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念基出生在一个金融世家。父亲杜仲仁是人民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他的经历，就像省工商银行行长李济周的前半生那样，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里，胳膊上套着蓝色“的卡”套袖，蜷曲在阴暗的储蓄所里点了大半辈子的钱，而自己一辈子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赶不上那些钱的百万分之一，以至于家庭负担过于沉重的他，竟然没有办法供自己的孩子上学念书。诚恳、老实、甚至有点胆小怕事的杜仲仁，一辈子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钞票，就像看着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丝毫没有产生任何想法。而他身边许许多多的人因为稍微动了一下私心，或者说是稍微比他“聪明”了一点，“碰”了一下那些堆在办公桌上的钱，就转眼间锒铛入狱，甚至吃了枪子儿。而他仍然好心地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救济他们那残缺不全的家庭和因贫困而失学的子女。因此，他的仗义、他的善良和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换来了同事们的广泛赞誉，老年的杜仲仁终于熬到了处长的职位上，尽管这时很多比他更会干工作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他而身居要职了。
杜念基从小就在父亲的储蓄所里嬉戏玩耍，在成捆的钞票间往来穿梭。就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他从小身上就染上了“铜臭味”。由于父亲的遗传基因，由于家庭的影响，高中毕业后杜念基就考上了本市的金融专科学校。那时的人们还认为，学金融的孩子绝不是一个聪明而又有发展前途的孩子，尽管二十年后，这些孩子绝大多数都当上了各家银行的行长。
杜念基中专毕业后，也像他父亲一样，套上蓝色的“的卡”套袖，来到了银行阴暗的储蓄所里点钞票。不同的是，他决不打算再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干这样的行当了，他要做一个能够真正控制这些钞票的人。杜念基在工作之余继续学习深造，攻读完了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的全部金融课程，并获得了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位。与此同时，他充分利用父亲老朋友、老同事的地位和影响，为自己的事业铺路搭桥，并很快走上商贸银行信贷处处长的位置。八十年代初，各家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专业银行。不久，这些银行又从地市级升格为厅局级，而杜念基作为“四化干部”，理所当然地成为省商贸银行最为年轻的副行长。
一些熟悉杜念基发迹史的人会说：他之所以会如此顺利地登上这个职位，是因为有他老爸一辈子为他做的铺垫。但是杜念基自己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就像一个人一辈子老老实实地办理“零存整取”的储蓄业务一样，当他最后在晚年提取这笔存款时，发现这笔财富竟然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他的有生之年也花不完，于是就让他的子孙们继续享受这笔丰厚的遗产。这是社会对他和他的子孙们的一种理所应当的回报，否则这个社会将是一个丝毫不公平的强盗社会。杜念基始终信奉这样一个信条：公平社会下应该讲究这样一个公理：当它的公民为它做出无私的奉献的时候，它也应该无私地回报这个公民。如果这种奉献和回报能够用金钱衡量的话，两者应该相等或基本相等。这才是一个公平社会的“公平原理”！如果用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劳动力的价格要始终围绕劳动力的价值上下波动，而不应该摆脱这个准绳。自己的老父亲一辈子只讲奉献，不思回报，因此他用无法衡量的巨大付出，为子孙们积攒了一笔无比丰厚的遗产，那么，就让儿子来享受这笔遗产吧。
每当杜念基看见父亲那苍老的面孔和那双被风湿病折磨得变了型的手指的时候，他也深深地知道，尽管这笔遗产无比丰厚，但是他决不能挥霍无度，更不能恶意“透支”。他要小心地保管和使用这笔遗产，以便使它能够为自己购买更多的前程、改善自己的境遇、赡养自己的父母，同时也为自己的子孙积攒下更为丰厚的遗产。杜念基每每会想起这样一个故事：同样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每天到临近的面包店里买三块面包，常年如此，决不多一块，也决不少一块。一天，售货员不禁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每次只买三块面包，他回答道：“一块面包用来维持经营的成本，一块用来偿还贷款，一块用来发放贷款。”售货员百思不得其解，他又解释道：“第一块面包是他和妻子分着吃，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继续养家糊口；第二块面包给父母吃，以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三块面包给孩子们吃，以抚育他们茁长成长，使自己老有所养。”或许一个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抚育与赡养的关系，就是一种“发放贷款”与“偿还贷款”的关系？想到这里，杜念基微微地笑了。
不知什么时候，李小强没有敲门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和车副省长的‘双簧戏’演得也未免太蹩脚点了吧？”杜念基抬头看了他一眼说。
“虽然蹩脚，但是你得承认，我们的表演效果还是很出色的。”李小强并不在意杜念基的嘲讽。
“并不是因为你的演技出色，才会有人心甘情愿地往火坑里跳。如果没有老车给你坐镇，你就是演得像赵本山那样出色，恐怕也不会有人为你买单的，何况这张单子价值二十多亿元人民币。”
“多亏了老兄你大力支持，否则我们岂不是白忙活！”李小强不得不妥协，嬉皮笑脸地搂着杜念基的肩膀说道。
李小强的父亲和杜念基的父亲是老朋友。当杜念基的父亲在储蓄所里点钞票的时候，李小强的父亲也同样在本市最古老的拖拉机厂的会计室里拨拉着粗大的黑色算盘。后来两个人因为贷款和企业结算方面的工作关系认识，慢慢成了就着一盘咸菜，把一瓶老白干喝到天亮的好朋友。李小强接了父亲的班后，在拖拉机厂里做一名仓库管理员。当时杜念基正负责管理拖拉机厂的贷款户，因为两个人是从小在一起“和尿泥”长大的朋友，所以李小强觉得自己脸上特别有光。后来李小强为解决厂里贷款的事找了几次杜念基，因为金额不大，杜念基就帮他办了。因为这事，李小强在拖拉机厂里的地位迅速得到提高。在那个年代，谁能搞来贷款，谁就是财神爷。改革开放初期，农用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在国内市场上供不应求，拖拉机厂歪打正着地找准了市场信息，狠狠地赚了几笔钱，在全国出了名。企业改制后，拖拉机厂摇身一变，成为汽车工业集团，兼并了本市几家小企业后，就成了全国较大的汽车生产厂家之一，两年前发行的股票还在深圳股票市场上了市。而李小强也因为能跑来贷款，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了上来。
“虽然我替你买了单，但是这笔钱怎么用，你们还要详细考察一下。”杜念基坐在办公桌前说道，“以你们生产拖拉机的老底子生产卡车，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上不去，怎么能拼得过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141型卡车？如果现在还投产三十万辆卡车生产线，那纯粹是糟蹋我兜里的钱。”
“贷款是你给的，怎么用你说了算，而且我也相信你的眼光。我从来不关心生产的事。我这次来是邀请你和我们的考察团一起赴法国考察生产项目。”
“考察团主要成员是谁？”
“你、我和老车。”
“你以为这样的考察团会考察出什么名堂吗？”
“我跟你说过我不关心生产的事。”李小强直言不讳地说。
杜念基想了想说道：“2.5亿美元的项目贷款最终需要总行审批。所以这个考察团里还应该有总行的领导，这个人我替你邀请。”
“那当然最好，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嘛。不知是什么级别的领导？”李小强问。
“这个你别管，到时候再说。”
“那天晚上有李济周他们乱缠，你也没吃好，今天晚上我单独请你，让老车作陪，你一定要去。”李小强说。
李小强虽然说是让车副省长作陪，实际也是在杜念基面前卖乖，想在两个人面前都讨好。这小子在老车那里越来越得宠，为了贷款的事还拉了老车来做垫背，可见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一般。听说老车在下一届的政府选举中有可能“扶正”，仕途上还有一定的前途，杜念基也不敢小觑他，就答应了下来。
送走李小强，已经到了上班时间，偌大的办公大楼里开始热闹了起来。这个上千人的机关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还是有一定工作效率的。会计、计划、储蓄、信贷等部门的日报表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摆在了杜念基的办公桌上，这是他对业务部门的一个要求：每天在正式办公之前，必须调阅所有业务部门的日报表，以便使自己随时掌握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常年的金融工作使杜念基的大脑对数字特别敏感，繁琐而枯燥的业务报表上罗列着蚂蚁一样的各种数据，他一目十行地看过之后，对关键性数据就能做到过目不忘，在各种会议上信手拈来，决不会出错。所以各部门的处长汇报工作时最怕杜念基提出问题，因为即使他们每人管理一摊工作，也不敢保证在数字上有问必答。有一次，杜念基在视察城区一家支行时，这家支行资深的老行长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汇报材料，像和尚念经似的嗯嗯啊啊地想蒙混过关，杜念基却在一长串数字中发现，这家支行几年来业务费用一直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且他们提供的数据明显与自己记忆中掌握的不一致，于是马上派人查账。结果发现这家支行的领导不顾上级三令五申，挥霍费用，甚至存在虚开发票，贪污公款的现象，于是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从那以后，全省各家分支行的业务费用明显降了下来，下级行的行长们都私下里说：老杜的眼里不揉沙子，小心撞到枪口上。
９点的行长办公会是在行长专用的小型豪华会议室里召开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制止储蓄存款业务迅速滑坡的局面。包括杜念基在内的六位副行级领导分别落座之后，一把手黄可凡行长才迈着蹒跚的步子走进会议室，径直走到正中间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五十九岁的他已经明显地现出了老态，矮小而肥胖的身材深深地陷在沙发里，保持着十几年来一贯的姿势。虽然即将面临退休，但是在组织上宣布接班人之前，这个位置还需要他来坐。省商贸银行的领导班子一共七个人，按照职务排列，分别是黄可凡行长、杜念基副行长、曹平林副行长、张晓枚副行长和主管党务、总务、后勤工作的许华山行长助理，邓成功纪检组长和工会主任向明强不在行长之列，但同样是副行级领导，邓成功还是党组成员。这样的数量就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设置一样，采取单数形式，以便于在关键问题的表决方面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对比，从而对重大事项进行举足轻重的决策。
黄可凡搔着稀疏的头发，对坐在一旁的第二副行长曹平林说道：“平林，你上次给我弄的那几味藏药挺管用，如果好弄的话，麻烦你再搞几味来。”
“是。只要您老吃着管用，我保证供给。”曹平林副行长弯着腰恭敬地说。
杜念基笑着说：“平林你真会办事。服用藏药需要暂时停止房事，你知道自己熬不过，就把那藏药拿来孝敬黄行长。”行长们听了笑了起来。
黄可凡行笑呵呵地替曹平林辩解说：“这不就是物尽其用吗？”大家再一次笑了起来。
曹平林比杜念基大几岁，当初大家也都是肩并着肩走进储蓄所，又是肩并着肩走出来的，虽然表面上热情得像亲兄弟一样，但是心里谁都不服谁。曹平林今天熬到这个位置，自然要比杜念基付出得更多，而且现在还不是党组成员，自然在行长中间低人一头。但是不管怎样自己也是四十多岁的副厅级干部，是总行确定的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所以他心里总是暗暗地不服气，也对行长的位置觊觎了很长时间。
这时，纪检组长邓成功说：“黄行长说得对，像我们这把年纪，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心思。没听人说吗：迎风淌眼泪，撒尿湿脚背，夫妻背靠背。这就是我们五十八九岁人的鲜明写照，未来的世界已经是属于你们的啦！”
“可是我们还年轻，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所以老前辈们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否则我们是会栽跟斗的。”曹平林谦虚地说，好像他真的从老行长手里接过了“未来世界”，俨然一副接班人的样子。老头子们听了他的话，脸上很不自然。事情就是这样，人家嘴里说“世界已经是属于你们的了”，那是人家说的事，并不等于真的就把世界给了你，因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别看老头子们整天“老啦，该退啦”这样的话总是挂在嘴边，可是真到退休那一天，他们会比小孩子永远没有糖果吃还要难受，所以最忌讳年轻人说什么“扶上马，送一程”之类的话——人家还没下马，你怎么非要先挤上马去？杜念基似乎觉得刚才老邓那些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想敞开口袋让自己往里钻，没想到曹平林先钻了进去，真是好不晦气！
杜念基知道老邓暗地里极力推荐曹平林接黄可凡的位子，已经在总行做了不少工作，估计进党组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曹平林近来的表现实在不怎么样，主抓的存款工作滑坡严重，在同业竞争中已经处在了被动挨打的境地，今天还得把老头子们请来替他操心，实在不肖。刚才听黄可凡说话的意思，他又在给黄可凡弄什么藏药，杜念基听了心里不屑一顾：你是老邓的人，就应该一心一意地服侍老邓，管黄可凡什么事？这是官场上的大忌，你既然上了那条船，就不要左顾右盼，再向这条船上抛媚眼，否则弄不好会两下落空，捉鸡不着，反蚀把米。况且黄可凡似乎也没领他的情，好像是无意间在行长办公会上抖搂出这事，一定是说给老邓听的。人家黄可凡在西藏“支边”好几年，跟班禅都称兄道弟，还用得着你来弄什么藏药？
安静下来之后，由曹平林主持会议，存款处王华宇处长汇报了目前存款下滑的严重局面：年初以来，全省范围内存款迅速滑坡，已经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有的储蓄所因为没有钱支付老百姓的取款，被人家砸了玻璃，甚至有的员工被人打伤，形势十分严峻。存款处派出大批人马多次下去调查，也没有找到原因。后来终于发现，原来问题出在其它几家银行：从去年开始，邮政储蓄网点就暗中向存款客户支付“好处费”。开始时是给纪念品，后来发展成现金，并且数额越来越大。其他几家银行发现后，也竞相效仿，导致互相攀比，后来竟然发展到每吸收一万元存款要给客户支付二、三百元的现金。在银行里内部，人们把这种做法叫做“高息揽储”，意思是，除了向存款客户支付正常的存款利息之外，银行还要掏自己的腰包，给他们多支付一部分“好处费”，表面上看，就是用高额利息来吸揽存款。老百姓们一看有利可图，立即把在商贸银行的存款支取出来，存到利息高的银行，导致商贸银行存款急剧下滑。所以存款处处长紧急呼吁，行里必须马上拨出一部分专款用来吸收存款，和其他几家银行对着干，迎头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挽回不利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