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就是大学，在阿列克塞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大学中，伏尔加河是他最亲近的母校。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工人和流浪汉，学到了无数生活中的经验。他来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成了流浪汉大军中的一员。虽然他进大学的希望已成泡影，但他不曾自暴自弃，他所读的书给他开辟了光明的世界，他在外祖母讲的童话中窥视到了美好王国，他对未来那种朦胧的希望使他决不自甘堕落。一个曾经是师范学院学生的小偷怂恿他也去当梁上君子，他坚决拒绝了。他对流浪汉保持着冷静的审视态度。
阿列克塞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请阿列克塞到他那儿去住。古里同革命者有密切联系。有一次，这条街的警长尼基弗雷奇从他们这幢楼里抓走了组织地下印刷厂的人，古里叫阿列克塞去报信。阿列克塞机警地躲过了监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个铜匠。阿列克塞因为第一次完成了秘密工作任务，心中暗自得意。他还主动要求古里介绍他参加进步的地下组织。
后来经人介绍，阿列克塞认识了杂货店老板安德列·捷林柯夫。他的秘密贮藏室里有一个“地下”图书室，收藏着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许多著作。喀山的许多大学生和有革命要求的人都来这里借书读。
在大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捷林柯夫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倾向革命的青年们聚会的场所，他还把做生意所得的钱全部用来资助革命活动。阿列克塞看到忧国忧民的大学生常常到这里来抨击当局，批评国事，探求改变生活的现状，他们都希望在书中找到自己观点的论据。这是些民粹派青年，他们对人民的崇敬仅仅限于口头上。他们对阿列克塞摆出导师的架势，而对他的见解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冷嘲热讽。但是阿列克塞还是被他们忧国忧民的热情和改变现实的意图所深深地打动了。
秋天来了，阿列克塞没有固定的工作就无法生活，于是他就进了一家面包作坊。同大学生们断绝了往来，不能到捷林柯夫的铺子里去，他就像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一样。在这个地窖里人们像蛆虫一样蠕动着，靠酗酒打闹，寻花问柳来忘掉现实生活。在这里阿列克塞感到精神非常痛苦。
为了给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捷林柯夫开了一家面包店。阿列克塞离开了那个面包作坊来到这里，既当面包师的助手，又当他的监视者，不让他偷走面粉、鸡蛋和牛油。阿列克塞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之久，他有时还到大学里去一面卖面包，一面听大学生们争论问题，同时也暗中替大学生们传递书籍和便条。尽管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在工作的空隙和休息时间看书。他很喜欢读诗，也用“自己的话”来写诗。
警察注意到了这个铺子，他向捷林柯夫的妹妹玛丽亚谈到了杂货铺的危险，以后大学生们就决定尽量少到这儿聚会。
有天晚上，阿列克塞到郊外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去听人读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同民意党断绝关系后，批判民粹派的文章《我们的意见分歧》。刚听念了几句，那些民粹派的听众就勃然大怒，乱喊乱叫起来。就在这天晚上阿列克塞认识了费多尔塞也夫——俄国早期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费多尔塞也夫知道了他们的面包铺，但他总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无意义的事，言下之意就是希望阿列克塞从事更有意义的革命工作。阿列克塞也深有同感。他们当时约定了再见面的方法，可惜竟未能如愿。
阿列克塞同工厂的工人也有一些联系，其中他要好的有两个工人，一个是织布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老头儿，他认为生活糟透了，但是问题不在沙皇那里，而在老板身上，指望沙皇来管束一下老板；另一个是钳工雅可夫·沙波什尼柯夫，他对宗教怀着强烈的憎恨，他说《圣经》全是捏造出来的，上帝粮本不存在，它也是人们捏造的。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到无产阶级的朦胧的、不满情绪。可是阿列克塞住的地方离工厂有五俄里，他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
阿列克塞觉得自己很喜欢捷林柯夫的妹妹玛丽亚，也很喜欢另一个女店员。他觉得自己在恋爱了。其实他所需要的是女人的温情和推心置腹地谈心。他在大学生中没有真正的朋友，他觉得非常孤独。在当时，他既未能同费多尔塞也夫这样的革命家建立联系，同有觉悟的工人也缺乏交往，所以精神很痛苦。
这一年的十二月，阿列克塞决心要自杀。他从市场上买来了一支旧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打了一枪。他本想打中心脏，可是只打穿了一叶肺。过了一个月他渐渐恢复了元气，他惭愧万分，觉得自己蠢极了，于是又回到面包房干活。
这桩事发生之后，早就留心阿列克塞的一个叫罗马斯的革命者请他到乡下去帮助自己开展工作。阿列克塞很高兴，两天后就跟他搭船到红景村去了。
罗马斯是铁匠的儿子，后来当上了铁路工人，因参加革命工作，在雅库茨克度过了一段艰苦、漫长的流放生活。现在他在红景村开了个店铺，为革命筹款，同时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以前虽然未同阿列克塞交谈过，但他发现阿列克塞参加小组并不是为了斗嘴，说空话，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干点工作。他正需要这样的助手，于是就请阿列克塞到自己那儿去。
到红景村的第一夜，罗马斯同阿列克塞开怀畅谈。罗马斯谈起了自己坎坷的经历，他认为阿列克塞颇有才能，意志顽强，应该既从书本中、又从生活中学习。阿列克塞第一次感到了真诚的友谊，消除了自杀事件后的自卑感。罗马斯使他重新挺起了胸膛。
红景村风景秀丽，异常寂静。罗马斯有很多有价值的书，阿列克塞一一悉心阅读，收获很大。他还经常教信任罗马斯的小伙子伊佐特认字，而伊佐特则告诉他不少农村里的事。
罗马斯的小铺里的东西比另外两家便宜，这使那些商贩很眼红。同时罗马斯希望唤起农民的觉醒，他要组织力量来反对警察滥施淫威，反对富农的统治，乃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他从细小的工作做起：组织了一个果农合作社，让农民组织起来一块到城里去推销苹果，不受水果商人的剥削。因此，罗马斯和阿列克塞就成了村长和富农们的眼中钉。他们经常采用阴谋手段来对付罗马斯等人。罗马斯遇到了两次枪击，幸好他很机警，所以才安然脱险。一天夜里阿列克塞被棍子打伤了腿，腿瘸了好几天。年轻漂亮的伊佐特，因为拥护罗马斯，在打鱼时被人劈死了。罗马斯和阿列克塞并未被吓倒，他们继续开展工作。
这年秋天，罗马斯准备同捷林柯夫的妹妹玛丽亚结婚。可是，一天早上小铺被人放了一把火，一刹那大火冲天，无法扑灭。阿列克塞奋力抢救，又是拖煤油桶，又是抢书箱，受了伤昏迷了过去。一清醒过来，他又奔忙起来，这既是出于他的勇敢，也是由于他想报答罗马斯对他的恩情。罗马斯镇定自若地指挥农民救火。可是火势太猛，已经无法扑灭，最后小铺和所有的货物连同附近的农舍全都化为灰烬了。
罗马斯只好离开红景村。阿列克塞也就这样结束了乡间的生活。他同红景村的一个农民一起到了黑海边，在一个渔业合作社做工。阿列克塞开始了漫游俄罗斯的新历程。
在喀山和农村这些社会大学里，阿列克塞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革命的实践，思想逐渐提高，由自发地进行个人反抗发展到了自觉地参加革命，这就是阿列克塞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和革命道路。
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是高尔基的主要作品之一。作家对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而深刻的概括，他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憎恨和有力的抨击、对主人公探求革命真理的历程的描绘，都说明三部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
这三部曲是成功的传记作品，它既鲜明地展示了作为主人公的作家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时期所留下的足迹，又形象地反映出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政治面貌，同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首先，在作品中社会历史生活是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背景和条件，而主人公又必然要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从生活中的某一个角度来反映时代。作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把主人公和他的思想同社会联系了起来。在外祖父迁进新居之后，通过彼得伯伯的讲述，阿列克塞知道了贵族地主对农奴的残酷的、非人的压迫。这使他对俄国社会特有的农奴制和衣奴制的残余，有了初步认识。在《我的大学》中主人公或者从人们滔滔不绝的争论、讲演中了解到进步青年的思想情绪，或者直按参加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的工作，认识到俄国农民不是民主革命中的最进步、最可靠的阶级。其次，高尔基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在反映社会环境对主人公的影响的同时，又反映了主人公是在不断地反抗社会现实中成长起来的。现实生活使他坚信，人是在不断反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的确如此，在善良的外祖母、厨师斯穆雷依、洗衣女工娜达丽雅等人的帮助和教育下，主人公形成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不同它妥协的坚强性格。在第三部中，他由个人自发的反抗走上了寻求真理、走集体反抗、推翻黑暗社会的道路，成了与黑暗现实进行斗争的战士。
高尔基的这三部曲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成功的。三部曲刻画了许许多多性格鲜明、不乏光彩的人物形象。高尔基不是以几条抽象的、具有道德色彩的概括来肢解人物，把人物变成某种概念的化身，而是真实地反映人物的若干侧面。这既像是复杂的生活给年轻的主人公出的考题，也像是让读者自己对人物加以分析评论。
富有政论性的议论是三部曲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在作品的叙述和描写中，作家不时地插入富有政论性的议论，赋予作品强烈的传记色彩。作品叙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是一个小孩或青年眼目所及的东西，但作家并不囿于当时主人公的思想水平，正是在议论中作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当时的人物，或赞美，或抨击，或阐发人生哲理，时时闪耀出思想的火花。《在人间》中主人公曾一度对遭受迫害的虔信宗教的老人们满怀敬仰之情，认为他们具有为追求真理不怕承担磨难的精神。作家在议论中指出：后来他认识到这些人并不那么崇高，他们不过是受怀旧情绪的支配，对苦难和压迫有一种病态的爱好，他们是俄国落后的群众，同先进人物的精神是相悖的。以这样的犀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剖析作品中的人和事，使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同普通的自传体作品有很大区别。
《母 亲》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第一次塑造了血肉丰满的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艺术珍品。《母亲》的问世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已完全成熟，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俄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六年夏天，高尔基在美国开始创作这部新时代的作品。同年十二月，《母亲》的英译本在美国杂志上逐章发表，翌年出了单行本。《母亲》的俄文单行本于一九○七年在柏林出版，而同年在俄国出版的《母亲》不过是被沙皇政府当局大加删节后的残本。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年两年间，《母亲》被译成法、意、德和西班牙等多种文字，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国。一九三七年译成中文在中国秘密流传。
小说是从描写旧时代的生活开始的。
每天早上，工厂的汽笛发出颤抖的吼叫，那些脸色阴沉，疲惫不堪的工人听见这吼叫声，就像受惊的蟑螂一样，向一座座高大的、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机器从人们的筋骨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一回到家里，工人们不是同妻子吵闹，就是对她们大打出手。年轻人则更为放荡不羁，他们下酒馆，玩乐器，听淫荡的小调、跳舞、说下流话、酗酒，甚至疯狂起来像野兽一样厮打不休，打得头破血流，乃至一命呜呼。
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就要死去。
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的父亲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与众稍有不同的是他以打人而名扬一时。在巴威尔十四岁那年，他想揪住巴威尔的头发痛打一顿。谁知巴威尔操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简短干脆地说：“不许动手！”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管儿子的事了，也不和儿子说话。后来他患疝气病死了。这个备受痛苦生活磨难，而又看不到给他造成痛苦的社会原因的工人，对现实怀着盲目的仇恨，死去之后脸上仍留着怒气冲冲的表情。他的命运在旧时代的工人中是很典型的。
他死了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他死了，他老婆可以松口气了。是的，这个叫尼洛夫娜·符拉索娃的女主人公，被长年的操劳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身体，有点驼背，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而且有点侧着身子，好像生怕撞上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脸上满是皱纹，有些浮肿，暗淡的眼神流露出工人区大多数妇女都有的那种愁苦不安的神情。这个柔弱、忧郁和温顺的妇女在长期的压抑中形成了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性格。
父亲死的时候，巴威尔只有十六岁。年轻小伙子需要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买了手风琴、胸部浆得很硬的衬衫、颜色鲜艳的领带、鞋和手杖，他变得和他年纪相仿佛的青年一样，经常去参加晚会，学会了跳舞。每逢假日，回家时喝得酩酊大醉，总是非常难受，早上就感到头痛，脸色苍白，无精打采。母亲问他：“怎么样？你昨天过得痛快吗？”他带着抑郁焦躁的口吻回答道：“闷得要死！”
这些受尽煎熬，而苦于没有正确出路的人们，极待觉醒，亟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这种觉醒，他们就会永远在黑暗中沉沦。这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部小说就是描写这种结合的过程。
日复一日地活着，母亲发现儿子变了。他干活很卖劲，从不旷工。他同世世代代工人所走的老路告别了，很少参加晚会，节假日也不在外边喝酒。他经常带书回家，悄悄地用心阅读，读完了就藏起来，有时从小册子上抄点什么。抄完了就把本子小心翼翼地藏起来。
有一天巴威尔带了一张耶稣复活的画回家，把它贴在墙上。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却对儿子的行为大惑不解：“信基督，可又不去教堂。”当时她当然不明白，对耶稣复活巴威尔是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接受革命思想，走革命道路。看到儿子变好，母亲忧喜参半。就这样两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