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宛如璀璨的繁星一样的无数作家中，有一个曾经高举积极浪漫主义大旗，矫健地迈步在十九世纪新文艺思潮前列，以人道主义为其思想特色的杰出作家，他就是法国人民的伟大儿子维克多·雨果。
童年时期
维克多·雨果一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法国东部贝藏松城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他的父亲西吉斯贝尔参加了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转战南欧各国，几年之内由上尉晋升旅长，又由旅长升为将军。雨果小时跟着父亲过着军旅的生活，大炮车轮上吊着摇篮，经常在炮声隆隆中入睡。雨果的父亲带着妻儿到过意大利，在热那亚和罗马住过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西班牙，在马德里居住。雨果和他的弟弟欧仁·雨果在马德里的贵族学校念过书。一八一二年初，西班牙民族情绪高涨，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茶，雨果的父亲便将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回法国。雨果来到巴黎，进了一所园林幽雅的著名修道院学习哲学和数学。雨果亲眼目睹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六十万大军被俄国杰出的统帅库图佐夫率领的军队打败；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十点钟俄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小岛；被大革命推翻的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作了国王；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做了“百日皇帝”；英、普联军在滑铁卢战败法军，拿破仑再次被流放，到圣·海伦拿岛，直至死去；作为战败国的法国，根据维也纳会议决定，赔款七万万法郎；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恢复了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俄、奥、普三国君主结成神圣同盟，镇压各国革命，欧洲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早期的雨果处在两种敌对的政治观点的影响下。雨果的父亲信仰共和主义，而雨果的母亲则信仰保王主义，是波旁王朝的积极拥护者。王政复辟时期，雨果的父母曾因意见不合而分居。这个时期雨果的思想虽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在母亲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的影响下，其主导的一面是保守的。
青少年时期
雨果十四岁开始学写诗。十五岁那年，正值法兰西学士院征文，雨果作《读书乐》一诗应征，得法兰西学士院奖赏，国王路易十八发给他每年一千法郎的助学金。雨果立志从文，一心要“成为夏多布里盎，否则别无他志。”夏多布里盎（1768—1848）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桂冠诗人，是拥护君主制和天主教的反动浪漫主义者。十六岁的雨果同他的弟弟欧仁、诗人维尼（1797—1863）等合办《文学保守者》周刊，公开站在保守派一边，雨果最初写的一些诗歌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由于这些诗歌的保王主义倾向，雨果后来批评自己走错了路，然而，路易十八却再次给了雨果奖赏。雨果思想的变化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开始的。雨果在一封信里写到二十年代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在巴黎，一八一八或一八一九年夏季的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经过法院门前的广场，有一大群人围着一根木柱。我走近去瞧。木柱上拴着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妇人或姑娘，颈上锁着铁圈，在头上边钉着一张告示。前面有一炉烧红的炭放在她的脚边；一把木柄的烙铁插在炭火里，烧得通红，观众好像很满意。这妇女犯了法律上的所谓‘仆役盗窃’罪，也就是通俗的比喻所谓‘菜篮把儿的跳舞’。忽然间，正当时钟响出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个男子，从那女人背后，而且不让她瞧见，走上了刑台，我事先已经看见了那女人穿着的粗毛布小衫背上有条缝，用带子拴着，那男的很快地解开带子，敞开小衫，让女人的背一直袒露到腰部，拿起炉子里的烙铁，往赤裸的肩头上放，深深地往下按。烙铁和刽子手的拳头都被一阵白色的烟雾遮没了。在我的耳朵里，虽然隔了四十多年之久，仍然响着那被折磨的女子惨痛的呼喊，在我的心灵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呼喊。对于我来说，这女子是一个平常的窃贼，但在这特殊情况下，她是一个烈士。我从那儿出来，下决心——那时我十六岁——要永远和法律的恶劣行为作斗争。”（一八六一年从盖纳西岛写给日内瓦一友人的信）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欧洲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也是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一八二○年西班牙爆发了人民的起义，革命军占领了首都马德里，但被法国派去的十万大军镇压下去。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发生秘密社团烧炭党人的起义，但被奥地利派去的六万反动军队镇压了。当沙皇俄国在欧洲充当国际宪兵镇压欧洲革命时，一八二五年在首都彼得堡和俄国南部爆发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但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希腊人民掀起了反抗土耳其异族统治的斗争，从一八二一年开始，直到一八二九年终于获得独立。当时英国著名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仑（1788—1824）为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而献身的事迹传遍了世界各国，对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向人民实行了反攻倒算。路易十八于一八二四年死后，他的弟弟查理十世继任国王，实行极端反动的政策。为恢复贵族和教会的特权，规定发给他们几十亿法郎的补偿金。并且下令解散众议院，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接二连三地颁布反动法案，激起了法国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展开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社会上出现了反抗复辟王朗的报纸杂志。当时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1780—1857）的诗歌对进步的知识阶层有不小的影响。他的诗歌有对法国大革命的赞颂，有对贵族、僧侣阶级的尖锐批判和指责。他曾几度遭到罚款和坐牢，但决不和专制势力妥协，年轻的雨果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教益。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法国西部地区酝酿着一次反对帝制的起义，雨果的中学同学爱德华·德龙由于起义的计划泄漏而被政府判处死刑。当时德龙逃跑在外，雨果在一八二二年一月写信给德龙的母亲，建议把德龙藏在他的卧室中。可见雨果的保王思想在这时已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动贯串在他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
年轻的雨果喜爱诗歌，并对诗歌有明确的见解。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雨果在写给未婚妻娅黛尔·傅谢的信中谈到他对于诗歌的见解。雨果回答他的未婚妻说：“诗句难道不是诗吗？你这样问。仅仅诗句不是诗。诗存在于思想中，思想来自心灵。诗句无非是美丽的身体上的漂亮外衣。诗可以用散文表达，不过在诗句的庄严曼妙的外表之下，诗更显得完美。心灵中的诗启发人的高尚情感、高尚行动以及高尚的著作。”一八二二年一月四日他在信中进一步说明：“因为诗，这就是爱。”雨果认识到诗歌的性质和作用，积极从事诗歌创作活动。一八二三年，雨果参加了浪漫派组织的第一个文社，并出版同人杂志《法兰西诗神》。由于文社缺乏明确的纲领，不久解散。一八二六年，雨果与诗人维尼、缪塞（1810—1857）和大仲马（1803—1870）等又组织了第二个文社，目标针对当时布满文坛的伪古典主义。因为这时候的古典主义已完全丧失了它在十七世纪的进步性，它成了重形式，轻内容的僵死的教条。同伪古典主义作斗争，实际是社会民主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雨果受到进步思潮的吸引，尖锐地感到，剧院中脱离现实生活的伪古典主义戏剧和歌咏孤独、悲观，美化中世纪生活的消极浪漫主义戏剧，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于是他大声喊出了“让人民文学代替宫廷文学”的口号，于一八二七年在《＜克伦威尔＞序》中发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宣言。雨果给浪漫主义下了明确的定义：“浪漫主义，多少次被人误解，就全面来看，它真正的意义是：文学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艺术。”雨果在序言中号召法国艺术脱离古典主义。他猛烈攻击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他认为地点、时间和动作的一致律中只应保存动作的一致律，因为它不与生活相抵触。而地点一致律是十分荒谬的，所有的主人公怎么可能聚集在一个地点？要把所有事件安排在二十四小时内的时间一致律如同地点一致律一样，是荒谬的。正像一个皮鞋匠硬要使一切人的脚穿上同一双鞋子一样的可笑。雨果在序言中主张新剧本用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朴素的和丰富的语言，要求把活的说白引进剧本里面去而反对使用死气沉沉的缺乏生气的语言。在创作原则上，雨果提出美与丑、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相对照的方法，他认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嵩的后面，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他反对古典主义单纯追求高贵和典雅的艺术原则。雨果还强调了作家的想象和夸张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克伦威尔＞序》的发表，在当时法国的文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对进步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着重要的贡献。在雨果之前，虽然有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史达尔夫人（1766—1817）在她的《论文学》与《论德意志》两篇论文中提出了浪漫主义一词，并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是从基督教吸取灵感的寓于想象的文学，在史达尔夫人之后，虽也有司汤达（1783—1842）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一文中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是最能给予近代人以愉快的文学，但他们都没有阑明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点。雨果却系统地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据批评家、诗人、小说家哥缔叶（1811—1874）在则良漫主义史》中回忆说：“那真是奇妙的年代。《＜克伦威尔＞序》在我们眼里发出灿烂的光辉……它引起了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
《克伦威尔》是雨果第一部戏剧作品。它以英国十七世纪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克伦威尔拒绝王位的故事。雨果按照他所提出的浪漫主义美学原则，把克伦威尔描写为“既崇高优美又滑稽可笑”的人物。由于剧本人物众多，对话冗长，不适宜舞台演出，因而没有上演。《克伦威尔》这个剧本及其序言的发表，是雨果脱离保王党立场，世界观转向进步的明显标志。
雨果主张艺术要反映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即反映出历史的和民族的特征来，这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观有些相通。但雨果强调诗人的主观意识和色彩鲜明的不平凡的事物，因此它是浪漫主义的。本着这种浪漫主义的艺术观，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许多绚丽多彩的诗歌、戏剧、小说从雨果笔下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七月革命”前夕，正当古典主义戏剧顽固地霸占剧坛的最后时刻，雨果的浪漫主义剧本《欧那尼》上演了，这是轰动文坛的大事件。围绕《欧那尼》的演出，古典主义者同浪漫主义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哥缔叶等文社青年身着红背心，充当拉拉队，在剧场大声呐喊喝彩，为《欧那尼》的演出叫好。《欧那尼》以一百场演出，场场客满而取得决战的最后胜利。《欧那尼》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新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完全确立，它也是民主的进步力量逐渐强大的明证。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巴黎发生了“六月革命”。查理十世妄图恢复革命前封建君主专制旧秩序的种种倒行逆施，遭到法国人民激烈的反对。从七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二十九日，巴黎的大学生、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高喊着“打倒波旁王朝！宪章万岁！自由万岁！”的口号，攻占王宫，构筑街垒，竖起革命的三色旗，坚持了三天三夜的武装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查理十世被迫退位，由此结束了旧贵族在法国的统治。雨果热情地赞美七月革命，讴歌“年轻的法兰西”。他痛悼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战士。雨果在第二年发表的反封建反教会的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可以说是革命高潮时期的产物，表达了法国人民三十年代的正义呼声。然而，被大资产阶级拥立起来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是一个富有的、狡猾的国王，银行家拉裴特陪着他到市政厅即位时说：“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一语道破了路易·菲力普政权的性质。
金融贵族和银行家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社会矛盾愈益加深，劳资矛盾尖锐起来。雨果对七月革命后的现实感到失望。雨果写道：“我是世纪的儿子，我以一种深恨痛恨着压迫。我诅咒那些躲在宫延，藏在洞穴的帝王，一身鲜血！”一八三一年，以生产丝织品和天鹅绒纺织品著称的里昂的工人，不堪压迫，豪迈地喊出“不是工作而生，就是战斗而死”的口号，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起义者占领里昂市达十天之久，终因敌人过于强大，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雨果挺身出来谴责社会的不平等。他在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第二版序言里痛斥私有者，主张废除死刑，“人民饥寒交迫。穷困迫使他们去犯罪或是去卖淫”
一八三二年雨果作《国王在娱乐》一剧，由于影射了现实，遭到禁演。雨果愤慨地斥责道：“哪里还有法律？哪里还有权利？”工人阶级再次组织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四天的流血故斗又被政府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工人运动推动社会思想的活跃，巴贝夫秘密团体，勃朗基主义者等组织起来，但不久遭到失败，革命由此而进入低潮。雨果错误地认为“七月王朝”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转而同它妥协，希图寻找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一八四一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演说中表示拥护君主立宪政体。雨果在《卫戍官》上演遭到失败后，投身到政治活动中，被路易·菲力普所利用，授予雨果以伯爵称号，选为上议院议员。这时的雨果，一方面过着豪华的显贵生活，而内心里又矛盾重重。一八四七年十月，雨果的大女儿罗波蒂和他的女婿游湖淹死于塞纳河中，雨果哀痛地写了抒发个人感情的一些诗歌。不少的友人劝雨果回头，雨果在《写在一八四六年》这首长诗中表示愿意冲开阻力向前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