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纸钱是我们河湾村故有的风俗习惯。凡是邻村邻庄的，左邻右舍的，或是亲戚朋友的，有人过世了，就要带上纸钱登门吊唁，通常都说：“烧纸钱去。”那时候我年幼无知，不懂得烧纸钱是咋回事，常常在母亲面前爱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烦了，母亲便说：“娃娃家，你还小，不懂事，烧纸钱就是供死人在阴曹地府使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纸钱不仅在老亲旧眷亡故送丧时用，每逢年节、古会也要分别到家神、坟茔、宗庙里去烧纸钱，感谢因为他们的冥冥庇护，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对后世子孙永远给予无尽的保佑，让家庭宗族人丁兴旺，洪福浩荡。
我五岁那年，家里很穷，到了年节，父亲就从陈村镇买回几领火纸带回家，母亲就早早去了刘大婶家，讨借她的那块纸钱印版，然后用紫颜色或红颜色粉加水兑匀，再将买来的火纸割成一沓叠，用刷子溅上兑好的颜色，刷在纸钱印版上，一页一页拓在火纸上。刘大婶是河湾村里唯一的孤寡人，身体佝偻着，头发也稀疏灰白了，就像是深秋被风吹得凌乱的一把枯草。听母亲说，刘大婶娘家是马道口村的。她新婚没几天，丈夫就被马鸿魁的队伍抓了去，而且一去就杳如黄鹤，不再复返。有人说是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在战场上被抢打死，在尸体堆里成了孤魂野鬼，也有人说是跟着蒋介石飘洋过海到台湾岛上去了。但刘大婶却坚信他早就被打死在了战场上了。为了祭奠她的丈夫，她专门从东乡出昂贵的价钱买回了两块纸钱印版，一枚园的，一枚长方形的。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祭过灶后，刘大婶便揣上一沓拓好的烧纸，挎着一个装着几样果品、半瓶子白酒的篮子，一个人走到村西头的十字路口，在路中央划一个圆圈，据说这个圆圈只有祭奠着亲人的亡灵才可以进来，然后在圈旁摆上果品，敬上几杯白酒，就嘴里絮絮叨叨念念有词地在圈内一张一张地点燃她的纸钱。她常常对村里人叹息说：“唉，他在外做了孤魂野鬼，可怜啊！”
其实我们河湾村庄的每户人家在年节、赶古庙会时，都要在家门前的路口去祭祀，去点燃一沓烧纸的，这已是约定成俗的亘古不变的村规。只是到了腊月三十、正月十五下午，家家户户都要呼儿唤女到各自家族的坟园里摆放果品，待烧过纸钱后，敬上几杯白酒，让亡灵在阴间同样过个年，度个节。每当纸钱燃成一片片黑屑被冷风旋转着吹到四处飞散时，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便听到大人们欣慰地叹息：“唉，已故的祖先们，你们在阴曹地府也好好吃喝过个好年节吧！”
我上小学那一年的腊月二十八下午，刘大婶来我们家找我父亲，我看见她更老了，也更瘦了，佝偻得满是白发的头几乎低垂到了腰际。她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和我父亲拉家常。我父亲告诉她说，如果你丈夫是死在大陆，用咱这拓印的纸钱没问题；如果你丈夫客死在台湾那边，说不定你给丈夫这些年燃奉的纸钱就没什么用途了，因为台湾的钱跟咱们这儿的钱不一样，那里用的是台币。这是我听了很多识文人这麽说的，这不能没有道理。
“台币？跟咱的不一样？”刘大婶愣了。
自此后，刘大婶费尽心思四处打听那里可以找到几张台币，找得很辛苦。我们村的，邻村的，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里，只要听说哪家有人在城里工作，刘大婶都会拄着拐杖一家一家找上门去，央求人家帮助她找几张台币做拓版。我的母亲不止一次地埋怨父亲说：“烧几张纸钱，不过是表达生者对逝者的怀念和敬意，瞧你把刘大婶害得，四处苦苦找台币，都快要疯掉了。”
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也为此不安了好多年。是啊，那么苍老，那么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被我父亲的几句戏言闹得东颠西跑四处求人，真是让人愧疚难言啊！
但万分幸运的是，两年过后，刘大婶的丈夫从西藏回来了。那已经是个耳聋眼花的老头了，他在西藏又娶妻生子，尽管生活不怎么如意，却已经是儿女满堂了。刘大婶没有埋怨一句他这一离开就是几十年的丈夫，只是不住地用衣襟抹眼角的浊泪。老头告诉她说，他这一走兴许再也不能回来了，这辈子他亏欠她太多了，他想补偿她，让她想要什么，想要多少尽管说。
但刘大婶只要他留下一张西藏最大面额的钞票，只要他穿过的一件藏袍。她告诉丈夫说，藏袍，是留着待他在西藏去世后，她给他在老家修衣冠冢用的；藏币，是她以后要给他拓版印烧纸钱用的。
老头愣了，又放声哭了，村里的人也愣了，也是纷纷又叹息又流眼泪。
我也不由得泪眼朦胧了，心里思忖着：这就是养育我的河湾村庄，这就是河湾村庄里的人，这就是泥土灵魂的朴素情感。它或许在世人的俗眼里十分可笑，但在灵魂深处又那么令人尊敬，它就像河湾村庄四周那些沉默的泥土，质朴、腥苦，但又弥漫着一缕穿透岁月的凄美芬芳。
自古以来，河湾村有个习俗：不管谁家死了人，其儿子都要破纸盆。伏丧的那七天七夜，村子里总是天空低垂，空气沉闷。死亡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拼命揉搓着所有人的神经，压抑着所有人的情绪。听着死者亲属撕心裂肺的号哭，你不由得黯然神伤。如果死者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可以不哭，但绝对不能笑。万一被人听到，不说你幸灾乐祸，起码也可以送你一顶“没心没肺没肠子”的帽子。
可是，魁五爷走的那几天，天空苍蓝高远，阳光格外灿烂，微风不停地吹。村人该说的说，该笑的笑，该闹的闹，好像魁五爷死了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大家都忘记了忧伤和悲痛。
魁五爷仿佛一株历经无数风霜高粱，早就熟透了，也该颗粒归仓了，却一直站在收获过的千河岸边的田野里，静静地增添着新的生命年轮。这年秋天，头一天大家还看见魁五爷气静神闲地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笑眯眯地和忙碌着的过往行人打招呼，第二天却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生产队长去看他的时候，却发现他躺在土炕上，已经咽气了。
当然，魁五爷年已八旬有六，就是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也会网开一面，因为魁五爷的死亡，在河湾村俗称喜丧。魁五爷没病没灾没难的，死在自己的土炕上，这样的死法令多少人羡慕啊。即使这样，也不是没有悲痛的理由。我的堂屋纪贤伯去世的时候九十岁高龄，六虎他爹驾鹤西游的时候也满了八十八周岁，他们都安静地死在炕上，后人们不照样哭得肝肠寸断、死去活来？其实，在举办丧事的场合，痛哭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排场。
魁五爷招谁惹谁了，怎么死了大家都不肯悲伤一下呢？原来，魁五爷一生没有娶妻生子，光棍一个过了一辈子，好在公社化时期，他成了生产队名副其实的“五保户”。按理说没有至亲骨肉带动悲伤的气氛，外亲之人更不会酝酿哀伤了。就这样，魁五爷死亡的事儿对整个河湾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河湾村人终究古道热肠，还是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队长分派了几名社员将灵堂就搭在老光棍的院子里，老光棍也放进他早就准备下的棺材里，烧纸的瓦盆摆在灵堂门口，不时有人过来祭奠，在瓦盆里烧几张火纸。如果有人再哭那么几声，就与平时的丧事没什么差别。
在队长和贫农代表的心里，哭不哭已经不再重要，关键是早晨出殡时，谁来当孝子破盆？
在河湾村，破纸盆可不是一件小事。只有长子才享有这个权利，代表他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和身份，更意味着遗产可能的归宿。
魁五爷没有后人，没有侄子、外甥，甚至连干儿子都没有一个。如果给他做一份人事档案，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可以直接填一个字：无。这样的档案恐怕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
如果老光棍有可观的遗产，随便从年轻人里面拉一个人充当孝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老光棍不留后路，能吃的吃了，能喝的喝了，吃干用尽，只留下一孔残桓断壁的破窑洞，一块快要烧透底的铁锅，一只豁边的老碗。这样的家当，谁也不稀罕。
队长一个一个地劝，让谁干谁都不干。有个外号叫“狗狐狸”的小子开玩笑地反问他：“你怎么不让你儿子给魁五爷当孝子呢？”
“放你娘的臭屁，老子还没死呢！”队长骂娘了。
“那我爹也还健在呢。”那小子顶他。顶得队长哑口无言。
日头已经升起一竹竿高了，出殡的时间到了，但是破纸盆的孝子还没有着落。贫农代表宝田已经抽过了三锅老旱烟，急得直搓手。队长卷了一根纸烟，点着后狠狠抽了一大口，急得在院子里团团转。
“这是个啥毬事？真让我替老家伙破纸盆不成？”队长愤愤地骂。
一村人都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宝田哥，不难为你们了，我可以给魁五爷破纸盆。”人群后面突然传来一个柔弱的怯怯的声音。
大家齐刷刷地回头去看——三房家的在亢家河修水库的居娃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静静地站在人群后面。
贫农代表从人群里走出来，摸着他的脑袋问：“你怎么想……”
居娃哭了，无声抽泣。他说：“低标准、瓜菜带那年月，我们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魁五爷用他积攒的五个银元兑换了钱，帮我家度过了饥荒。后来我娘归还的时候还差魁五爷五元钱，再还的时候，他死活不要了。我们家欠魁五爷的人情债，如今他死了，我没机会还了，必须现在报答。”
队长眼角湿了，又摸摸他的脑袋说：“你是个好娃……”
魁五爷顺利安葬了。队长领着几个社员清理遗物的时候，在魁五爷的炕角席底下面意外地发现了十枚银元，不知是他忘记了，还是专门留下来馈赠“孝子”的。队长和贫农代表商量后，决定将这十枚银元原份不动的交给居娃。原因是居娃为魁五爷破了盆，家产应由居娃继承。
河湾村人都羡慕居娃运气好，举手之劳就有丰厚的回报，怨自己福薄命浅，又叹：“人行好事，好事等人。人撵钱，撵不上，钱撵人，跑不掉啊！”
我九岁那年的一个冬夜，父亲带我去场畔的庵棚里，为生产队护仓。由于天气寒冷，我躺在庵棚里怎么也不能入睡。到了子夜时分，忽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凄厉地穿破了冰冷的河湾，在旷野里炸响：“宝娃——回来——回来了——回来——”紧接着就是拍箥箕的嘭嘭声。那个声音透着惊恐、绝望和焦急，也透着热切、真诚和父子情怀。“宝娃——回来——回来了——回来”尖利的呼唤、祷告和哀求，让河湾的夜变得更黑，更深邃，尤其在后半夜至凌晨里让人毛骨悚然。
父亲翻身从被窝里坐起来，慌里慌张地穿衣服，慌里慌张地穿鞋。我从被窝里探出半个头，哆哆嗦嗦地问：“啥？”父亲凑到我跟前，粗糙的大手把我的头一下子按回到被窝里：“是宝娃他爸，给宝娃叫魂哩，别起来，睡你的！我得去看看！”
“宝娃？”这消息让我猛然打了个寒战，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是长海叔的小儿子，整天跟在我们屁股后头东游西逛。我们嫌他太小，跑不快，碍事。他哥哥宝怀就揍他，把他揍得嗷嗷叫，爸呀妈呀地号，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脏得跟鸡屎一样的小脸经一哭一号一抹，弄得像唱戏的花脸一样，看着就叫人恶心。但宝娃就是赖着不走，我们走一步他就跟一步。那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反正不急，常常对宝怀说：“你带你弟弟的话，就不要跟着我们玩了。”宝怀就对宝娃在拳脚上加快了节奏，宝娃不还手，他想以自己的弱小无助和逆来顺受博得我们的可怜而带上他。我们偏偏很冷漠，总是在一旁毫无表情地看着哥俩打架，看宝怀把拳头高高举起，看宝娃疵牙咧嘴、缩着小头可怜地挨了一下又一下的打。最终的结果就是宝娃被揍了一顿后，我们再以最快的速度跑起来，七拐八弯地甩掉小小的宝娃。也有好多次我们甩掉他后，还没高兴多久就又被他影子一样的粘上了，脸上挂着泪道子，可怜兮兮地，小心地凑上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懒得再管他，只对宝怀说一句：“别理他，让他在后面走！”宝娃就脸挂鼻涕喜笑颜开，连连点头，万分满足的样子。
几天前，他少有的一次不跟我们玩，一个人跑到村前千河里砸冰玩，结果掉到冰窟窿里，幸亏临村里一个拾雁粪的老头看到，瓜皮帽子都跑掉了，连滚带爬跑到河里，“咔咔嚓嚓”把冰砸烂，用铁掀把把他扒住，再用手把他拎了上来。她娘用两床被子捂住他，脱了衣服用身子暖他，他才苏醒了过来。先是咳嗽，紧接着发烧。这我都是知道的，宝怀也告诉我了，但他爸这会儿半夜三更地号叫，不，叫魂，啥意思？但我很快明白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胡乱地穿衣服。这时我爸回来了，对着我骂道：“快睡去，小孩子是不能去看叫魂的！他会吸走你！”
我睡意全无，有些哆嗦地缩在被窝里，听宝娃他父亲用越来越凄厉的尖叫呼唤渐渐走入黑洞洞的河湾旷野。很快，更多的呼唤从黑夜里传来，更响的拍簸箕声杂乱无章。这是凌晨听到叫魂声起来帮忙的邻居人都到了。他们一起用粗壮的号叫，试图唤回一个已经消失的生命。那些杂乱的声音，都侵入到了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我手脚冰凉，寒气像千河里的水一样，一波一波漫过我的全身，我体验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寒冷，止不住的浑身发抖，上牙把下牙磕得直响。宝娃他父亲的声音一下子淹没在这些更有力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所有的人都从田野里汇集到了宝娃家的门道里，奋力的呼叫，忠诚地挽留一个生命，他们朝着哪个方向呼喊呢？河湾田地那么宽阔，他们的呼喊声其实再微弱不过，都被漆黑的无边的夜吞没，随意捏在一个小角落里，很快消解成夜的一部分。再说，河湾上空的苍穹笼罩在了黑夜里，他们知道宝娃的小灵魂飘向何方？万一飘向东南，他们奋力的朝西南号叫，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宝娃死了，人死真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他父亲把孩子都叫成宝贝蛋，孩子一生下来，随手朝河滩里一撇，想让这些人形的肉蛋子能像家里的牲畜一样，靠河湾里的风、水、沙土地、杂草、昆虫、，还有春夏秋冬自然赋予的养料滋润活命。他显然没有想到家畜更不易养。那一夜，我两眼睁到天大亮。庵棚透进来的那一缕的亮色，让我的身体又活过来，感到了被窝里的一些暖意。
那晚发生的事过去了之后，我一直试图用一个少年的思维把一些问题思考清楚，那就是，生活里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注定都要发生？宝娃注定要在他五岁时死亡吗？我们注定要让宝槐揍他弟弟？我们注定要看到一个可怜的孩子像猴子一样可怜巴巴地乞求着我们？宝娃一向是打也打不走的，他那天为什么见了我们竟视而不见地独自走掉？他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会砸开那么厚的冰？要知道。我们一伙娃娃想弄个冰窟窿都不容易，那冰实在太厚了，我们可以在上面恣意玩耍，摔跤都行。他想在那个冰里寻找什么，是回去的路吗？他感到一个人生活在世上的孤独？父母不管，哥哥不亲，于是他委屈地、倔强地毅然决定要在黑夜里走掉。其实他不知道，我们都喜欢他。在宝娃没有被叫回家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闷闷不乐，我觉得我在这个世上做了一件最大的错事，我应该趁宝娃还在世上时，好好地对他表示一下友好和关怀，带着他偷一回生产队的甜瓜，让他体验一回做贼的乐趣。唉！一切都晚了，真是后悔莫及。
稍长大后，我知道，叫魂是河湾村一带的习俗，一个孩子有病，或突然的离去，我的家乡人都要看《玉匣经》，然后舀上一碗水，抽上三支筷子送病，口里念念有词。到了夜里，带上簸箕，按照《玉匣经》里所指的方向，呼喊着名字去叫魂，唤他回家。再大后我知道，生活本身决定了乡野之人的所有祁祷行动。更大些，我又明白，叫魂实在是河湾村人在用迷信的方式与一个灵魂告别。虽然叫着让他回家，但实际上是在用凄凉的号叫为一条生命开路，不至于让他在赴黄泉的路上感觉人世的过度悲苦，临死了连个挽留的声音都不给。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是安慰自己，他们说：“瞧，我们把魂都叫了。”叫魂是河湾村人对生命存在于人世的最后一点热情与温暖。
日月嬗变。如今，我把叫魂视为迷信般地哀思与送别。在我有记忆的生命里，曾遇到过故乡的祖辈无数次叫魂的凄凉场景，声音依旧是那么悲苦与哀婉，但我已不再那么害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