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83年，自从加里搬到加州以后我和他度过的第三个假日期间——这次是去太浩湖（LakeTahoe）1滑雪，还有去迪士尼热身——我们回到旧金山迎接1984年的新年。原本计划继续保持从上一年开始的一项传统，在热水浴里度过那个夜晚，任凭自己沉溺于朗姆酒夹心巧克力之中。然而，我们离开的时候停电了，因此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为了至少感知一下新年的到来，我们走上喧闹的街头，回来，然后上床睡觉。两天后我回到了家。
第二天早上，肯恩来电话通知我几个小时以后见面去帮助我们的第一位客户从狭小的车库公寓搬到他自己的地方去。那个楼下的车库公寓是乔租来的，他是阿瑟的朋友，十分好心地允许阿特2暂时和他住一起。那里非常狭窄拥挤，几乎连一个人的位置都没有，更别说他们两个了。但那时候同性恋们就是会这样做，他们尽最大的可能互相帮助。对于这种新的疾病，有人关注并见证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来帮助那些已经生病的朋友们。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同样，很快从“焦虑但健康”成为了有它的人，那是当时对这种病的称呼。
肯恩通知我说：“我们今天下午两点在乔那儿见面帮阿特搬到他的新公寓去。”
我还没有准备好，回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喽？”我很愿意，但我又为自己这段新命运的开始而深感忧虑。
“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五个（克里斯已经退出了）都到了乔那里，在搬运属于阿特的很少的几件家具（也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时会撞到对方。肯恩的朋友里克在电话公司工作，他也和我们在一起，并给阿特安装了电话。里克是肯恩的室友，早年得到过肯恩的照顾。我们那天发现，肯恩是一个如此优秀的组织者，他必然会被选为我们的团队主管。在后来的六年半里的任何时间，他总是照顾并且为那些无处可去的艾滋病患者敞开自家的大门。
有很多人愿意为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他们也许是因为疾病而无法工作，也因此无力谋生；也可能是他们的家庭与之断绝关系了，令他们不可能再向家里求助；他们或许已经丢掉了工作，因为雇主得知了他们的健康状况而辞退了他们，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有时，他们的恋人由于他们的艾滋状况而抛弃了他们。通常，那恋人最后也被确诊了。想解释说明同性恋群体为什么流动性很大实在是一言难尽。
我们作为一个护理团队，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务——从买菜到烹饪，洗衣服，或清扫房屋。提供到医院看病或到律师办公室的接来送往，遛狗，出去吃饭，或者只是参加个别社交活动以减轻我们客户所感觉到的一些压力。当他们曾经享受的自主权被剥夺了以后，至少他们明白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有保障的。
乔不是我们官方团队中的一员，但哪里有可以帮忙的地方他都会参与进来。他是一位专业的按摩理疗师，除了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全身或局部按摩以外，他把他的时间和服务都奉献在了医院里。他很多年都在持续非正式地参与我们的团队活动。
我们的团队轮流去看望阿特，他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照办，比如洗床单（“一定要用漂白剂，哦，还有，一定要戴乳胶手套。”）在我们满足阿特需求的同时他也在照顾着我们。一天晚上我从健身房回来以后，我打电话询问他是否需要我的陪伴。我到达的时候，他正按照指派给他的护士在医院里教授过他的方法忙着悬挂他的静脉注射瓶。在他完成这项任务以后，我们决定看看电视，但很快发现没有什么我们特别想看的节目。由于事实上我们还不了解对方，我们开始互相寒暄了一番。过了没几分钟，我就发现他的静脉输液管里回血了。在那之前，我以为自己已经把自找的恐惧隐藏得很好了，然而在那一刻，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我这是在做什么呢？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阿特已经在呼叫护士帮忙了。他能做的就是从由医院提供的大盒子里再拿一套静脉输液管出来，然后就一切恢复正常了。后来，我们商量好下次玩棋类游戏然后去看电影。那将会很容易。
然而没有下次了，至少不能去看电影或玩游戏了。塞西尔答应阿特第二天带他去商店。事实上，第二天也没有去购物。肯恩打电话告诉我说阿特得了急性肺炎，塞西尔带他去了医院，而不是商店。塞西尔没有带他到他工作的复员军人医院去，阿特并不是退伍军人。他去了安德森癌症中心，那里专门从事癌症的研究与治疗，并且已担负起治疗全城的艾滋病病患这一严峻的挑战。也许他们最初对这种传染病的认知是它只会短期存在，或者很快就会发现某种治疗方法和治愈手段。而真正短期存在的是医院接待迅猛增长的艾滋病群体的能力。
我们进行护理的模式很快就改变了，从家庭帮手成为了招待员。阿特的父母要到城里来，我们得为他们准备一个单间。那意味着清除一切有可能会出问题的可疑的读物或者吸烟的痕迹。我和巴迪商量好，我把要洗的衣物带回自己家里去洗，这样我们可以在阿特的床上为他的父母铺上干净的床单。公寓里只有一台电视机。他呆在那里屏蔽掉那些“东西”很可能是我——作为一位母亲，一个女人——不应该看到的。与此同时，乔去机场接阿特的父母。我大约在午夜时分才赶回来，在他们抵达的几分钟之前铺好床单。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带来了零食和饮料，于是我们所有人围坐在桌前互相认识一下并安排接下来几天的事宜。
阿特的父母很感激我们对阿特的帮助，但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他们儿子所受的折磨是与他是同性恋有某些关联的。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轮流到医院去，穿上相同的黄色纸质衣服——纸鞋等等——它们都被整齐地堆叠在第一间隔离室里，那里通向真正隔离的里间。重症监护室的护理人员指导我们务必要把医院的制服留在房间里面，以免它污染到在厚重的玻璃窗外的任何人。人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其实躺在床上的，依靠呼吸机才得以活命的那个人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在那里，阿特接上了一台呼吸机，这导致他无法和我们说话，但那不能阻碍我们的交流。他在一大叠纸上写字并且打手势。这令我们两个，我和肯恩，通过玩“二十个问题”3的游戏来猜测脚上的动作加上手的指向并不是他想要我们揉揉脚的意思，而是他想让我们帮他拉一拉被子。
几天后，三十二岁的阿特就去世了，到了在天主教堂举办葬礼并在公寓里举办集会的时候了。阿特的一张照片，那是在我们认识他之前拍的，就在葬礼开始前被放置于来宾登记簿的旁边。那是多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啊！这和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形容枯槁，剃了平头，看起来异常虚弱的人是同一个人吗？是的。随后我发觉自己心碎不已，我需要鼓起自己所有的勇气才能继续我的服务工作。
阿特的朋友们在葬礼后到他的公寓里去了，那些在我们认识他这六周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人们。他们谈论起生活中的不同时期和他在一起的故事。他们哭泣，他们吃东西，然后他们自己聊起来了。有些人去公寓外的街道上滑旱冰了。整个过程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新鲜，很难理解像我们这样生活得原本健康的人正在遭受折磨。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关于“他们”和“我们”的问题了——全都是“我们”。阿特的母亲询问我聚集在阿特的小公寓里的人有没有同性恋，我说很可能他们大部分都是。她回应说他们真的有问题了。我不明白她指的他们有问题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还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病毒感染。我也不知道她是在讽刺挖苦，还是她真的关心同性恋群体的健康。我没有要求她解释清楚，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觉得那很可能会是负面消极的意思而我不想听到，但主要还是因为她那时需要应对的事情已经足够多了。
在葬礼的那个晚上，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特公寓的人。他的父母正准备返回他们新英格兰的家里去并把他们儿子的骨灰埋在新泽西。他们想让我拿点花儿回家，还有一件“缅怀阿特”的纪念品，似乎要不然我就会忘记了。我选择了那个他一直放在床边的绿色大塑料杯，里面盛了水，是他用来吃药的。它在我的橱柜里呆了六年，直到我意识到在我的水彩画课上用它来盛水非常好，于是每当我画画的时候我总是想起阿特。就在我和阿特的父母最后一次道别的时候，他的母亲说道：“你还想要点别的吗？”
我捡起一本阿瑟·米勒（ArthurMiller）4的平装版《萨勒姆的女巫》5，然后回家去了。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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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浩湖：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与内华达州之间的高山湖泊。
2因为英文Arthur发音关系，昵称为Art，即阿特。
3“二十个问题”：一种鼓励推理与创新的语言游戏。19世纪兴起于美国。在游戏中一人作为回答者选择一样物件但不能告知他人。其他人都作为提问者来猜测这个物件是什么。回答者只能以“是”或者“不是”来回答。
4阿瑟·米勒：（1915-2005）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代表作有《我的儿子们》《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勒姆的女巫》等。
5《萨勒姆的女巫》：原名《炼狱》。该剧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1953年的一部作品。剧本取材于1692年至1693年发生于马萨诸塞湾萨勒姆镇的一系列关于女巫的审判。米勒撰写该剧影射美国政府奉行麦卡锡主义，将许多所谓共产主义者列入黑名单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