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中的重要课题。世界各国学者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论着。但长期以来各种观点各有分歧，迄今没有统一认识。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不清，或是把文明的起源当作文明形成，或是把文明的形成当作文明的起源；其二，对文明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一个文明要素逐渐产生、成熟、完备的过程，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把个别文明要素的出现与文明的最终形成相混淆，把一些文明要素的雏形与成熟阶段相混淆；其三，对文明有哪些要素缺乏统一认识，不少人从不同阶段的各古代文明中总结出了不同的文明要素，无法形成一个进入文明时期的统一标准；其四，未能很好地继承总结前人成果，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社会文明理论体系。
一 社会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区别
长期以来，对文明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明起源于阶级社会，这似乎是中国学术界多数学者的意见；二是认为文明与人类同时形成，并把这种最初形成的所谓文明称为原始文明、史前文明、早期文明；三是认为文明起源于人工取火或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产生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把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相混淆。
其实，文明形成与文明起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文明形成回答的是何时进入文明时代，即文明最终形成之时，要回答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进入文明时代；文明起源回答的是文明最早萌芽产生的起点，从何而来，最早的文明要素及其萌芽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两者中间事实上相隔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以往关于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的研究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持文明起源于阶级社会观点的学者，实际上是把文明的形成当作了文明的起源。他们提出的虽是文明的起源，回答的却是文明的形成，具体探讨具备哪些文明要素可以认为进入文明时期。文明起源的多元化是世界文明形成的普遍规律。但到文明形成时，许多起源就结合成一体了。有些学者用文明形成后的一体来否定文明起源的多元是不妥的。还有些学者把文明的起源下延到文明形成之时，认为“文明起源是指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产生和文明时代的开端”。这就否定了文明起源到形成的漫长过程。
其实，学术界对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之间的区别已经有所觉察，比如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要明确起源与形成学术概念的区别，对二者的界定要从‘量变’和‘质变’的角度去认识。前者研究的是过程，后者探讨的是结果。”但遗憾的是又同时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分界最为重要。第一，人类的起源，即人与动物的分界；第二，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界，即国家的形成。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就是第二个分界。”这里最终还是把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都与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相联系了，但显然这个分界只能是文明形成的分界，而不是文明起源的分界。再比如，还有学者提出：
“文明的缘起和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因素的积累和质变，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重要的标志和特点，这里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这不仅指出了两者属不同阶段，更提出了两个阶段应有不同的标志和特点。但遗憾的是仍然认为：“关于文明的起源，许多专家都主张以城市、青铜器、文字和大型的礼仪建筑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这从方法论上说是可以遵循的。”这里所承认的四个标志，实际上都是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不是文明起源的标志。这两种观点都已经提出了起源和形成有别，遗憾的是都没有进一步去探索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不同标志。应该说文明的起源不仅要回答所有文明要素最早出现的时间，包括其雏形阶段出现的时间，还要探索文明的萌芽。正是这些文明的萌芽，以后孕育形成了诸文明要素，最后由文明要素的成熟和完备，才进入到文明时代。
第二种情况是，持文明起源于人类产生之始或人工制火、农业革命观点的学者，又误将文明起源时的萌芽看作文明已经形成，而提出了原始时代已存在原始文明之说。其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工制火的成功，便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文明发端于新石器时代。”“原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雏形。”这种观点把人工制火作为文明的开始是不合适的。火无疑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火的发现和应用，为农业的形成和发展、金属工具的制造、人类体质的最后形成创造了条件，准备了一些文明要素的形成基础。但它还不能算作文明的要素，而只能是文明的萌芽。而且火并非人类的第一个发明，应该说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发明，才使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正是原始工具的产生和火的应用，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文明要素——金属工具。作为文明萌芽的另一个人类的重要发明，是语言的产生。恩格斯指出：“分节语的产生是蒙昧低级阶段的主要成就。”正是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原始图画、符号的出现，二者结合才产生了另一个文明要素——文字。
第二种观点认为：“有了人就有人类文明，从工具和用火、艺术的起源、埋葬习俗形成了人类的早期（史前）文明，这是人类全部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认为工具、用火、艺术起源等是人类早期文明史组成的提法，有其正确的成分，因为这些都是文明的萌芽。但把这些说成为早期文明、史前文明，也同样混淆了文明和蒙昧、野蛮的区别，蒙昧时代虽有了文明的萌芽，野蛮时期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文明要素，但它们本质上还是非文明时期，不能把当时说成已是文明时期。文明的萌芽和形成过程不等于已进入文明时期，三者具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把文明的萌芽和文明要素的出现说成是原始文明、早期文明、史前文明，而只能称为原始文化、早期文化、史前文化。这也正意味了文明与文化的区别。
第三种观点认为：“自有人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史。”“尽管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及文明时代等，但是无论是共产制还是私有制，无论是氏族社会还是产生了国家，由于它们都是人类符合规律的活动结果，所以它们都标志着各自时代的文明。文明时代只是漫长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阶段，如果认为人类文明仅仅是起源于文明时代，那就是对人类历史的否定。”
这种观点反对人类文明仅仅是起源于文明时代说，显然是正确的，但又认为蒙昧、野蛮、文明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文明”，则显然混淆了文明时代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根本区别。应该说蒙昧时代只有文明的萌芽，野蛮时代只有文明要素的逐步形成，但不能说它们都有各自时代的文明。说“自有人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史”是可以的，但应该说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只是文明萌芽和形成的历史，而文明时代才是文明的发展史。笼统地说有人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史，容易混淆文明萌芽、形成、发展不同阶段的区别，而且认为“它们都是人类符合规律的活动结果”也不能成立。因为在蒙昧和野蛮时代，人类的行动还不可能使自己的目的完全符合客观规律；这正是文明和蒙昧、野蛮的重要区别。只有文明时代才逐步使人类目的符合客观规律，文明就是人类目的符合客观规律的产物。
探讨文明的起源，首先要探讨文明要素的形成，要探讨这些文明的要素是从何转化而来，其原始的萌芽状态是什么。而工具的制造、语言的产生、火的发现和应用等正是文明要素产生的前提和萌芽，探讨文明的起源不能不从此开始。因此说，把文明的起源追溯到工具的产生，火的应用，不仅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文明的形成也上推到此时，更不能把这些文明的萌芽说成就是文明。
因此，分清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两个不同概念，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文明形成，不至于把文明起源当作文明形成，而到遥远的古代去探索文明的形成；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文明的起源，将文明起源的时间不局限于文明的最后形成之时，而能更远地探索文明的最初萌芽到最早文明要素的出现。
二 社会文明形成的要素
长期来，在探讨文明形成时，学者们对文明形成的要素，提出了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单一要素说等，意见不一。试分别评述于下。
1．三要素说
美国学者克拉克洪、英国学者丹尼尔等提出了文明形成“三要素说”。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了下列三项因素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城墙围绕的城市，城市居民不少于5000人；（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丹尼尔也认为：“从考古学来看，古代文明有三个标志。（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人口要有5000人以上）；（3）要有复杂的礼仪中心，就是一种为礼仪而造的建筑物。这三点如果具备两点，就可以认为是古代文明社会遗址。”国内不少学者都接受了这一说法，有的则补充一项、两项，如金属工具和国家等，构成所谓四要素说、五要素说。但这三个要素中，除礼仪中心外，文字和城市都不是他们首先提出的。
关于文字的创制使用与文明形成的关系，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提出过。他们都已把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作为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和最后的标志，这并非克拉克洪和丹尼尔的新发明。而且摩尔根等明确提出文字的应用，是指标音字母的发明使用、石刻的象形文字和应用于文献记录，而克拉克洪等却把这一要素简单化为文字的使用。这就使得有些人把一些原始的符号也算作文字，因而把文明形成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关于城市的产生与文明的关系，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就提出过。
他们都一致把城市的产生放在文明形成前的野蛮时期高级阶段，和克拉克洪、丹尼尔认为城市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不同。摩尔根、马克思等更认为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已出现堡垒型的共同住宅，因此不能依据城的出现就确定已进入文明时期，只能说已向文明时期过渡。而城堡的出现则标志着更早的阶段。
刘庆柱提出：“要把具有国家政治中心性质的‘城’与军事性质的‘城堡’、大型居民点的‘村寨’等区分开来。”孙进己等人也提出：“只有在分工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手工业和商业，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城市，这时军事性的城堡已变成了商业性的城市。这才真正进入文明时代。”因此，决不能以发现城墙与否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关于复杂的礼仪中心和文明形成的关系，这是克拉克洪、丹尼尔等新提出来的。但它作为文明要素之一，出现于文明形成过程的哪一阶段，还有待探讨。《世界上古史纲》一书认为：“文明的中心往往有神庙建筑，所谓社稷类的宗教集中地点，但这类神庙建筑物作为文明现象之一，与其说是宗教的活动地点，毋宁说是政治经济的活动所在地。小亚南部的沙塔尔、休于，早已有相当规模的神庙建筑和宗教活动中心，但那里还不是城市，还未出现文明，那里还是农村，而且狩猎生活在居民中大概还占相当重要地位。”指出了礼仪中心作为文明现象之一，并非出现于文明时期，而是早在进入文明时期以前就已出现，而且比城市出现还早。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许多遗址，在野蛮时期中级阶段就已经有了神庙等礼仪中心。因此，不能用礼仪中心的出现来确定文明时期的到来，而只能用之来确定该地区进入文明的形成时期。有人把牛河梁女神庙的出现，说成是“文明的曙光”是可以的，但不应称为“原始文明”。因为文明的曙光当然并不表明已进入文明时期，而只表明文明的开始形成。
从上文看来，克拉克洪、丹尼尔等提出的三项标准，虽都是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标准，但却并不都是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准。礼仪中心是早在野蛮时期中级阶段就已出现，城是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的产物，只有文字才是文明时期的产物。因此，用这三个要素来观察文明形成的过程是可以的，但要把这三个要素，甚至说成只要具备其中两点，就可以认为是古代文明社会，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2．四要素说
国内有些学者在克拉克洪、丹尼尔等人的三项标准上加上了一条金属器的使用，就形成了四要素说。
夏鼐提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主要。”他也是以国家、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以文字为主。又把礼仪中心归入城市之中。李学勤也在接受丹尼尔三个文明标志基础上提出：“但从我国的考古学来看，文明社会的标志至少还有一个，就是金属的使用。这样看来，就应该有四个。”安志敏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