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8日，蒋介石在重庆对美国人民广播，呼吁美国停止对日一切物资之供给）
一、寻找抗战盟友
1.求助英美
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主持公道”，期望他们出面干预和制止日本侵略。他在同外交部长王宠惠的谈话和给资深外交官顾维钧的电报中都在强调：“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是美英两国之合作，可挽危机。”
为此，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13日在国联提出第一声明书，要求国联对日本侵略采取必要行动。7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希望其转达国府意图，促使英美两国出面斡旋。7月25日，蒋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希望美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8月，他下决心在淞沪地区打一场大仗，动机之一也是想推动英美等国改变不干涉的“中立”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自卫声明中，还有吁请英美各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的话。但是令蒋介石失望的是，此时国际上尚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作壁上观的容忍态度。美国和英国，均未对日本采取实质性行动，对日本侵略和挑衅的行动，也予以容忍。
英美等国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当然并不赞成，因为这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但是在蒋介石这个现实的朋友和日本这个潜在的敌人之间，他们更怕触怒日本，不仅不肯为中国而卷入战争，甚至在9月取消了卖给中国的飞机、军火的协定。他们是想既维护自己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中国以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然后“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从而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只贪婪的恶狼引向社会主义苏联。
8月26日，有消息说蒋介石将与英国大使许阁森一起前往上海，日本为了除掉蒋介石，不惜得罪英国，出动飞机轰炸。蒋介石因为临时有事改变行程逃过了一劫，英国大使许阁森却被炸伤。蒋介石对此颇为关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事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或与全部战局胜负有关。”他深深的希望日军的这次直接挑衅能使英国改变对日态度，进而支持中国。意想不到的是英国竟然如此的大度，在日本做出道歉和赔偿的表示后英日再次握手言欢。此后不久，英国商船又在芜湖江面被日机击沉，瓢虫号军舰也遭到日军炮击。已经走上绥靖之路的英国对此仍是接受道歉和赔偿了事。面对已经走上了战争轨道的日本，张伯伦执政的英国彻底把蒋介石给抛弃了。
9月4日，蒋介石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呼吁国际舆论：“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及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国、联各会员国之责任。”
同时，宋美龄也于9月12日在南京发表了对美讲话。她气愤地控诉了国际社会的混乱和不公道，“如果西方各国，对于上述种种，漠不关心，我们……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力之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远历史，都染上了鲜红的血液，或毁灭在猛烈的烈火之中，亦所不惜”！贤内助的抗战决心更大，这无疑也影响到了蒋介石的决心。
但这些声明和呼吁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美国甚至在9月14日，声明对中日之间应用“中立法”，任何争端不予过问。对这种为虎作怅的做法，中国政府当即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实上，自七七事变以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没有从英美等西方国家获得任何军事方面的援助，反而一再被他们劝说：从速与日本“和平解决”，以利国际通商。当英国将少数飞机高价卖给中国时，却不允许提供飞机所必需的机枪；在香港装配并飞出的3架飞机，都被装扮成救护机的模样，还要中国担保将来不供作其它用途。而美国政府当时对日本的许诺是，不准美国船只运输飞机去中国。后来，美国将一架波音飞机卖给中国还不得不借道澳，但澳大利亚总理却表示拒绝其出境去华，并将此事通知日本总领事馆。当时宋美龄的顾问端纳叹息道：“（中国）因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国联势力及英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成重大的牺牲。”
（中国民众千余人呼吁美国停止对日贸易的签名书）
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美国改变国策，他说：“此次中国抗战，不仅关系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伸张意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国联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加以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系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但美国当时并不理睬。
就在这一天，继平津沦陷后，华北重镇保定也告失守；上海方面，中日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战斗更加激烈。中国方面显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对于这场双方都没有宣战的战争将持续多少时间，新闻媒体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是啊，国际上对于这场战争作出的几乎都是悲观的估计，谁都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在强大的日军面前支撑三个月，前途真的是如此的惨淡吗？记者们特别希望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判断，至少可以知道中国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决心！
面对记者的提问，蒋介石没有犹豫，平静地回答“没有时限”，而在1936年11月时他的估计是3年。他说：“中国抵抗日本之侵略，并无时限。在日本侵略继续进行中，战争势难终止。中国已不能容许日本军队以压力和请中国。”“不论此次战争延长至何日，中国已有无限制抵抗之能力，因中国实一潜力无穷、财力无穷之国家也。日一旦对中国海岸之封锁，或将给他国极大打击，于中国则影响极微也。”前途的确不明朗，但并没有外界估计的那样暗淡，蒋介石无疑是在说事情仍然大有可为，他也进一步表示抗战决心，并做好被封锁的准备。
10月30日，蒋介石在苏州昆山公园对参与淞沪会战的左翼军各将领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近三个月抗战的成绩，勉励众军将士不惧牺牲，存必胜之心，作持久之战。
当然，他还是把希望寄托于国际出面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他说：“现在各国之同情我们，赞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官兵两月半以来抗战牺牲的结果。目前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开，倭寇显已成为举世所共弃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再能坚持三四个月，则我们军民的精神愈益发扬，我们国家的地位愈益提高，国际对我们的同情愈益深切，而倭寇武力的破绽和其野蛮残酷的暴行愈益表露于世，则国际形势的转变，将更不利于敌人！”
在11月1日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蒋介石就认为只要在上海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并不顾当时已经发出的阵地转移的命令，要求前线官兵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有利的同情和支援”。但是淞沪战场形势已经急转直下，于我军十分不利。蒋介石被迫于11月8日向第三战区颁布了撤退的命令。但是几天的拖延，不仅增加了部队的伤亡，而且引发了前线的混乱，部队也没有顺利撤到第二线去布防。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南京各界举行拥护九国公约市民大会）
中国军队被迫从上海撤退的时候，九国公约会议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在11月11日给九国公约会议致电说：“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中国主权若一日受威胁，则中国军队即当继续抗战一日。”又说：“吾人为长期抗战起见，已将军队自上海租界毗连区域撤退，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至以九国公约而论，吾人无论如何必当信守不渝，而对各签字国觅获公平解决方案之努力，我深信其不致掷诸虚牝也。”
由于美英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主义”的立场，防止卷入远东危机，极力避免其应承担的责任，结果，布鲁塞尔会议只能是空泛地对中国表示同情而已。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后果，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侵略者愈强硬，人们愈妥协；人们愈软弱，侵略者气焰愈烈。同时，会议的失败也表明，自《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以来，美国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已经破产。
1937年底至1938年2月，美国的中立立场表现的更为彻底。1937年12月，日机炸沉美舰“帕奈号”及美孚油轮。美国士兵3人死亡，17人受伤。但此时，美国却不敢向日本兴师问罪，经过交涉之后，美国接受了日方的道歉及数额仅为200万美元的赔款。格鲁甚至认为，事件的处理，“显示了两国政府的明智和卓识”。
不难看出，列强之间也是以实力为据，也是欺软怕硬！1938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以桐油为担保，始向美国借得2500万美元，除此之外，在1939年以前，国民政府再也没有从西方得到其他实质性援助。
与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质的主要供应点。美国前国务卿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的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但得到了我国的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以被制止和停止。”
在初期的抗战中，被英美抛弃了的蒋介石陷人十分艰难的境地。蒋介石对英美的希望一再落空，反而在孤立的境地中表现出自己的坚强个性和坚定态度，迁都重庆，组织军队展开英勇抗战。在日本着手具体实施它的东亚新秩序既定计划，而美英等民主大国安然推行绥靖政策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西方朋友，主要是传教士，掀起了一场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向日本提供军事物资的运动。这些传教士利用一切机会强调蒋介石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员毕业于基督教学校，在信仰上归依了上帝。被宣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统帅的夫人，1938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被美国《时代》杂志宣布为世界知名伉俪。基督教传教士帮助美国维系了它同中国人民的友谊，掩饰了华盛顿正充当日本侵略帮凶的不光彩角色。
2.争取苏联援助
中国人民不是孤立的，北方邻国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无疑，苏联此举是具有远见和胆识的。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进一步彰显，为了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获得国际的资助，蒋介石主动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英美等国的暧昧态度使蒋介石进一步与莫斯科靠拢，在国民政府的积极努力下，1937年8月20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1937年9月初，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有72架，轰炸机54架，以及大量大炮和弹药。11月1日，中苏双方又签订五千万美元借款协定。并于1938年、1939年两次签订信用货款，总额共计2亿美元。
中国抗日战争前期，当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时，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不仅是及时的，而且作用巨大，它帮助中国抵挡住了日本的战略进攻，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中国的抗日战场而不能自拔。
不过，蒋介石对苏联的最大希望还在苏联能直接出兵对日作战。七七事变后，日本逐渐暴露出全面侵华的意图。蒋介石加紧了与苏联的交往，8月下旬，国民政府派出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目的十分的明确，就是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行前，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代表团团长杨杰。蒋介石特别叮嘱，希望苏联能够源源接济中国军用品，如飞机、高射炮、坦克车、汽油等，不过这只是最低的希望。代表团最主要的任务还在于促进苏联参战，达成互助协定。蒋介石对代表团此次出访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在接见的最后，他勉励杨杰道：“此行任务艰巨，关涉我国抗战全局，希望你与各位代表竭诚而为，万不能辜负党国之厚望！”这就是说，杨杰率团赴苏的任务不仅是争取苏联的军火物资援助，另一个任务，也可以说更进一步的任务，是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苏联援华军用物资通过西北公路而来）
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终必与苏联一战的念头是始终未忘的”。苏联的情报机关已经得到消息，日本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也在加紧酝酿其“北进”苏联的计划。在西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36年3月，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进入莱茵非军事区，5月，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这也同样威胁着苏联的安全。
由于德、意、日法西斯日渐猖撅，苏联深深地感到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在执行一种具有极大挑衅性的对外政策，蓄意制造和恶化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形势，这种政策的特别突出之点就是反对苏联”。更为险恶的是一些标榜国际正义与和平的民主大国主动的推波助澜希望法西斯的祸水淹没赤化的苏联。蒋介石正是从这里，看到了获得苏联援助的希望。
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指出：“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洲的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会议的内容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是苏联还是从秘密渠道获得了一些只言片语的内容。计划虽然保密，意图却是尽人皆知的。日本报纸、书刊就明目张胆的为其扩张和对苏作战进行鼓动宣传。日军也频频向苏方挑衅，仅1936年苏联边防部队就扣留了日本间谍137人。1937年6月，关东军已经“以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太阳升起的地方乌云滚滚，浊浪滔天，斯大林怎么可能视若无睹坐以待毙呢？
为了避免东西遭受两面夹击，集中力量重点防御西方，苏联必须缓和东方危机，避免与日作战。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依靠已独立与日军纠缠数年并已全面抗击日本的中国，来牵制日本侵略势力。中国抗战对于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作用，莫斯科是十分清楚的。
蒋介石素来把日军的侵华行为与破坏远东秩序以至整个东亚力量格局联系起来考虑，对于苏联的顾虑，他也是心中有数的。也正因为此，他才会有频频要求苏联出兵的底气，甚至在陶德曼调停期间，以被迫与日妥协加入有反共协定的轴心国相威胁。蒋介石深谙“以夷制夷”之道，懂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求生存之理。加之在这个沧海横流时局大动荡年代中，中华民族已经爆发出了百年的积愤，展示出了新的生气。这些使得蒋介石后来得以一度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齐名，使中国开始步入大国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