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距我嫂子11月5日逝世后不到两周，我接到了艾滋基金会的电话，要求我给比尔的父母老比尔和玛吉打个电话，他们从俄亥俄州来到了休斯敦。他们叫他比利，不过我知道他是比尔。他在特护病房里面，而他的父母找不到任何能帮忙的人。我拿到了比尔公寓的电话号码。虽然我已经习惯了这些成为日常工作的事件，但是我显然不会期待这些事情。在拨打比尔的号码之前，我得给自己一些平常的鼓舞士气的话：“想想这些人正在经受着什么。他们对这个城市很陌生，他们除了自己的儿子以外谁都不认识，而他病着，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
可恶，我讨厌这些。
在听到电话铃音和一个女人声音之间的那一瞬标志着一段持久友谊的开始。那声音暴露了一切，那是我太过熟悉的一位母亲焦虑的语气。从那一刻起，我再次感到宽慰，自己的确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比尔的母亲并没有陷入彻底的狂乱之中，她只是不知所措。数日之前她和她丈夫才接到通知他们需要来到儿子的病床前。他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同一天的下午，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我走出电梯进入了位于电梯和重症监护室之间的访客等候区时，他们起身来迎接我。当然，我确定他们就是我要寻找的夫妇，而他们只能猜测我是艾滋基金会的宣传人员（无论那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温和的性格，以及他们是从俄亥俄州我所出生的那座城市而来的事实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破冰话题。
由于重症监护室的探望时间很有限——一个小时两次，每次十分钟，而且只允许两个人——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来互相了解和谈论比尔的病情。我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多少，于是我试着在大部分时间里让他们来说。下午两点的探望时间刚刚结束我就到了，于是当下一次探访的时间到来时，比尔的父亲坚持让我和玛吉一起进去探望。她提醒我说比尔可能会脾气很坏且暴躁古怪。这令我有些担心，直到我回想起他，或是他的代理人，需要指派一个宣传人员去看看他缺什么。所以我以为他会欢迎我的探访。无论他态度如何，我决心保持镇定，我明白自己至少能够处理好首次的探访。而且，我需要做的不过是进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出来。就是这样！
比利用上了一台呼吸机上，那熟悉的蓝色胃管放置在他的喉咙里。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见到我很高兴。我轻松多了。他伸手去拿通常为这种场合准备的垫子和铅笔，匆忙潦草地写下他想让我了解的需求。他不想要金钱或是一个住所，他希望有人能帮他的父母渡过难关。那时候，女性志愿者数量有限——尤其是母亲——意味着我就是那个人。事实上，这也正是那天早上艾滋基金会打电话的人告诉我的情况。比尔完全可以自己填写所需的表格，等到他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十分钟已经过去了。在比利病房外面的小休息室里有一个盥洗室，探访者被要求在离开这一区域之前洗手。再一次，就像我们的第一个客户阿特在重症监护室里一样，在一家不同的医院里，颠倒顺序的保护措施在我看来是非常愚蠢的。他们才是没有免疫系统的人！
离开比利病房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正一同在长期而艰巨的征程之中跋涉。我不忍心把比利的父母单独留在那儿，尤其是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每个小时等待40分钟，为了看到他们的儿子短短的十分钟。在那仿佛永无止境的等待之后，轮到比利的父亲去探望他了。两个母亲留了下来。他回来的时候，老比尔说他和比利“聊天”了，儿子用笔记和父亲说话。
他说：“比利告诉我他有话要对我讲。他说：‘爸，我得了艾滋病。而且，我还有事儿要告诉你。我是同性恋。’”于是他回答说：“那又怎样？你是我们的儿子。你病了，我们爱你，我们来这儿就是要和你共渡难关的。”
我目瞪口呆。这个男人棒极了！有太多我所认识的同性恋害怕让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发现这一事实的同时又得知了自己的孩子患有艾滋病。我经常无数次恳求他们，告诉他们的父母任何一项或者两项信息，因为这样要么可以确定他们最大的恐惧也可以令他们知道自己在应对什么，要么可以发觉他们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躲避着无条件爱着他们的父母。
一个我最亲爱、最亲密的朋友的同伴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他选择对所有人隐瞒这件事。直到他感染了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我的朋友才得知了这一消息，但他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朋友、熟人，任何人！然而我的朋友向我吐露了秘密因为他极其需要跟人聊聊。他注意到我戴着一条红丝带，那是一个愿意为被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或影响的人提供支援的标志。在我认识他的同伴以后，我试图鼓励那个男人把真相告诉家里人，然而却遭遇了坚决拒绝，因为他不想令他们不安。
我问他：“你觉得他们如果在你病重了以后才发现这些就不会更加不安吗？”
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到一年后他住进了医院。他死于脑淋巴瘤。他全家成员都来到他身边，在他的床前热切地祈祷并鼓励他为了生命而战斗。但是这些都没能挽救他的性命，而且他妈妈无法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是他妈妈啊。”
几年之后，她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她重复着相同的话：“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是他妈妈啊。”
我个人的意见是，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没有给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父母共度宝贵时光的机会，无论他们是否病着。他们的家人也许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面对疾病，就像比尔的家人一样。由于他们对于儿子的奉献，我确定我喜欢这些人。
我邀请比利的父母去那家肯恩的汽车能自己找到的餐厅里吃午饭。比利为我们的选择竖起大拇指。当我们要决定吃饭或者见面的地点时，它已经成为了最容易的选择。很多时候，家属会请前来探访的人吃顿饭来表达他们对我们给予帮助的感谢。
我们回到医院的时候，我们三个之中最先探望比尔的是他妈妈和我。现在和他呆在一起我感到更加自如了，至少是被当做一个受欢迎的能够缓解他父母某种压力的人。他们拥有了一个可以召唤和联系的盟友。
感恩节那天，我无法让自己不去想比利和他的父母。然而，我还是做了一些每年感恩节都会做的事情。我做了一个平常的红薯煲，并且在我哥哥埃利奥特的家里同他的家人一起过节。有关于我能做点什么和我应该做点什么的想法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不确定那些事情是什么，但我知道自己把一些人落下了。第二天，到达医院的时候，我的思绪被证实了。比利完全没有关注他自己，但他为父母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他们非常难过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度过这个传统的家庭团圆节日。他们不仅没有收到来自于其他子女或亲戚的安慰，而且甚至都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吃到一顿像样的饭。我的内疚之情加剧了，但我们都度过了那一天。当时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妥，然而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事情正需要我去做。
在比利的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治疗有起色之后，呼吸机被移除了，他被转移到了一间私人病房里。那时候他的父母要回家了。他们在他的公寓里住得还算习惯，但在城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们感到焦虑不已。
比利的药物反应令他呕吐了不止一次。有一次我进入他的病房，他提醒我走到他床边时不要踩到他吐在地上的金枪鱼沙拉。从我有记忆开始，我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有人在痛苦地呕吐——或者，就这点来说，看到呕吐出来的东西。这一天是真正考验我能够多么坚定地遵守自己的承诺去帮助艾滋病人的一天。如果我不能接受这必然的呕吐，我知道自己就应该去找点其他的事情做了。
输入比尔体内的氧气是来自于一个正连接着墙上插头的罐子里，但他非常想绕着艾滋病单元的周围走走。
“把氧气拔掉。”他吩咐我。
“你是当真的吗？”我问道。我以为我一拔掉他就死了。
“是的！拔掉。”
我不喜欢那样的声音。拔掉。我们各自一遍遍重复自己的话直到我被说服“拔掉”并没有我长久以来所理解的那种含义。我按要求做了，扶比尔下了床，然后我们出去了——比尔带着他的静脉输液架，而我在一旁推着轮式氧气瓶。
在那之前，比尔为他的困境而感到烦躁和沮丧。我能感觉到他有放弃的念头。但是在那次散步以后，在随后的探访中我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好，我禁不住问他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情绪。医务人员鼓励他去参加在医院里可以接受的物理治疗。那不仅改善了他的健康状况，而且也令他看起来焕然一新。让他感到如此兴奋的是，他正在帮助其他艾滋病患者也加入这个团体。现在他期待着到健身房去（他这样称呼物理治疗室）锻炼，而且直到他出院他看上去都是积极乐观的。
他回到自己的公寓以后，我们偶尔见面吃个饭，并在一起谈论他的家庭、他对于钩针编织的爱好，以及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在疾病迫使他残疾退休之前，他在一家非常受欢迎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我们常去那里，这样他就可以和自己以前的同事见个面，另外，他们还给他免单。这令他有种相互关联的感觉，尽管他已不再在那里工作了。其他的时候，我们选择中国菜并把它们带回到他的地方吃。有一次，正当我们准备在蛋卷和炒饭之中大快朵颐的时候，比尔发觉自己一点也不饿，只好放弃了那一餐。当然，我对此一点也不惊讶，在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些我所认识的其他PWA身上之后。
十二月一个阴沉的星期六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比尔又回到医院了。我到他病房的时候，他被一群朋友围着，他们有些就坐在他的床上。那看上去就像是他在上朝，而他忠实的臣民们在遵从他的旨意。我很欣慰地看到有这么多人都聚到一起支持他。他们之中有一个是加里的密友蒂姆。不是乔的那个蒂姆——那个会以另外的、重要的方式走进我的生活的蒂姆。真是太巧了，虽然不断遇到我认识的人已经越发地成为了一种惯例。艾滋病社区不仅越来越封闭在我们周围，而且它的内部也越发紧密了。那是在1985年，我们已经发动这场抗争两年多了。为什么在这许久以后我们还没有胜利呢？医学专家们说还得有五年时间才会发现治愈方法，但看在上帝的份上，人们正在我们的周围死去。为什么没人能站出来终止苦难？谁知道五年承诺之后会不会再出一个多年的承诺？
那个周六的深夜从医院开车回家的途中，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哲学思维模式之中，思考着从那里出发我们都要去往哪里。比尔、蒂姆、加里、肯恩、楚门——我所有这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这张网，从我遇到艾滋基金会第一个执行董事加里的时候就开始编织，如今已经以几何级数增长了。随着我见到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抗争艾滋病战斗中的人们，他们的生命也都相互有了交集，或者我会发现自己撞到了朋友或者熟人，在我成为他们命运链的一个连接点之前他们就已经互相认识了。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