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同时他又指出，每个时代的文明不可能至善至美、登峰造极，“文明是指正在不断前进的过程”。如何推进文明的进步呢？福泽谕吉认为应该依据文明的构成特点，循序渐进地进行。他将文明分为两个方面，或者说有两重性，即外在的事物与内在的精神。所谓外在文明，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法律等能耳闻目睹的事物。所谓内在文明，是指人民的“风气”，从时间上讲，可称作为“时势”；就人而言，可称作为“人心”；就国家来讲，可称作为“国情”、“国论”。他明确指出：“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因此，要推进文明的进步，“必须先其难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比较独到的地方是关于政治与文明的关系的说明。在他看来，评论政治的好坏，应从衡量它的国民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决定。世界上既然没有达到顶峰的国家，也就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最后，他指出：“文明可以比作鹿，政治如同射手，当然射手不只一人，射法也因人而异，不过他们的目标都是在于射鹿和得鹿。只要能获得鹿，不管立射和坐射，甚至徒手捕获亦无不可。”应该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代表了19世纪东方人认识和理解文明问题的高度，代表了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东方人的一种思考向度。他的文明论观点不仅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文明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直接影响了当时日本的文明开化和社会变革运动，因此，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总之，18世纪和19世纪是研究文明问题成果丰硕的年代，除了以上文明理论外，还有霍布斯的文明演化论、弗格森的“古代文明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基佐的文明史研究以及圣西门、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文明论等，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文明研究景观。正是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实践和探讨，文明问题才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普遍话语和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特别应当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鉴于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我们后面将予以专门论述。
2．20世纪众说纷纭的文明论
进入20世纪以后，围绕着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诸如不可思议的经济危机，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越拉越大的经济发展差距，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等，在思想家之间展开了持久的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趋向问题的讨论，并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理论体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文明理论有如下几种。
（1）斯宾格勒的“文明没落论”
1918年，德国哲学家、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上册），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文明理论。斯宾格勒反对将历史看成人类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民族只是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借以履行他们宿命的象征形式和容器。”然而，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文化，有的只是一些相互独立的高级文化有机体，正是这些文化有机体自身的发生、发展、成熟和没落，从而使世界历史显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有机体也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经历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他把这一生命历程概括为文化的诞生、生长、成熟、衰落四个阶段，犹如自然界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和人生经历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四个阶段一样，在分析文化的生命历程时，斯宾格勒引出了他的“文明”概念。他指出，每一种文化在经历了它的整个生命历程之后，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僵化而变成文明。因此，文明实际上是文化的最后阶段，是文化失去创造力和活力之后的一种状态，“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类所能做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
关于文明的性质，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活的，文明则是死的。关于文明取代文化的过程，斯宾格勒认为，文明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纯粹形式，而是有一个从文化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还会进行最后的挣扎，经过长时期的挣扎后逐步僵化，从而完成向文明的过渡。在他看来，进入文明时期就是进入文化的死亡时期。然而，进入文明的后期，一切会没落下去，形成“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如果没有新的高级文化出现，人类历史将就此终结，或者进入自己的历史化石的存在状态。斯宾格勒文明观确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强调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的观点，每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特点的观点，以及对于人类文明衰落的担忧等。但是，他的文明观的历史前提是错误的。他否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片面地强调文化的作用，颠倒了文化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从而陷入了唯意志论的泥坑。另外，他的文明观也是悲观主义的。他诅咒文明，并且认为文明所表现的不是进步，而是人类悲剧性的结局。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因此，斯宾格勒的文明观并没有准确地把握住文明的真正含义，留下的只是一些对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危机和矛盾的忧虑和恐惧。
（2）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
1948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出版《文明经受着考验》；1934－1961年出版多卷本巨着《历史研究》，创立了用文明观察历史的理论——文明形态史观。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提出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的新理论。汤因比没有给文明下一个明确和严格的定义，但从他对文明问题的阐释来看，他所说的文明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的某一群人类或由他们组成的社会群体。他认为：“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这是处于生长过程中文明的特点之一，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和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据此，汤因比提出了文明形态的理论。他认为，文明如同生命体，也有自己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并且反复流转着。他提出每一种文明都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正是这种不同的倾向使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区别开来。同时，从历史渊源来说，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母体与子体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正是通过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吸纳和融合，文明才由低级向高级形态逐步发展。关于文明起源的基础，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的基本条件是生产的剩余。
不过，他没有沿着唯物主义观点继续向前走，而是将文明起源的基础归结为少数个人的自觉，即所谓“超人”的创造冲动，因而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关于文明起源的动力，汤因比提出了着名的“文明的挑战与应战”论（或称之为“逆境论”），认为文明的起源和生长的法则是人类对各种挑战的成功应战。关于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汤因比仍然用挑战和应战论加以解释。他认为文明的活力之源在于迎接一系列的挑战和作出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关于文明生长和发展的途径，汤因比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外部环境的占有性生长，包括地理扩张、异族征服、技术改进等。但他指出这些都不是文明生长的积极尺度，相反往往是文明衰落的征兆。二是自决性生长即靠社会自身的成熟而获得的生长。汤因比阐明了文明生长和发展的关键——文明主体自身的生长和发展，这是他的文明论中最具创新意义的地方。关于文明衰落的原因，汤因比不同意“决定论”的观点，把文明的衰落归因于“自决能力的丧失”，从而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也就没有找到文明衰落的终极原因。关于文明解体的标志，汤因比认为，一种文明衰落后，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决能力，不能再应付任何挑战，剩下的就只有解体了。
（3）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文明论
雅斯贝斯也沿着文化形态学思路，提出了以轴心期文明理论为特色的文明形态发展论。雅斯贝斯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把握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他在文明进程中划定了一个轴心期。这个轴心位于人性形成的“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在那里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从这个轴心出发，雅斯贝斯建立了世界历史理解的共同框架，提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四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史前文明。这是人性开始孕育、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构成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出现了。第二种形态：古代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国家的诞生，世界帝国的出现，马的应用，文字的发明，民族的形成，还有建筑和艺术品的出现，这一切都使得古代文明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史前文明的面貌。不过，古代文明仍然“缺乏奠立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三种形态：轴心期文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地球上各地区发生了精神运动，标志着轴心期文明的到来。
轴心期文明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之点，也是衡量过去、现在和未来文明的标准，所以，它成为雅斯贝斯文明形态论的核心。第四种形态：科技文明。
它发端于15世纪的欧洲，经过17～18世纪的准备和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面展开，成为轴心期文明以来人类文明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第一次全新发展。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文明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靠其“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在前后相继的四种文明形态中，轴心期文明具有核心意义。它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之点，也是用以认识和评价各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尺度。在雅斯贝斯看来，轴心期文明是人类精神的第一次大觉醒，“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不过，轴心期文明并未达到尽善尽美，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上升运动。相反，“它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
（4）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1992年6月，亨廷顿发表了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的文章，概述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观点，后又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论证了他的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第一，全球政治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体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文明的差异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不会立即消失，比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权的差异更深刻；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第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正日益缩小；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邻国的平衡关系；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自身的文化价值。第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各国围绕着它的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文化集团正在取代冷战集团。同时，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
第四，文明的冲突。这是亨廷顿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即文明的冲突。其次，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再次，文明之间断层线战争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这种战争产生了“影响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何以会出现文明的冲突呢？亨廷顿列举了六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文明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带有根本性的，文明的固有特点决定了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二是世界的距离在缩小，不同文明间人们的日趋频繁交往强化了各自的文明意识，推动了文明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