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之明白她昨天上午见面时的表现。李钦佩她的机智勇敢，很感激地拨开孩子的袍裙，看看小孩的圆脸，问道：“还有其他情况没有？”她说：“不知道。可能还会再来搜查的。”李交代：“千万注意安全！”讲话一完，随即招呼分手，她向南，李向北，站在旁边四周观察的汪林林，又领着李顺之回到闸北宿了一夜。
一路上，李问林林，共叫过几辆三轮车，耽搁有多少时间？汪说：“大概五、六辆吧？大约耽误10多分钟吧。”李说，要不是你这样讨价还价，省几个钱，避免毛一场大祸。李把情况一说，林林也吃了一惊，感到侥幸。
李顺之对那位梳两条小辫子的女同志永久不忘。解放后到镇江开会，征集党史资料，打听到那位女同志的下落。专程到她家去探问，得知他叫朱湘华，她的丈夫叫赵安愚，她在某厂做工，已经退休，生活条件不理想，子女均长大成家，看到当年抱在怀里的男孩。李顺之托当时任京口区区长的戚中立经常关心那位女同志，适当帮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第四天上午，李顺之与汪林林乘火车回澄西，在戚墅堰下车，步行到横山桥附近的金家塘联络点金孟生家，午后在东青镇南面的一个村上找到了张志强、王鹏同志，汇报了去上海的情况。张、王当即商定，一面将金柯在沪被捕可能叛变的消息急速通知十地委所属各工委，特别是金柯比较熟悉的丹北的陈云阁、终止使用篁村街济生堂药店的联络点，慎重处理上海下乡找关系的所有人员，通知特别党员潘石江暂时隐蔽以观动静，同时积极设法了解金柯叛变后在常锡一带活动情况，根据金柯对澄西的历史联系，作了种种预防的措施，防止金柯投敌后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
陈云阁接到金柯被捕叛变的信息后，不久就接到苏中区党委的通知，要陈云阁等接受教训，把一切坚持斗争困难大的干部，送往苏北解放区去。同时要陈等提高警惕，严防金柯叛变后的阴谋破坏，陈云阁亦迅速作好预防措施，尽量避免损失。从历史发展表明，叛徒金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阴谋破坏仍然是十分严重的。
七、重建新十地委
1947年6月1日，苏中区党委向华中分局报告：“除地委贯彻秘密坚持、加强社会工作和合法斗争外，组织上力求精干、隐蔽及合法化，不适应再坚持下去的干部撤回苏中，这一地区的干部转移到另一地区。……地委主要力量开展秘密工作及合法斗争。”苏中区党委并决定：“金柯被捕后，十地委由陈云阁负责。”6月10日，华中分局复电苏中区党委，同意对十地委工作的布置，指示：“目前十地委与坚持武装主要任务在保存力量，取得立足点与避免大损失，应充分注意分散、隐蔽、转移……今后应着重领导群众的合法斗争，以减轻人民负担，免除骚扰。”
陈云阁接上级通知后，决定将陈寒、巢凤翥、金戈等原在丹北地区坚持的干部撤回苏中，委托陈寒带去书面汇报，并向苏中区党委请示，苏常太、澄锡虞地区鞭长莫及，且情况不熟悉，难以领导，要求另行指定专人负责，同时，要求区党委将丹北武装送一部分到茅山或苏浙皖地区去。
1．新十地委篁村会议
当得知十地委书记金柯在上海被捕叛变，在苏南的几个工委失去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张志强曾派胡汉的母亲凌福娣转道上海，经10数天辗转到盐阜地区，与华中工委接上关系，并带回6月27日陈丕显代表苏中区党委给陈云阁、张志强的信，宣布重建十地委（称后十地委或新十地委）。决定由陈云阁、张志强、康迪3同志组成，陈云阁为新十地委代理书记，统一领导丹北、澄西、镇句等地区的工作。派一部分干部武装去苏浙皖边区工委。苏常太、澄锡虞工作暂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委托韦永义代表区党委与十地委联系，韦负指导工作之责。茅山地区由新十地委去开辟和恢复工作。
正在此时，在丹北的宋亚欣要去钱敏处汇报茅山地区的情况。陈云阁便让宋与钱敏联系，商量送部分武装去边区的事宜。同时通知康迪过铁路来澄西与张志强接上头，召开关于新十地委的第一次会议。把宋亚欣带领的干部武装交李顺之负责送过铁路，再交武南县委转送往宜南。
陈云阁、张志强、康迪秘密集中至澄西篁村街的济生堂药店。济生堂药店是吴翼的父亲吴金福、母亲姚桂芳所开。抗战时即成为地下工作的通讯站，吴家全家都参加革命，3人在姚桂芳及儿媳徐绍琴（徐英）、陈凤珍（陈俭公）的热情周密的照料下，在密室举行了新十地委的第一次会议，王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相互汇报了情况，交流了经验，学习讨论了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斗争方针和任务、政策策略等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今后要坚定不移地执行隐蔽合法斗争的方针；发动群众并开展反抽丁、反征粮收税的合法斗争，学会抗丁、抗粮、抗税的软办法；把集中的武装部队分散成武工组、武工队；发展群众武装，密切配合群众的“三抗”斗争；密切注意叛徒的阴谋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敌人的“清剿”计划。
会议着重讨论了积极设法培训武工队员和地下党员的问题。大家认为，处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坚持原地斗争，干部的不断被捕牺牲，势所难免。因而培训现有武工队员和地下党骨干，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定革命意志，加强战斗力，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会议结束后，即回原地迅速传达贯彻。后来举办的地窑训练班和在芦荡深处办的训练班均由张志强、王鹏先后亲自主持讲课。讲坚持原地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讲隐蔽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讲紧紧依靠群众，控制基层政权，争取团结大多数的有关政策，同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树立宁死不屈英勇献身的决心，组织学员认真学习，联系实际，深入讨论，力求弄懂弄通，达到提高觉悟之目的。
在培训过程中，对非党武工队员，还进行个别教育，在自愿的基础上办理入党手续。
2．迎送武装去苏浙皖边区
1947年2月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钱敏、委员朱春苑带着分局指示到达宜兴南部山区，同原在这里坚持的孙章禄会合，建立了苏浙皖边区工委。
苏浙皖山区山高林密，距国民党控制的大中城市都较远，抗日战争后期，这里是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活动中心，群众基础较好，宜于发展游击战争，但这里的干部和武装力量均感不足。
1945年10月大军北撤时，宋亚欣留茅山地区坚持斗争，先在句容武工队，后到茅山工委。1946年冬，在敌新六军、七十四师、交警纵队连续残酷“清剿”下，茅山工委和各地武工队受损失极大，茅山工委书记薛斌和宋亚欣两人继续坚持，同年底的一次被敌包围中，薛、宋两人又被打散，薛斌负伤去上海就医；因叛徒出卖被捕。宋亚欣与上级联系中断，旋即通过关系，先到澄西三河口邬墩村党支部潘清才处，找到张志强，再到丹北陈云阁处寻求支持，陈云阁把联系钱敏的任务交给宋亚欣。
宋亚欣走的是合法交通，以丹阳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学生”的身份，与吴桂达二人，化装成捉田鸡的，手拿竹竿，肩背竹篮，光着脚，经潘清才处到武南、宜北，再到宜南山区苏浙皖边区工委。宋问钱敏：“要不要武装部队？”钱敏说：“边区急需干部和武装。”钱要宋亚欣再回丹北联系。陈云阁在请示苏中区党委后，才将常喜生、陈荣贵、王双庆和地方干部钱汉珊及战士35人，由原镇句县委副书记陈冀带领，于1947年8月5日，从丹北到澄西，经戚墅埝火车．站过铁路、再从戚墅埝东大桥越运河，经武南、宜北、宜南往苏浙边区，于9月、10月分两批到达目的地。
迎送武装部队去路南，原交给李顺之负责，后因队伍到达澄西的时间一时难定，张志强又十分重视，考虑把部队送过铁路、跨越运河困难不小，便在武装到达澄西时，把这任务交给戚北区特派员唐廷轩、李汉平负责，因他们的地区临近铁路和运河，有利条件较多。
队伍要从澄西去武南，必须经过铁路和运河，其间还有一条公路，还必须经过铁路、运河中间的戚墅堰、丁埝两个镇和三个厂（戚机厂、电厂和通诚纱厂），两镇三厂已联成一条线，通道交叉，敌人对铁路的控制很严，要安全通过，并非易事。为此部队到澄西后，唐廷轩决定把部队隐蔽在离戚墅堰北3里多的小王家村王耀泉家，召集李汉平、韩绍根和常喜生共同商量过路过河的方法。
首先考虑35人的一支武装，要在敌人眼皮底下通过铁路、公路、运河，只能是出其不意地进行，不仅要注意部队武装人员行军途中的安全，还要注意部队过去后当地群众的安全，使部队到了武南后不被敌人发觉，否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
选择潞城和丁埝之间的排姆村和芦庄两个自然村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两个自然村，虽靠近铁路，但群众基础好，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胡汉、潘荣仁、李汉平都去活动过，交了一些朋友，曾建立乡的民主政府，任命正副乡长。大军北撤后李汉平回到本地坚持武装斗争，已有一年多时间，经常在那里活动恢复和加强了群众的联系，有好几家成为“支点户”，曹宜度、曹祥度、卞元根、张培林、牟老炳等都是可以信赖的。
关于行军路线和通过的办法，与群众商量有两种走法：一是步行过铁路、公路，到运河北岸用船渡到南岸；二是直接上船从水上过铁路桥和丁埝桥过运河到南岸上船。两种走法都要用船，船成了关键问题。牟老炳说，船由他设法解决。
船解决了，怎么走法？大家认为步行速度是快的，但30多人加上武器在运河边上船，目标大很难隐蔽，为预防意外，用3条小船走水路，目标小，不易暴露，比较安全可靠。
部队隐蔽在小王家村，要到出发点排姆村需向导带路。李汉平把这个任务交给卞元根，卞元根高兴地接受了带路任务。
为确保队伍安全，由王小毛带领常喜生三次化装去戚墅堰附近观察地形地貌及敌情，李汉平几次叫曹宜度、张培林去行军路上，尤其是3座桥梁周围，弄清情况，查明晚上是否有敌人的岗哨、流动哨、暗哨和巡逻队，几次查核中没有发现有异常情况。
8月25日一早，卞元根就离家去部队接头。临走时，他出生不久的婴儿正在生病发高烧，他也不顾，依然上路，待第二天回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卞元根毫无怨言。经过这样的考验，后由李汉平介绍，卞元根加入中国共产党，曹宜度也被吸收为党员。
部队领来了，黑夜里在田野间休息，不惊动村民，一面叫牟老炳去联系停靠在河弯里的渔船，一面派人去桥下察看动静，并进行监视。接着部队上了船，机枪架在隐蔽处，作好战斗准备。静悄悄地没有人说话，不许抽烟，也没有灯光，除了摇桨划船的水声外，没有别的声音。
唐廷轩还派几名武工队员埋伏在铁路桥口不远处的两侧观察动静，万一发生意外，可以有个接应。
3座桥的东面紧靠戚墅堰电厂，西面就是丁埝镇和通诚纱厂（即今之国棉四厂）。
每条船均有武南派来的带路人，前后拉开一定距离，依次前进。第一条船吴桂达，是带路的主要负责人，要求部队迅速登上运河南岸，放哨警戒，防止万一发生敌情，可以支援和掩护。经过铁路洋桥时，没有岗哨盘问，加速划行顺利到达运河南岸，放哨警戒。第二条船是渔船，由地下党员李焕清带路，用捉鱼的姿态边撒网边前进，到铁路洋桥时，船速放慢，徐徐地摇桨向前，船近桥洞时，两个交警岗哨发问：“什么船？”船公平静回答：“捉鱼的！”岗哨并无其他反映，船开过桥洞，用力撑划，加速前进。第三条由地下党员周才智带路，经过桥洞时，岗哨问：“什么船？”回答说：“是装猪的。”岗哨也未再问，也开过了桥洞。3条船陆续过了铁路桥，横渡大运河。队伍上岸后，由吴桂达带领，急忙上路，直向南去。可是走到戚墅堰东面去了。吴桂达觉得不对，急速回转向西，经过遥观一马杭一上店—殷薛一庙桥到达港桥胜家乡的陈家塘时，天已大亮，已有群众下田干活，目标太大，在有特殊关系的陈林坤家住下。
为了保证部队安全，做好乡保长工作，发动党员侦察警戒。首先去找保长，要他解决粮草吃饭问题。吴桂达还向他宣布：这是新四军南下先头部队，大队还在后面，不日到来。请告诉你弟弟吴鸣萱（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胜东乡乡长）放明白点，留条后路。共产党政策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邱家塘战斗，密报者杨和尚母子二犯已枪决，你是知道的。
吴桂达看看这些部队，心里想：“他们进入山区都是新四军的种籽啊！必定一个发展十个，百个，千个，成为一个大部队。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能损失一个人，工作还是要做细做实为好，还是要提高警惕性。”胜东乡是吴桂达的家乡，抗日时、自卫战争时，一直在奉乡搞党群工作的，党员60％是吴发展的。因此，有条件发动全乡党员共同来保护我们的武装部队。发动50多名党员把各镇各桥梁都看守起来。
陈家塘村的东面是礼加桥，东南是走马塘，这二个镇都？国民党部队驻防，抽调原顾家塘、朱家桥、西朱3个支部党员共9人，由顾南企、朱惠锡二人具体负责，这二个人（抗日时曾？任过新四军独立二团排长和班长）侦察工作保密工作都有经验的。
陈家塘村南右是前黄镇，前黄区署在那里，区长羊宗达，乡长汤锦文极为反动，离村较近，抽调夏家塘、赵家塘、伍家塘三个支部共25个党员，由吴福堂、宋喜大等三人负责，观察敌人动静。
陈家塘村北面是庙桥和港桥二个镇，这二个镇由周家塘、张溪中桥二个支部抽9名党员，由李焕清、吴桂洪二人负责，观察敌人动静。
东面敌人来，一定要走朱家桥，南面敌人来，一定要走寺桥，西面敌人来，一定要走河母桥、河口桥，北面敌人来，一定要走港桥，这些桥梁也有专人看守。另外陈家塘村陈玉泉、陈杏泉兄弟二个党员和部队一起，如发生意外，带部队撤退，帮助部队处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部队还在村召开群众会议，当场宣布是南下的新四军。全村群众非常开心，帮助烧水煮饭，热情接待。部队休息，体力得到恢复。
吴桂达再去找到钱梦悟，由钱派人一站一站送去皖南郎溪、广德地区，于10月份到达目的地，陈冀、常喜生同志身穿纺绸短衫，头戴硬壳帽子，像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吴桂达手拿扁担，结上一条绳，像为老板挑东西的样子，利用合法途径化装到达。这支部队到达后，成为边区武装的骨干，在边区工委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成为500多人枪的主力部队。为1949年4月迎接大军南下、解放边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保证安全，接送部队过铁路运河的3条船只，均分散停靠运河岸边，待到天亮之后，才各自回家。所有参加接送部队的同志，均严守秘密，直到解放，外人一无所知，敌人更是不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