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唉！你这是干啥？”王老头忙坐上炕，把女人扶着坐下。“你说这话就生分了，这屋里的东西不是你的？咱们还是想法办户口，回去干啥？你那地方苦焦得不行。瞎了眼的麻雀子还饿不死呢，总有办法！”
这一夜，女人抽抽噎噎地哭了好久，也不知什么引起她那样伤心。王老头心里倒是踏实了，在旁边劝了她半晚上。
第二天，王老头还是赶车拉粪，薛队长照旧跟车。王老头一五一十地把他昨天晚上老俩口的谈话告诉给薛队长。薛队长用纸条卷了王老头的一捧子旱烟，两只胳膊支在大腿上，身子随着车摇来摇去，半晌没有说话。
后来，他吐了口唾沫，说：“这比她家有个男人还难办！”
“那难办啥，吁，吁！”王老头把牲畜往里首吆喝着，“穷得都要饭了，咋还是富农？”
薛队长斜眼瞟了他一下，但也知道无法跟王老头说明白。王老头是向来不参加什么开会和学习的。运动一来，这个老雇农就被派到最关键的单独工作岗位上，把别人顶替下来参加运动，所以，王老头倒成了最“没有政治觉悟”的社员。
“难办啦，难办！”薛队长摘下帽子，掻掻头皮，“就是咱这儿开了准迁证过去，那边也不放，反倒招来祸害。我看哪，你就跟她过吧，啥户口不户口的，咱们队上现时还挤得出一个人的口粮，有粮吃就行。可这话你不能跟别人说，就当没这么回事；你还得把她心拴住，等到明年春季再说。现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明年又是啥变化。”
这年，生产队决算下来，他们俩人的工分共分得五百斤粮和一百二十元八角现金。把粮食和钱领回来以后，正巧队里派大车去宝鸡排队拉氨水，最快一趟也得三天。王老头把她女人给他烙的锅盔装在挎包里，就赶车出发了。
第三天中午，大车回了村。到河湾村口，王老头就发现他家的窑洞烟筒里没有和别的人家一样冒着炊烟，一个不幸的预感蓦地震动了他。他在饲养室里慌慌张张卸着牲畜，薛队长的老伴就找他来了。
“他老王叔，你女人前一天下午说去陈村镇一趟，把钥匙给了我，可昨儿一晚上她都没有回来，是咋回事？”
王老头接过钥匙，急忙到家用颤抖的手打开窑门，屋里比往常还要清洁，被子、枕头和王老头的棉衣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地叠在炕上，枕头上还一溜子摆着四双新鞋，可是人已经不见了。
一会儿，屋里屋外来了好些人，有人还催王老头到陈村镇去找。其实这是最傻的建议，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王老头失神地弓着腰坐在炕沿上，一点也没有听见别人说的话，心里只反复地念叨着：走了！走了！没等到明年就走了！
这时，薛队长分开众人走进来说：“王老头，别傻坐着了，点点看她带走了些啥？”
大家七手八脚地替王老头清点了一遍，才知道她除了随身穿的破旧衣服和一件他们“结婚”时做的新袄外，还带走了一百二十斤粮和五十块钱，粮食和钱她都没有拿够她应得的那一半。
“这真是个有良心的妇道人！”大家又啧啧地对她称赞起来，然而这更添了王老头的伤心，他还是坐在炕沿上，跟一个木偶一样。
快上工的时候，薛队长吩咐大家去劳动，然后对王老头说：“听说公社的拖拉机今下午进城拉化肥，我给你联系一下，快进趟城，到汽车站去找找。一个妇道人带一百多斤粮食上路不容易哩。有人说她是昨儿下午搭临队拉红芋的马车进的城，傍黑才到了凤翔城。”薛队长还怕他出意外，又派了一位年轻小伙跟他一起去。
王老头昏昏沉沉地进了城，茫茫人海，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打问了汽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说没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女人。那年轻小伙说：“她是咋来的还得咋去，说不清有可能将粮食卖了，顺着她讨饭来的路走的。”他们又到粮食集、收购站找了一遍，也是没有。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又搭上顺路的车往回返。在路上，王老头想着她女人还给他留下一线希望：“这是个有良心的妇道，她幸许还会回来的。”那年轻小伙安慰他：“她就是想娃娃，回去看看，没准下次连娃娃一块儿带来呢。”王老头就是这样怀着失望和希望的心情回到了村里。
从此，王老头又恢复了十个月以前的生活，只多了一个美好的回忆，一个深切的怀念，一个强烈的盼望。
在一年之内，王老头都抱着她还能回来的希望。他总是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切都保持着她在家时的样子。每日每时，只要他在家，他都以为她会突然推门进来。可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给他补的补丁又磨烂了，她给他缝的衣服也有了破洞。她给他做的鞋都快穿坏了，她还是没有回来。慢慢地，王老头对她的思想和盼望就成了藏在心底的陷痛，上面被失望覆盖着。
光阴荏苒。两年过去了，王老头因极度思念那讨饭的女人，面容憔悴，看上去，他眼窝深陷，瘦骨嶙峋，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再后来，我们见到王老头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全靠邻居给端点吃的。
就在这年冬季最冷的一天，河湾村里人奇怪他到晌午还没开门，薛队长带人把他那只小窑门撬开以后，才发现他早已直挺挺地死在炕上了。
有人说他得的是心脏病，有人说他是老死的，还有人说是癌症……
……
三年半以后，队里的会计去公社开会，碰巧从乡邮员手里接到一封从陕北写来的给“第二生产队，王老汉收”的信。会计没有多加考虑，当着乡邮员的面，就贴了一张“人已死亡，退回原处”的条子打了回去。后来听说在公社开三干会休息的时候，一堆人围在一起聊天，会计小薛把这件事当新闻说了出来。薛队长听到后，狠命地在小薛脊背上擂了一拳，骂道：“你这家伙！咋不把信拆开来看看，这一准是那个讨饭的女人寄来的，也不知现在她过的怎么样了，王老头还留下两口木箱子哩，现时还放在生产队的保管室里。”
杨“善人”原名杨善仁，因其生性善良仁厚，且为人多具善事，河湾村人冠以他绰号“杨善人”。他是一位约摸六十多岁的孤单老人。中等个，驼背腰，走起路来双手倒背，腰里挂一杆长烟锅，一条瘸腿狗跟在他的后面不离左右；闲的时候总爱蹲在家门旁的墙角落里吧嗒叭嗒抽闷烟，瘸腿狗亲昵地偎依在他的身边，用舌头舔他的衣角和手脚。他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酱紫色的脸上布满了道道皱纹，看上去给人一种抑郁寡欢的沉闷感觉。那时候，村里流行的谶语是：行善人灾多难多，作恶人银钱广多；好人多遭难，麻线细处断。杨善人一生正好遭遇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来丧子的“三大不幸”。眼下，唯独十年前他赶车去虢镇拉氨水时在半路上拣到的这只黑眼窝的瘸腿狗，是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唯一亲密伙伴。他住在村西头的一间简陋的草棚子里，与狗在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栖惶日子。他一生擅长赶车，每次出车时，他坐在车辕上，瘸腿狗就在车的前前后后跑着。要是杨善人在村子附近干活，到了收工的时候，瘸腿狗也跟一群孩子跑出村去，一下子扑上去，舔他的手，偎他的裤腿，两只耳朵紧紧的贴着他的膝盖，尾巴摇得连腰肢都扭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