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沉浸于心理治疗也使一个人的注意力向自己集中，避开社会问题。杰姆斯·西尔曼是卡尔·荣格学说的支持者，后来成为男人神话诗说派的领导者，他说得很好：为什么聪明人——至少在白人中产阶级之中——现在如此被动？因为这些敏感、聪明的人正在接受心理治疗!他们在美国已经接受了三四十年的心理治疗，而在此国家出现了巨大的政治衰退。当我们去寻求当前悲剧的早期先例和我们的隐私问题的深层意义时，心理疗法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自身。同时，许多普通百姓也忽视了社会问题。
另一位卡尔·荣格学说的支持者罗伯特·莫尔在男人聚会中很受欢迎。他的方法与西尔曼恰恰相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心理学的时代而不是组织的时代。过去我们依赖组织和老规矩做事，现在我们必须为自己而帮事，在我们内心中做。当今社会只讲个人不讲集体。莫尔准确地抓住了问题——这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但是与西尔曼不同，当他指导少数特权者怎样应付极端个人主义的现状时并未涉及社会问题。
临床心理医师要做选择：是完全注重还是将动力与对当今社会现实的适当考虑加以综合。我曾经听到过一个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的一连串抱怨。我将这些抱怨与已知的精神错乱症状(例如消沉和自恋)相对照，然后开始分析此人自恋的早期根源；我还可以把男人的叙述放在社会的事件的背景中考虑。一些临床心理治疗医师已经开始将涉及到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综合到临床理论和实践中，这当中有阿德勒，赖希，弗罗姆，凡伦，弗尼恩，巴塞利亚，赖恩，J.贝克.米勒和克沃尔。如果心理医生愿意的话，很容易证明现实中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相互联系。特别地，性别的问题也浅略提到。
罗杰在他打过妻子后第一次走进心理办公室。他坚持道：“仅仅用手打了她一个耳光，想不到她如此在意。”他确信如果他不寻求心理治疗的话，妻子会永远离开他。当然，若不是妻子强烈要求，他也不会去看心理医师。他片面地认为妻子的最后通牒又是“故伎重演”，与过去五年打她的六次那样，将会被“淡忘”。
“为什么这次你要来找我，你是在等待暴风雨的过去？”医生问。
“是的，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我想她可能真的离开我。”
诚实——良好的开端——也许是排除障碍的方法。
几个星期后，他和他的妻子和好如初了。他开始心理治疗。他告诉医生他怕再失去控制。医生从他和他酒鬼母亲的关系入手。探究了情绪失控的根源。母亲从不赶他去上学，从不学校看他，也从不去开家长会，他对这些很生气。他不想在学校呆下去时，母亲却仍不管他，他更生气。他上幼儿园时，他不知道如何与其他孩子相处——他的时间都花在家里与母亲相处上，在家里他只有一个人玩，而母亲只知道喝酒。他遭其他孩子冷落，被虽人欺负。他不知道怎样玩游戏。于是，他还是希望在家和母亲呆在一起。罗杰试图将就着，做学校中独来独往的人，他躲开游戏和活动。但是在开始挨过几次打以后，再有人欺负他时，他会发怒。他经常打架，打倒不少对手。他从未惹上过真正的麻烦——停几节课和警告几次而已。上高中后，他学会了友好，甚至称得上挺受欢迎，也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在他21岁时，他和一个女人同居了一年了。他很爱她。但她却离开了他。他出手打了她。这种暴力行为使他很害怕，但很快他就忘了。他现在的对象就从那以后开始的。医生问他失去控制时有没有先后次序。
“我从未想过用这些术语。让我想一想。”他沉思了一会儿。回忆起他打妻子那天正好是他未按时完成工作受处罚那天。他把两件事扯在一起。他怒气冲冲地下了班，回到家，就开始与妻子打架。
“好像是她的错。”严肃地补充道。这样的认识导致了以下的想法：为他在学校挨的打，他经常责怪她母亲。
在这点上，罗杰想起小时候发生的另一件事：父亲经常喝酒，并与母亲争吵，有时还动手打。这样的事情当着一个被愤怒、恐惧和无助吞没的男孩的面发生。在这点上最值得探讨的地方在哪儿？我们应该进一步去追溯他早期的心理动力和看到父亲打母亲时的愤怒、恐惧和无助的复杂心理吗？还是应该将注意力转到社会背景上来，是工作上不公平的等级，还是快节奏的经济现实与失业？许多心理治疗仿佛是遵循某种模式在进行：
首先，检查个人的历史和重要的亲密关系，然后建立起其心理动力基础，最后根据心理动力学的知识去分析病人大一些的想法。例如当一个心理医师发现罗杰的病因来自于工作等级的不平等确是事实后，值得注意的就是罗杰与上级的关系就如同他与父亲的关系。这种带有选择性的注意称为中立治疗学。当然，罗杰在过去也有过大的事情发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工人，在被扣工资或解雇后经常喝酒和殴打罗杰的母亲。他把无可奈何的怒火从工厂转移到家里，与罗杰一样，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罗杰接替了他的模板。通过让患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早先对虐待的父亲的内化，可以引导罗杰从自身的心灵中找出失控发火的根源。麦克·雷纳指出美国梦角色全部包括在当中。一旦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发财致富，成为安德鲁·卡耐基或约翰·洛克菲勒似的人物，那么没做到的人就只能怪自己了。正是这种深值在美国人心中的“美国梦”，使心理治疗成了许多美国人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
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确认，与经济走向一样，像罗杰所在的那种工厂要么加大生产量或要么就关闭。工厂关闭可以让工人们听话地加快生产。罗杰所在的工厂采用强制方法来加速生产，这种方法使工人产生无助和卑微感。我喜欢和罗杰讨论这个话题，然后及时地转开话题去谈论罗杰的父亲如何将野蛮运用到使人疏远的工作经历中。罗杰基本上抓住了关键的不同：当他的父亲感到无能没办法，就喝酒和打骂罗杰的母亲，而罗杰作为孩子要保护母亲也显得很无能。但现在，罗杰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对工作中的期望做些有意义的事了。承认对在家时所受的虐待感到非常糟糕，罗杰找到了社会心理方面的动因来解释他的被误导的愤怒。他决定带头联合大家通过斗争去结束生产加班，以此降低自己的自卑感。他也能和妻子谈论所有这些话题了，他还下决心再也不打妻子了。
罗杰的问题并不罕见。打骂妻子、虐待儿童和乱伦随处可见。许多心理医生只注重心理治疗，并且用小时候的经历去解释美国的犯罪和暴力，而忽视了剥夺一个男人自尊的社会变量，如失业和待业以及从事卑微的工作。但这些不能作为犯罪者的借口，也不能完全说清犯罪的动机，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心理治疗和男性运动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研究虐待妇女和儿童的男人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对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临床心理医师和顾问非常敬佩，因为社会十分需要这种工作。当然，在从事此项工作时，所研究的男人必须对受害者和庇护受害者的妇女负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尽可能减少让那些接受过心理治疗的施暴的男人继续打骂妻子。美国反男性至上主义组织(NOMAS)采取的阻止男人使用暴力的措施，正在构建男女合作研究此项工作的框架。
男人被成功的权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有许多男人自杀、患心脏病、高度紧张、封闭、孤独、消沉，你会感到一丝惊奇吗？但男人可以掏钱就这些问题进行心理咨询，显然这里有心理治疗和“男人的事儿”的双重潜力：它可以用来支持美国梦和不能一朝致富就怪自己有问题的美国人，也可以让我们鼓足勇气摆脱失败主义者的态度。
□男人之间在发展亲密的关系上常常退却
很多男人缺少毅力，他们在发展亲密的男性朋友关系上常常退却。
从病例治疗中得出的经验教训能用于男人们的同性亲密关系上。在治疗中、患者中，我寻找着真正充满生命力的一瞬间。并问，像那样充满生命力的瞬间为什么不更多些呢？对比非常鲜明，男性在他们的同性朋友中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和敌意，且在交往的过程中没有彼此的相互信任。例如，一个患者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每次在见面时，总是不停地说他自己的情况而不问对方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与这样的朋友在一起，他说，与那个朋友在一起有很多滑稽可笑的事，况且他们俩是老朋友了。我试着教克斯如何面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朋友。就邀请他的朋友共进午餐，面对面地告诉他，他未曾问过克斯任何问题。朋友听着他的话，接着问道：为什么他有责任非要这样做不可呢？为什么你不能主动说说自己的情况呢？他沉思了一会后同意了他朋友的观点，他是太过于等着被问了，他是能更主动点地说出更多自己的情况的。接着，他的朋友也认为自己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他的朋友很高兴因为他能有勇气面对面地说到这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对朋友又好几次呆在一起。后来那个患者告诉我，从那以后，他们俩有了更多的交流，对对方也更加信任。
甚至男人在参加男性团体、出席男性聚会，而且认为自己是男性运动中的一员时，他们在友谊方面也存在冲突。男人虽是男性团体中的一员，隔一周或一个月就要和一大帮家伙见面，但是却从未看过团体、聚会之外的其他人？这样的男人有多少呢？符合逻辑的推论是，男人们不是在彼此的时候见面，而只是在既定的时间地点相聚。这就意味着，在相见时只能有有限的自发性和依赖性。
一般来说，男性同性恋者比正常男人在同性关系中要经历更有活力的交往。是因为有性动机吗？男性同性恋者在男人之间公开表露情爱，从而能使他们自己比正常男人更加自愿，更加让人愿意与之交往。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些缺点，而正直男人却很畏惧这样的缺点，才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与正常男人不同吗？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我正要指出，这不是一个稳固的角色。当然，也有很多例外。男性同性恋者向正直男人传授很多与男人亲密交往的经验。这里的危险是，男性同性恋者讨论自己总是作为怎样与男性交往经验的传授者——在处理男性朋友关系的艺术中，正直男士也要不得不更加提高其交友专业知识——但对于现在，在为改变两性关系的努力之中，男性同性恋者与正直男士要联合起来。
小张正经历着婚姻危机。在和朋友交谈时，朋友是一个积极的听众，不时地提出很多问题。第二天，朋友打电话给他，想看看他竟究怎么样。几天后朋友又打电话给他，可是，当朋友们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他并不急于谈他的婚姻状况，而且也未曾提到任何一次电话交谈给我或约朋友进一步面谈。朋友不知道是否太好管闲事了。打算等他来找。好几个月过去了。他终于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约他一起吃午餐。他告诉朋友，他已经经历了一个巨大变化，现在情况好多了。他的婚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已决定去进行心理治疗，找出一些深层的问题。
接着，他告诉他的朋友，他们最初交谈的一些事情使他感到困惑，他犹豫着往下说，由于他们交谈时他正处在婚姻破裂的边缘，而朋友告诉他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正在乱搞。如果他告诉我他的事儿，他就会担心朋友泄露了秘密，把他的个人危机告诉他人。因为怕朋友的感情受到伤害，而中断联系。这里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按他的批评逻辑反问他：当基本关系出了麻烦，而我们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于是就与所有的朋友隔绝(就像鲁宾的面谈者在妻子有外遇时所做的那样)，跟伴侣去看医生，难道还不是缩小了一个重要的朋友关系的范围，限制了彼此亲近的程度吗？男性倾向于将个人的危机完全看作是自己的私事。
附带说明一下，在朋友之间这样的商谈说明了“心理治疗的双重潜能”的效用及其局限性。一般来说，我们接受医生治疗是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交往和朋友网络中重要的方面有欠缺。医疗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处事技巧，改善我们的交往亲密状况和自我感觉。但是，我们对专业人员越是信任，信任他们保密的承诺，与朋友们努力建成相互信任的更深厚的基础也就会有更少压力，这样就可能影响我们对朋友的需要。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医生成为他值得信任的人，其结果是，在朋友们不值得信任时他们无须去告诫朋友。在两个密友之间，在男性团体和聚会中，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也许我们能共同重写男性朋友关系的准则，这样我们就会相互交谈彼此的私事，在保密和需要避免孤独之间取得平衡。每次我和妻子发生激烈争论了，我就知道她很多的朋友将知道那些血淋淋的细节。有时，就因为这个，我自己觉得她们就在现场。但同时，我又为她有朋友支持而高兴。因为害怕在危机时的暴露可能会成为别人攻击自己的工具，男人们更可能独自一人承担苦难，不愿向别人透露他们关系剧变中不愉快的细节。
在这个例子中，小张和朋友之间的问题是，朋友太管闲事从而使他需要朋友的时候避开。然而当对方不主动来找时，又会生出怨恨。从小张这方面看，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说出他对保密性和朋友的可靠性的担心，以至他在面对朋友时不能决定朋友是不是他可以充分信任的人。也就是说，他也不知道朋友能不对朋友妻子讲起他的隐私。在朋友与他就这个问题快谈完时，他也承认男人太过于保密了。他最终允许朋友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告诉朋友的妻子，剩下就是朋友要不要把他告诉朋友的说给妻子听。
在人际关系中有了这样一种对抗，我们觉得有义务要回过头来谈谈我们提到过的那个人，目的是看他是不是反对我们破坏了双方早先谈话中隐含的保密的君子誓言。我们发现我们各自保密的想法不同。这是一个尚未涉及的领域，还需进一步商谈。当我对这位朋友说，我已经把这件事对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讲了，他既不惊讶也不紧张。我分享了他的信任，另一位朋友正经历着婚姻风暴，而且尽管他并没有外遇，只是看上去婚姻很糟。我想让他知道另一个人——有外遇的那位朋友——已经从糟糕的婚变烦恼中走出来了，同妻子重新建立起一种浪漫、真挚的感情，换句话说，我想在朋友有关婚姻的思考中注入新的希望。有外遇的那个男人理解我的用心，对我说，他很高兴用这件事证明关系不论发展到什么地步，仍会回到密切的联系上来。我们三个男性朋友正在寻找着能使我们友好的基本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