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责中国人不热心慈善，尤其富豪，除了放纵“富二代”肇事逃逸，看不出别的做富豪的影子。为富不仁并不在少数，当今之中国，确实没有形成一套“如何做富豪”的普世规范和大众价值观，但中国也远不至于落后到不识慈善为何物的地步。莫说今朝，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一批信奉实业救国的中华义商已塑造了堪令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慈善家都高山仰止的典范。
当今中国人之所以不敢放手做慈善，一定原因在于“怕”上。那位在汶川地震时慷慨解囊的阿姨，据说在为玉树地震和刚刚过去的舟曲泥石流捐款时“谨慎”了许多，并屡劝他人不要再相信慈善机构。这是中国人的错吗？是，又不是。一方面，这只是一小撮有待商榷其炎黄子孙道德资格的中国人有意践踏了无辜大众的信任和善良；一方面，这的确是中国人负了中国人。
不要动不动就拿“制度”说事。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再先进的制度，有些进入了哈佛大学的经典教程，有些被国内的名校奉为圭臬，但真正放在一些中国人手中就舞不动了，甚至舞出诡异的姿态，我们苦心求教来的经验会迅速开辟为找借口、钻空子的新路。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在全球各地攻城拔寨，却偏偏做不了中国市场。他们或许不明白中国的老百姓和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对立的，后者的实际功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限制前者的活路。所以如果你仍以一个老百姓的姿态在社会上活动，你就只有一一尝尽做老百姓的艰辛。
中国有可以当街掀人摊位，把人打翻在地的城管；有麻木不仁、名不副实的大学校长；更有我们以上看到的，挂着行政级别，视你为行尸走肉的慈善机构……这不是少数中国人的问题，试想，现在宣布将城管全面换血，统统由受过高等教育、品行端正的大学生担任，青天白日能干净几时？难道这些败坏公权形象的少数派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恶人，他们对待自己的家人朋友也统统和对待街上的小商小贩一样吗？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不是”。或者更干脆些，把“城管部门”打入历史的垃圾堆，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机构去维护城市形象，再安排新的队伍去执掌这些机构。关心城市形象的普通市民和以流动摊位为生的小商小贩真的就能同时迎来玉宇乾坤？难道城管部门设立之初就是一个蛮不讲理，严重不注意执法方式的多余机关？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不是”。
莎士比亚《西里斯·凯撒》的着名一幕——市场暴乱，为我们展现了普通民众毁灭性的破坏力。凯撒的血衣、勃鲁托斯与安东尼的演讲及罗马市民的狂热等作为唯一来自想象世界的例子，却罕见地和大量真实历史例证一起走入勒庞的《乌合之众》——这一对“群体心理学”有深远影响的着作，备受后世群体心理学家的青睐。“群氓”通过莎翁的作品被更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捕捉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种以单位状态出现时并不明显的“平庸的邪恶”往往会堆积成改造社会和颠覆秩序的巨大力量。
中国人不必绕那么大圈子，也不必从谁的作品中找启发，我们自己就生活在“群氓”的海洋中。“群氓”表现为具有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非黑即白，拒绝独立理性地思考。为什么说把城管换血仍旧解决不了执法失当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我们每个人很可能就是群氓中的一分子，而执法对象也大多是群氓中的另一些人；撤除城管的道理完全一样。鲁迅先生尖锐地指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中国，可怜之人变成可恨之人只需要社会地位的提高，或者增加其可支配的社会资源。然后，他们大多都会利用自己目前的有利条件连本带利地报复苦难的记忆。
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么群情激昂、异常狂热。这就导致我们对自己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置若罔闻、视若无物；对看似触手可得的东西却争先恐后、互不相让。我们在原谅自己一成不变的情况下仍在苛求别人的升华；在坐视群体性残暴汹涌而来的时候，反身指责面对巨浪寸步不移的芦苇。这样一群人，无论挑出谁去执掌公权力，其风险都居高不下。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倘若没有群氓的土壤，文革之浩劫是否能闹得如此天翻地覆？或者换一种猜测，若把“文革”的决定放在当时的西欧国家，是否能赢得举国上下的一致响应而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灾祸？中国人最应该帮助中国人，毫无疑问——因为我们同根同种；中国人也最容易伤害中国人，恰恰还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彼此几乎看不出差别。
相同的问题出现在做慈善上，我们碰了壁就开始怀疑制度、人性，截流了捐助款就开始把责任往上级、下级推——殊不知制度是以人为基本单位；无论上级、下级都只是制度中的一分子；人性？别天真了。你能证明它真的存在吗？
谁动了我的善良？我自己说不清楚，因为说到底很可能就是看似不该归咎的一些人。说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我们期待的改变应是每个人的改变，是劣根性的改变，然后才是制度和人性；但我们显然等不了那么久，也等不起那么久，那就在制度和人的相互摩擦中彼此适应吧。人以制度为习惯、为己任，才能奢谈在制度下安然无恙地生活；至于人性，放在轰轰烈烈、货真价实的社会实践里，还是少谈的好。
2010年8月19日
谈判桌上的深渊
——铁矿石谈判的“中国悲剧”2009年7月9日，澳大利亚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被拘捕。一时间，铁矿石谈判桌前的颜面扫地突然演化为举国的委屈，大家虽然都心知肚明——间谍、内鬼，甚至所谓汉奸都并非导致中国钢企以国家名义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上毫无议价优势的主要原因。
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大发怨气和大吐苦水的机会，自诩熟悉国际资本运作规则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成了“真理销售机”；被谈判失利凌虐到体无完肤的大小钢企于是成了举国同情的“窦娥群”；老百姓还是一贯地冷眼看热闹，并在心里侥幸地合计着“管它铁矿石越来越贵，汽车越来越不值钱更加实惠”；国家只是默默地掌握着间谍案的处理分寸，舆论焦点也在这一格调的暗示下知趣地从这惊天大案上飘走了。
给人的感觉是：一场全民总动员还没轰轰烈烈地掀起来，就突然冷静在暴风雨将至的焦躁中。正如中国百姓侥幸合计的那样：廉价的汽车每天都从人们的钱包蹦上日趋拥堵的马路，铁矿石涨价那么多，工程浩繁的立交桥还是两个多月就能飞架在大都市的上空；单是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时候有人嚷嚷着是铁矿石涨价抬高了用钢成本，可很快就没长脑子的人再搭理这种无稽的声音……中国百姓生活成本之增长并没有怪罪在铁矿石涨价上，比起“力拓间谍门”，我们更由衷地关心“天上人间”、“黄光裕”。和无数次悲剧的情节铺垫一样，故事的主角懒于关心、习惯忘记——然后就葬送在自己的漠不关心和习惯性遗忘里。
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上为什么屡屡被挫败？“力拓间谍门”带来的真正启示是什么？我们的失败究竟是展览在谈判桌前还是酝酿在谈判者自己的队伍里？这是一场国际资本大战的残酷游戏还是一出针对中国实体经济定向爆破的阴谋……
太多疑虑屈曲盘旋在一起，让人动的了笔却下不去手，想起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的一句话：“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原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从这一点出发，剖析原因就成了最直接的加减乘除——计算中国在谈判桌前的得分。
开始我们的分析之前先要简略回顾一下中国近几年来在谈判桌前的表现，这个过程并不冗长，但保证会让真正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痛苦。
2005年3月21日，《京华时报》在一篇《进口铁矿厂涨价715%，今年车价还会降吗？》的文章中惊呼：“铁矿石价格暴涨715%！”故事往前倒带，宝钢集团的网站上刊出这样一条公告：“经过双方上周谈判，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宝钢与澳大利亚哈莫斯利铁矿公司就2005年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同2004年相比，哈默斯利粉矿、块矿以及哈莫斯利杨迪矿FOB（船上交货，离岸价格）价格分别上涨715%。”悲剧气氛的蔓延开始教台下的观众如坐针毡但又绝不能把眼光带离开舞台，哪怕一刻！与此同时，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也达成价格协议：同2004年相比，卡拉加斯粉矿FOB价格和南部系统粉矿FOB价格分别上涨715%。对于国内大多数钢铁企业来说，这条消息决不仅仅意味着股票下跌5到10个百分点，它很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灾！
做个简单的成本评估。生产出1顿生铁，需要15‐2吨的铁矿石和04‐06吨的焦炭。一般而言，“取16吨铁矿石和045吨焦炭，再打个9折来计算生铁的生产成本，生产出来的生铁再配比少量的废钢来生产粗钢。”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平均到岸价格为61美元上下，扣除海运成本，按照715%的涨幅，就意味着2005年每进口1吨铁矿石，将多付出16‐20美元！每吨钢要涨二三百块来抵消这种压力！
中国早在2003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像宝钢这样具有先天运输优势的钢企，90%以上的铁矿石都是靠进口。715%的涨幅掀起的悲剧气氛决不仅止感染了台下的观众，还有台上演员、后台导演、剧院老板、投资商、甚至拿低廉临时薪水的剧务……一场《天鹅之死》，演出了柴可夫斯基原作都不具备的巨大张力，迷人的教人心疼。
2006年的谈判，中国高调出席，并在开谈之前就抛出了“铁矿石价格应在2005年大幅上涨715%的基础上向合理价位回归”的美丽愿景。利益天平的另一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三大矿业巨头（注意，下文将无数次地提到它们的大名）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公正地说，中国为这次愿景变成现实还是做了一番认真准备的。首先是用实际行动驳斥三巨头放出的中国“供求不平衡论”。他们强调，过去许多年世界能源市场处于基本平衡状态，甚至供大于求，但中国市场需求的加速打破了这种平衡。国内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政府监管不力、中钢协（国有钢企俱乐部）不作为等等一系列原因，造成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也难怪人家会拽住你的把柄，一句“需求加速”，引众人目光向市场看齐，就避重就轻地推卸了责任。中钢协召集国内45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提出减产5%的要求；商务部对外发表研究报告，宣告三巨头“供求不平衡论”站不住脚，预测2006年铁矿石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家发改委早在7月份就出台了《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准备淘汰近1亿吨落后装备产能。不仅如此，我们还与印度、智利达成了协议，分担铁矿石涨价造成的成本压力。除了号召减产，中国还对铁矿石进口的无序性进行整顿，实施新的铁矿石进口许可制度。经过整顿，中国的铁矿石进口资质从500家企业收拢到118家，谈判的主导权由企业收归中钢协（国有钢企俱乐部）手中。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可不谓为对2006年铁矿石谈判加码，果真，争取到谈判在日本、中国、欧洲三地同时展开，虽然还未进入价格战阶段，但亦可视为初战告捷。到2月20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双方互不相让，并未取得任何突破。局面僵持到5月16日，由欧洲钢企打破。淡水河谷率先宣布与全球三大钢铁巨头之一的德国蒂森克虏伯签下合约，2006年的价格在2005年基础上上涨19%；很快，淡水河谷宣布与意大利里瓦钢铁、韩国浦项钢铁、法国阿赛洛·米塔尔钢铁达成协议；紧跟着，日本的钢铁企业（除新日铁）也和力拓达成协议——跟随淡水河谷谈定的结果。中钢协此时仍旧强硬：拒绝19%的涨幅！5月29日，新日铁妥协。6月20日，必和必拓宣布与中方此次谈判的代表宝钢达成价格协议——不多不少，涨价19%，然后是力拓和淡水河谷。中国争取的“定价权”终究没有露出端倪。轰轰烈烈的2006年铁矿石价格大战硝烟落定，给人的感觉是无法用一句话评价中国的表现，中国多像是一步一步向上爬的西西弗斯，可惜最终还是抱着圆滚滚的巨石摔下了山顶。
2007年的谈判很快就来了。2006年6月底才把当年的价格谈妥，12月11日新一轮的谈判就在上海展开。12月21日，谈判开始仅10天，中国就率先谈定了2007年铁矿石的基准价格。淡水河谷北部和南部生产的粉矿价格将在2006年基础上分别上涨95%，卡拉斯加粉矿和标准粉矿的基准价格分别为07320元美元/千吨和07211美元/千吨。
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供需双方只要有一家需求方谈定了价格，其他的谈判就此终止，并以谈定的价格作为当年铁矿石的基准价——这是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就像《独立宣言》不必刻在拉什莫尔山上一样。中国在2007年迅速拿下了首发定价权，虽然国内钢企仍觉得不满足，但这总要比无益地挣扎到最后要体面得多。12月底，淡水河谷与欧洲签约，1月份，必和必拓与力拓和日本钢企达成协议——涨幅追随“中国价格”。
《铁规则》这本书在写到2007年铁矿石谈判时用了一句话——“妥协的胜利也值得欢呼”，这一句在我看来堪可跻身全书的精华之笔。“中国话语权”过渡为“中国决定权”靠的必将是展示中国有礼有节、举重若轻的一面，铁和血已换不回21世纪的真正胜利，以后也一样换不回，成为吴思先生所言“暴力最强者”，中国其实已失去了最佳契机（也是最后契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掌握“象征性暴力”，通过大国之路走向强国之路，继而实现复兴之梦。
2008年，谈判前夕，力拓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财报新闻发布会，发布2007年上半年的财报，为涨价做铺垫。各路领导、谈判代表都纷纷罗列中国市场铁矿石供需平衡的若干理由，甚至预言：2008年铁矿石价格将出现小幅下落，2009年将会大幅下落。其实大多数行业人士都默默认同到：2008年铁矿石涨价已无悬念，唯一可拭目以待的只是最终涨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