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为了把握客户的准确需求，我开车穿过整个城市去见一位指派给我的新客户。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重新考虑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到达这座可爱的房子的时候，前来开门的是一个25岁的漂亮女士。她金发碧眼、衣着得体，打扮得无可挑剔。她带我参观了这座一尘不染、设计得很好的大房子，而且显然是居住者的骄傲。但当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家庭。
简已经结婚了，这对年轻的夫妇两年前曾期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临。当流产使得妊娠终止时，简需要输血。由于没有人知道医院血液供应里暗藏着什么，简不幸成为被感染血液的接受者。随后的几个月，她开始感觉到感染的不良反应，开始咨询一个又一个医生。但没有人能查明她可能是得了什么病。当然，他们知道艾滋病，但没有想过简有这种可能。
她有一份好工作，负责签署公司支票、记账以及其他很多重要的任务。然而，她的缺勤越来越多，她的雇主和同事不相信她看似没完没了地抱怨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毕竟，她看起来很好。与此同时她的病情恶化，直到有一个医生在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性后，对她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于是谜团被解开了。但她的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了。她的丈夫，一直非常支持她，发誓会照顾和陪伴她直到“最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支支吾吾。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留下简自己照料自己。她显然应对得还不错，直到她决定通知雇主自己的诊断结果。然而，工作压力进一步增加，她被免除了公司支票账户部门的工作，被驱逐到一个密室里以防她有可能传染别人。这些雪上加霜的侮辱迫使她最终辞去工作。听简的故事时，我气愤难挡。我从男同性恋那里听说的歧视已令我非常沮丧，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艾滋歧视在异性恋人群中发生。简作为一个被剥夺权利的职业女性引起我的共情，这是另一件啃噬着我的正义感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这不是问题所在。当我进入了全球艾滋的歧视世界时，我的志愿精神就遇到一个不一样的困境。同性恋，异性恋，这无关紧要：世界从不留意任何人，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它只传递不停给予的被称为礼物的东西。而他们并不以国际联合劝募协会（UnitedWay）1的方式看待问题。这意味着，从指数上来说，在艾滋的环境下，当一个人有性行为时，也就是和他们做爱的每个人的伴侣都有了间接性行为，以此类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流行性疾病的极恶之处。
回到家，我发现我和简在一起待了非常充实紧凑的5个小时。我打电话给她想问问她对我们会面的感受如何，于是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挂断电话之后，我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简给艾滋基金会打电话因为她想要一个伙伴。她没有要求资金或食物援助、住房或者出租车代金券，她只是想要一个朋友。我和她谈起艾滋基金会的支援小组，我们每周一晚上都在教堂的团契厅会面。那家教堂里的很多同性恋教众，在基金会有自己的办公室之前，我就是在这里的一次早期基金会议上遇到了史蒂夫。
接下来的周一晚上，在见过我的治疗师加里T之后，我又和现任艾滋基金会主席吉姆见了面。在我的宣传小组会议之前，我顺便拜访了支援小组，想知道简是否从家里大老远赶过来参加会议了。他们的会议开始后我才到达，我试图悄悄溜进去不干扰会议进程。简打断讲演者冲我打招呼，她笑着向支援小组宣布：“这是我的新伙伴。”
这就是我的惊喜。我无法成为她的伙伴。如果我打算在简的生活中扮演那个角色，我将不得不中止我作为的宣传者的工作。我们只是应该获取信息、上交，然后就中断联系了。提取信息、而我们同一时间只能扮演一种角色。那个时候，我需要这份宣传工作，因为在简之前我曾经如此接近客户，已经精疲力竭，没有能力再去应对失去这种亲密关系的滋味了。这不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应对这种两难境地，而通常情况下，我都以失败告终。
我再也没有和简见过面。我想她是搬去了达拉斯（Dalla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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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nitedWay，即UnitedWayInternational，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系统，它动员来自社会各领域的地方领袖共同合作，以确认社会的需求并协助解决健康与人类福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