后的事了！
在战火的威胁下，老百姓出于本能的求生渴望，就这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安全的地方。如何迅速而有效地解决难民问题，便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针对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调整了已有的救济机构，制定了各项救济难民办法。
1937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等法案，规定难民须向当地赈济机构登记，由赈济机构发给白布印制的难民证，并根据难民的情况，予以饮食、住宿、医药等方面的救济。
战争时期难民流动，在漫长的迁徙路上充满了艰难和困厄。小孩搀着大人，老妪们拄着根竹竿，一步一跛，跟着大队前进。但是，老弱妇孺又怎么能够经受长时间的颠沛流离呢？掉队的，伤病的，累死的，见的太多了，眼泪和痛哭渐渐的被沉默替代。重山叠岭中，常能见到与父母走散了的小孩，在荒野里掘萝菊来充饥。
为了保障人员迁徙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提供部分交通工具，组织难民集体迁徙，并专门制定了《非常时期运送难民办法》、《振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及招待所办事通则》等行政法规，同时在后方划定专门区域安置难民。国民政府在难民流经沿途设立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和招待所，以解决过往难民的饮食、住宿、医疗问题，行政当局救助难民的工作得到了民间的互助组织和社会慈善团体的大力支持。
（战争引起的难民潮）
疏导难民的方式有两类：一为遣返回乡，一为遣送后方。为了安置难民，国民政府也煞费苦心。兵役、工役、就地插入保甲是最传统的办法。移民垦荒也是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西部大后方人少地多，资源丰富，这为安置难民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随着大批工厂和学校的内迁，政府安置难民的途径也越来越广，举办难民工厂、介绍职业、送入学校都不失为有效的法子。后来，又因时制宜，适应后方城市建设的需要，发行小额贷款给难民做小本买卖，这些都是深得民心之举。
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受政府救济者，单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五省，为数已达400余万人。家计稍裕，自行设法者，或得亲友相助，或随公私机关而迁者，约在1000万人以上。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是把难民当作一种战争资源和抗战力量来救济疏导的，在这方面蒋介石是很有远见的。在战争中，人口的数量、素质以及人心的向背，关系到兵源的补充、军队的素质和士气。因此，难民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对抗战事业有巨大的影响。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要“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与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把难民问题与抗战联系起来，明确救济难民并不等同于平时的救灾救荒事业，而是与抗战密切相关，这说明国民政府对难民问题有一定的积极认识。
难民救济使许多流亡群众免于饥寒死亡，这对于坚定人民抗战的决心，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从而大大有益于抗日战争的进行。
大批难民从东部和沿海来到后方，带来了比西部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妥善安排难民，也促进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开发。
因为救济难民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坚持抗日、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救济难民活动也就使得国统区社会各阶级、阶层、团体的人士，不分党派、信仰、性别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都在这场争取国家独立和捍卫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得到了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威信日渐高升，他有感而发道：“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意料，但统一局面可因益见巩固。”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含东北地区），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其他沿海各省共有2063家，占总数的51%；内地各省工厂只占总数的19%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和江浙一带首当其冲，相继被战火硝烟弥漫，为避免东部工厂被日军摧毁、占领和利用，同时为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东部工厂必须迁往内地。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便有了关于在中国中部内陆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体系的设想和内迁兵工厂的计划，个别重要兵工厂全部或部分内迁已经拉开了工厂内迁的序幕。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武力侵略中国的开始，随后日本不断扩大侵略，发生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上海及其他沿海地区等中国近代工业集中的区域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事实上，国民政府的经济来源和财政收入，也正是建筑在沿海、沿江一带的城市基础上的。在这些地区的中国工业的精华一旦沦入敌手，不仅不利于国民党的抗日准备，而且势将危及国统区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这就迫使国民党考虑调整工业生产力的布局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接受钱昌照的建议，设立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进行工业资源调查和拟订开发计划，力图建立“国防工业”的新布局。东重西轻的经济格局实在是不利于应付一场以弱对强的持久战争，但是一系列的迹象表明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只是个迟早的问题。蒋介石当然希望它来得越迟越好，不过该来的总会来，逃避和幻想还不如早做准备。在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围剿红军，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同时，蒋介石接受幕僚们的建议，悄悄地做着长远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