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改木轮车为胶轮车；新建地方道路9条；架设电话线300公里。
1959年
2月28日，《甘肃日报》发表敦煌人民公社向省内7县的挑战书，提出1959年粮食亩产3000斤，棉花亩产1500斤。
3月2日，中共甘肃省委同意以敦煌为“中心县委”，肃北、阿克塞两县在党内划归敦煌中心县委领导。
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来敦视察参观。
4月，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开展清算运动，纠正“共产风”和“平调”错误造成的损失。全县平调财物约在600万元左右，农村人均承受120元，均按中央精神退赔。退回自留地5800多亩，还有羊、猪、树、家具等。全县恢复评工记分制。
开办“敦煌师范”，1961年撤并人敦煌中学。
5月，河南移民数百人，前后三次进城到政府上访，县委采取措施，解决了移民的一些生活问题，26日上访群众返回。
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庆祝国庆十周年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艺术展览”。
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开展“反右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22日，作家闻捷来敦参观。在游览名胜古迹后，即兴写下《敦煌新八景》。
南湖乡推行小麦冬种，1000余亩小麦翌年一苗未出，仅籽种损失1．5万余公斤。
全县人均年口粮272斤，外流人口达3429人。疾病和非正常死亡达1285人。
1960年
2月，由河南先后来本县支边青年6000名，安置如下：国棉农场1000名，新华农场500名，墩湾农场500名，其余全部修总干渠。
4月，根据中央精神，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3632人参加运动，揭出有贪污行为者451人，贪污金额45328．49元。1962年3月，处理了444人。
5月，甘肃省水利三支队三大队，在修建党河总干渠时，擅自纵容民工毁坏西千佛洞佛像8尊，拆毁窟唐、宋土塔两座。责任人李忠义等三人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8月，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精简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1026人。动员城市居民698人下农村。
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到敦视察参观。
12月18日至21日，中共敦煌县委召开扩大会，中共甘肃省委来人传达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和“抢救人命”的决定，黄仕福、马骥英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全县粮食总产1962万斤，人均年口粮169斤。外流人口3932人，疾病和非正常死亡1827人。
1961年
1月，贯彻中共中央《十二条》精神，撤销一县一社，下属大队改为公社。农村划给社员自留地9225．49亩。停办生产队公共食堂。
3月4日，国务院公布莫高窟（包括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月2日，农村人民公社由原来的6个调整为11个，大队由57个调为102个，生产队由285个调为360人。
对“反右派”、“反右倾”、整风等运动中批判的2121人进行甄别，被错误批判处分的949人。
8月5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赛福鼎同志来敦视察参观。
11月，中共甘肃省委撤销敦煌中心县委。
农村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敦煌飞天、供养人专题展览”。
1962年
2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上海博物馆在上海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和“敦煌飞天”、“敦煌服饰”、“敦煌图案”三个专题展览。
4月，根据上级精神开展“精兵减政”工作，至年底，全县压缩城镇人口2148名（干部292名、工人715名）。
8月，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专家工作团到敦煌考察，建议应对莫高窟进行大规模维修加固。获国务院批准。
1963年
2月11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本县境内：沙州古城、阳关、寿昌城、玉门关、河仓城、汉长城及烽燧、祁家湾墓群、佛爷庙——新店台墓群等八处古遗址和古墓群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月5日，由新疆调入KK1543棉种12．5万公斤，种植面积达13712亩。
7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拨款100万元对莫高窟危崖（长达576米，354个洞窟）进行加固工程，同时进行考古发掘，至1966年基本竣工。
9月24日，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历时20天，号召所有干部“自觉洗澡”、“放包袱”。放包袱的干部348人。
全县办起耕读学校105所、学生3000人；农业中学4所，学生250人。
1964年
3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成立敦煌学研究所。
5月，开始修建党河西干渠。投资18万元，可增灌6000亩地。
11月，罗寄梅、刘先夫妇应美国纽约国际博览会邀请，展出所摄80余幅敦煌壁画。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维修加固后，重新编定窟号，共计492号。
1965年
西北局副书记王甫、副省长王世泰、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先后来敦视察参观。
11月，全县“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
1966年
4月上旬，“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工作团进村，全县开展“四清”运动。
5月，设立“甘肃省卫生防疫站”。
“四清”工作团组织展开“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因《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推动“文化大革命”开展。
7月27日，“四清”工作团抽调24名工作队员，由队长高文斗负责，举办“小教集训队”，集中搞“文化大革命”。集训队历时32天，城乡小学教师228人参加，39人受到批判斗争。
8月，中共中央发布《十六条》，各学校“停课闹革命”。
9月，全县实现名称“一片红”，各公社、大队一律改为“革命化”的名称，如“永红”、“东方红”等。
“四清”工作团在广场召开破“四旧”，立“四新”、万人大会，烧毁“黄色、黑色”书画7万余册（张）和许多文物。
16日，县文革领导小组派王习文带领全县各中学40多名红卫兵代表去北京。
10月18日，工作团宣布：“四清”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历时200天的“四清”，共投入工作队员2226人，斗争了519人（其中社队干部259名）；戴上各种帽子的49人；逮捕6名，管制3名；受各类处分的脱产干部59名，不脱产干部126名；清除或不予登记的党员335人，受纪律处分的党员155人；发展新党员735人。
27日，中共敦煌县委决定敦煌中学改名为育红中学：东街小学改名为工农兵小学；南街小学改名为向阳小学；北关小学改名为文革小学。农村各完小名称一律按公社名称叫。
11月10日，经学生强烈要求，县上“批准”各校学生可以外出串联。
1967年
1月25日，解放军8342部队与县武装部共同组织“支左”领导小组，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介人敦煌县“文化大革命”运动。
全县学生、干部、职工及部分农民纷纷组织战斗队，揪斗“当权派”。
西藏第二地质大队（121信箱）驻敦煌，设办事处，约1200人。
7月28日，因山洪爆发，南湖公社山水沟水坝溃决，冲毁庄稼百余亩，22户农民受灾。全大队50多户、200多人全部搬迁至郭家堡公社墩湾农场，成立墩湾大队。
敦煌两派群众组织“敦联”（敦煌县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和“敦总”（敦煌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相继成立。
10月14日晚，两派群众组织在县人委、农修社发生武斗，500多人参加，打死1人，打伤数十人。
15日，七里镇石油运输公司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打死16人，伤百余人。一时人心惶惶，恐怖万状。
为了改善农村医疗状况，观察原子弹爆炸后的影响，从1967年至1976年，国务院先后派遗10批“北京医疗队”共710人到敦煌，深入农村，防疫治病，培训医务人员。这些北京医疗单位的专家和医护人员，为敦煌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8年
3月23日，敦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双虎任主任。农村11个公社革委会相继成立。
6月，“大刮12级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至1969年元月，共揪出各类“阶级敌人”1640人。
9月，146户、649名城镇居民被迫到农村安家落户。
“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城镇各学校。
10月，本县170多名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兰州市180多名知青也来敦煌插队。
在县文化馆举办大型“忠字化”展览，掀起了全县大搞“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和红海洋的高潮。
敦煌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同意财政局长的建议，将月牙泉220多间清代庙宇全部拆除。
1969年
1月，全县143名县社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分三批到大寨参观“取经”。
11月26日，各公社、大队取消“革命化”名称，恢复旧称。
1970年
1月1日，成立“704”工程指挥所，负责修建“704”战备公路（南疆公路）。
2月，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受冲击和戴帽子的干部群众302人。
4月5日，全县出现大风天气，持续2小时54分，瞬间风速十级以上，9850亩小麦严重受害。
9月，全县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1971年
7月，月初降大雨6天，降雨量达59．9毫米，山洪暴发，东水沟水库决堤，淹没五墩公社农田1085亩。
1972年
6月，美籍华人韩素音来敦参观。
县城大街铺完柏油路面。红当公路（红柳园到当金山）敦煌段油路全线铺通。
1973年
5月16日，持续两天的严重霜冻，5万亩棉花损失四成，1800多亩玉米、5000多亩瓜菜严重受冻，高田基本冻光。县委动员群众进行了改种。
9月19日，县化肥仓库失火，驻军和群众3000多人赶到现场，经过3个多小时奋力抢救，将大火扑灭。损失化肥67吨，价值2万多元。硝氨燃烧后产生大量毒气，使数百人中毒，住院治疗者384人，中毒死亡4人。酿成特大伤亡事故。10月8日，中共敦煌县委追认救火中牺牲的刘传珍同志为中共党员，还有其他三位解放军战士都为烈士。
10月15日，敦煌粮棉成果在第三十四届广交会农业学大寨馆展出。
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杨家桥公社月牙泉村在月牙泉小泉湾开出几十亩地，旋用两台抽水机抽月牙泉水浇灌，致使泉南崖崩塌，之后继续用一台抽水机抽水浇地一年半之久，促使水位大大下降。
1974年
3月23日，降雪雨达10．9毫米，为敦煌70年罕见，使全县已播种的6万多亩小麦板结，全县及时组织了破板结和补种。
7月，党河水库建成并投入使用。水库坝高46米，坝顶长221米，总库容量1560万立方米，总耗资958．45万元，1970年12月开始修建，历时3年8个月。
1975年
7月17日，刮8-10级西风6小时，使全县未收割的9万多亩夏粮损失600多万斤。
架设10千伏线路210多公里，低压线380多公里，全县80％生产队通了电。
党河水电站建成，年发电量1220万度。
1976年
2月，全县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发表《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
9月，日本知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西园寺雪江来敦煌参观访问。
全县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工业总产值4112．63万元，农业总产值8708万元，粮食总产10346万斤，棉花总产518万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89．34万元，财政收入262．6万元。
1977年
7月，全县开始清查和慎重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共清查出犯有打、砸、抢错误的122人，错误严重的47人，除5人给予处分外，其他全部免于处分。
共清查出“文革”中查抄的各种物资785件、人民币1399元，黄金18537克，白银53933克，金银首饰247件，珍贵药物25种等。上述财物，金、银兑换人民币退给原主，其他原物退还或赔给经济损失。
9月2日，农垦局安南坝石棉矿驻敦煌转运站违章制炸药，引起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死8人，伤97人，毁坏汽车4辆，直接经济损失达265万元。
22日，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司令员韩先楚来敦煌视察参观。
1978年
3月，全县开展所谓“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所谓“资本主义猖狂进攻”的“双打”运动。运动中揭出问题238件，退出赃款29300元，刑事处理10人。
6月，全省外事工作会议确定开放“兰州——敦煌”、“兰州——嘉峪关——敦煌”旅游线路。
7月，成立敦煌宾馆筹建小组。宾馆总投资198万元，8月开工，1980年9月竣工。
9月20日，文化部长黄镇来敦视察工作。在参观南湖公社古阳关脚下的社办林场时题“阳关新田”志念。
9月，我国着名画家关山月来敦煌参观，并在县文化馆绘《倒梅图》志念。
12月，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两种版本之《敦煌彩塑》出版。
10月16日，县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开始了落实人的政策的工作。1981年3月基本结束。共落实“文革”案件819人；文革前的案件1081人。对因株连下乡的213户、718人城市居民全部迁回城镇；对被侵占的回民清真寺予以退还和恢复；被迫下乡的53户回民，222人迁回城镇；对69名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1979年右派全部改正；对485名四类分子中的478人摘掉了帽子；为4760名地、富子女改变了家庭出身。
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撰、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中之《敦煌莫高窟》五卷开始工作，1987年全部出版。
1979年
1月，敦煌被国家定为第一批对外开放旅游城市。
兰州大学历史系成立敦煌学研究小组。
3月21日，中共敦煌县委给160多位“五·一六”审查对象平反，当众销毁材料。
4月21日，新华社社长石少华来敦煌参观。
27日，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来敦煌参观访问。
7月27日，敦煌地区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党河水库副坝漫顶决堤，洪水沿党河古道而下进入县城，淹没县城四分之三，造成巨大损失。全城停工、停产、停课，通往青海、西藏交通中断。4815问房屋倒塌，党河水库发电站被泥沙埋没，冲毁总干渠3686米，党河沿岸6个公社、40个生产队、12个林场不同程度受灾，毁坏粮食作物3716亩、棉花311亩、果园563亩。
当天，南湖公社也因山洪暴发，使3个大队及林场受灾，淹没粮食231亩，棉花5亩，其他经济作物120亩，倒塌房屋430间。
这次水灾，全县城乡经济损失约2487万元，粮食182．8万公斤，死4人。受灾当天，全县即开始救灾工作。国家当年先后三次拨救灾款440．6万元，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