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在着作完成六十七年以后，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终于得以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公开发表。我国出版的《当代苏联文学》一九八八年第四期译载了这部一九二四年即用英语出版了的作品。其实，早在两年前，此书即以作者“萨姆雅丁”的译名，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是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反面乌托邦，大概是指它们描写的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不是理想化的自由幸福的乐园，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相亲相爱的大同世界，不是人类的美梦，而恰恰相反，这种乌托邦的特点是它的反人类性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是被控制被扭曲被扼杀了的人性，是严密的社会组织与先进精巧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并从而形成的对人类的恶性统治。
反极权，是三本书的不谋而合的主题。西方所谓的反极权概念里，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和暗示，包含着哪些合理的忧虑与或有的不着边际的偏见，本文暂不涉及。至于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所可能生发的负面的影响，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也就不会提出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政权和国家的消亡的命题，我们也不必面对和探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了。
重要而有趣的是反面乌托邦的概念本身。我们已经习惯了历史乐观主义，乃至把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简单化——变成简单机械的历史进化主义。即简单地认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叫做“芝麻开花节节高”，把历史看成一个攀登高峰的跋涉，经过的时间愈长，爬得就愈高。因此，畅想未来就是我们用来鼓舞情绪的良方。在渴望现代化、痛感处境落后的今天，我们更是恨不得一个跃进、一个起飞就能摆脱过去进入未来。我们认定，未来是解决了今天困扰我们的一切矛盾的极乐世界，未来意味着肯定的进步和幸福，过去意味着一片黑暗而现在的意义在于通过牺牲和奋斗迎接未来。
而反面乌托邦的思路则提醒我们，未来也可能是坏的，今天的一切未必事事胜过昨天，而明天的一切也未必事事强似今天。技术的日益先进，社会秩序的高度规范，优化原则的普遍贯彻，社会机制的高度效率化，都可能反过来变成人类的对立物，都可能使人变成技术、秩序、效率的控制物与牺牲品。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各有特色而又大同小异地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图景。
《美丽新世界》里，纪元二五三二年的人类是由“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来培育的，这个中心的工作原则即“美丽新世界”的基本原则，是“共有、划一、安定”。“九十六个划一的孪生子，操作九十六架划一的机器”，而且，他们正在创造由“一个卵巢”“生产”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孪生子的新纪录。就是说，由于机器和工作的统一化，为了效率，必然要求人的统一化，因此科学家用人工方法使用一个卵巢的卵子与来自同一精巢的精子交配，产生同一类型的人。这真可怖！作者把这个二五三二年称为“福特纪元”六三二年。所谓福特纪元，是把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创立生产流水线的年代定为新纪元的开始，其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含义是很明白的。
在《一九八四》里，则写到一九八四年生活在一个超级大国里的人民，他们的电视机兼有接收电视广播与监视它的观众两方面的功能。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统一的监视之下。其结果是人人必须戴上假面，隐藏自己，讲假话。作品是一九四八年写的，里面把一九八四当做反面乌托邦成为事实的时间。当然，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了，地球上还没有发生那样可怕的事，但这种戴假面讲假话的气氛的描写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并不令人感到作者在阴郁、悲观、病态以及反苏狂热之外没有严肃的警世思考。
在《我们》里，生活在地球上建立“统一王国”的第一千个年头的人们，被编成了符号和数码。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婚配和做爱，都是按照“王国”的无所不包的时刻表通知单来进行的。在那时，“号码”（即人）们回忆“在博物馆中见到的图景：那是二十世纪祖先们的大街，街上乱糟糟地拥挤着人群、车辆、牲畜、广告、树木、禽鸟和五颜六色，颜色驳杂得使人发昏。听说过去确曾是如此，这是可能的。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看，扎米亚京笔下，我们现在混乱的苦恼重重的二十世纪，倒成了一千年后的号码们的不敢相信其当真存在过的“向后看”的“乌托邦”了。
三部小说的共同倾向包含着对现代化的极端焦虑。工业化、合理化、优选化、标准化、统一化等等，会不会在带来效率、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增长、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对人生、对人性、对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的幸福的某种戕害呢？三位作家以相当夸张乃至乖戾的语调做了肯定的回答。虽然这只是小说家言，而且小说毕竟只是小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文学家天生会有一种想入非非的、脱离实际的、追求绝对个性与自由而非组织、非秩序、非社会的倾向；但这些书的描述、这些回答仍然既严肃又沉重，既刺激人的神经又引人思索。即使从整体上我们不能也不愿接受他们的枭鸟式的预言，我们仍然有必要耐着性子去读一读、想一想，从中得出清醒的、更有远见的结论。
他们对未来的不祥感与噩梦感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他们着重从人文主义的、文化的、性灵的、有时是审美的观点来批判工业文明，批判现代化，批判城市文明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这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民的全面幸福。这种观点相当煞风景，相当令人不快，然而却不能忽视并一笔抹杀。经济的起飞只有和政治结构、文化素质、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涉及人们的各自的灵魂的精神因素的改善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进步。在这里，现代观念或现代意识恰恰不意味着对现代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无条件认同，不意味着对传统、对昨天的无条件决裂——像我们的一些由于对太不现代化的焦虑而产生的对一切现代生活方式及其符号的倾心膜拜者那样。我们的这些膜拜者太像幼稚的少女了，她们急于离开家园，投入自己远未认知的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模式的怀抱。
三部作品中尤使中国读者可能感受新意的是他们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批判。不论在“一九八四”年、“美丽新世界”还是“统一王国”纪元一年，科学技术起的是恶的作用，是摧毁人性和控制人的作用。这真惊心动魄！它们反映了人们特别是西方的人们对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的疏离感、异己感。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作者幻想二十世纪的一千年以后第一艘宇宙飞船升空进入宇宙。在这一方面，当今科学技术达到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作家的幻想。科技愈来愈近乎无所不能了，而对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个人生活、家庭婚姻生活与内心生活，人们仍然是这样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感到无能为力。一边是无所不能，一边是无能为力，这样巨大的倾斜，能不造成小说家的噩梦——反面乌托邦吗？能不造成对科技的异化的警惕感吗？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正面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果真是泾渭分明、火车道上的两股岔吗？一些美善至极的乌托邦，会不会带来或同时包含着负面的契机呢？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清醒的提问吗？
在中国谈这些也许为时尚早。我们正苦于生产力不发达、劳动效率不够高与科学技术不够进步。我们当然要坚持历史的乐观主义和历史主动精神，努力奋斗争取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然而，前车之鉴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乐观主义应该是清醒的乐观主义。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应该是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并注意解决新的问题的现代化。更深刻更全方位地思考一些问题，获得更多的远见和更多的深思熟虑，也许不能说干脆用不着。
1988年12月写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