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过分地自这个角度来观察思忖向秀失图一事，也会绝对化，变成了绝对化的相对主义，于是一切玩世混世欺世堕落便都有了道理。罗氏书中对于西晋王朝建立以后的奢靡、结党营私、“维持刚正的信心的消失”、“归附去就，视私利而定”种种，有许多叙述介绍。于是士人心态的主要趋向既不是儒家的成仁取义，也不是老庄的越名教而自然；而是搞什么“士当身名俱泰”。换成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搞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嗜利如命”“求自全”“纵情以自适”“求名”“求仙求佛”，这些都是中国古典式的感官享乐与自我中心自我推销。魏晋之人的那点“自由”主义在现实的严峻面前一碰，就扭曲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读之可叹。这究竟应该算是一个失落乃至堕落的过程呢，还是一个解构乃至解放解脱的过程呢？是进了一步还是退了一步呢？思之怃然而又粲然。
经过了士无特操的这么一段，随着政局国事的变化，接下来的是东晋士人的潇洒风liu，高情远韵，优雅从容，怡情山水，“摆脱压迫感、紧张感，也摆脱雄心壮志”。他们身上，“找不到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再是带有叛逆挑战色彩的任诞，而是含蓄节制的中国式的贵族与绅士风度。这样，他们反而实现了与朝廷、与官场、与名教观念的和解，获得了相互的认同。谢安不但是名流，而且是建功立业的高官；王羲之不但是高士，而且是望族。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与精神追求，又有优裕而不恣肆的物质享受，他们实现了一种把高雅与世俗，把标榜自我与舒适随和结合起来的新的境界。对于士人来说，这似乎绝佳。但罗氏又指出，这实在“是一种狭小的心地的产物，是偏安政局中的一种自慰”。从经世致用的观点看，这样的名士当然也很成问题。
书中提到的人和事、政和文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罗氏对于陶渊明的分析就很有特点，这里不一一抄引。值得读者回味的是这个发展过程，从愚忠愚谏到疏离政治任情自适，自适亦不可得不可准（如丢了脑袋），然后变成了完全的价值失范，再接着是偏安自适，成仙成佛，真是异彩纷呈，各有千秋，终无成果。这既是很合乎否定之否定、正反合的规律的，也是令人亲切地觉得恍如昨日的。
还有一个问题，几千年来论者对魏晋玄学与名士的抨击不少，甚至把国运之衰即“中华之所以倾弊，四海之所以土崩”归咎于此。这实在说明了那种用一条绳子把一切都绑在一起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所形成的思想的贫乏、符号系统的贫乏的可悲。把玄学与名士风liu当成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当成取士（选拔干部）的标准，当然是荒唐至极，“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言重者先显……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务坠丧”（罗书所引《晋书?陈传》）是当然的。反过来说，所有的士人都在求官求仕，修齐治平，满门忠烈，死谏死战，人人都成了救亡义士，也只能形成政治的膨胀与爆炸，政争的人为的急剧化尖锐化，使国家益发不可收拾。这里需要的是有一点社会分工分流的观点，让玄学与名士风liu作为学术的一个流派，知识分子的选择之一种、人生的可能性的一种的探讨继续下去。那么，它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宗教、哲学、生活方式、心理活动方式的丰富与发展会起相当的积极作用，而决不会成为对朝廷的精神污染或对政事的危害。至少，这可以给从政无望或政见有别的士人以自娱自解的可能，免得大家都怀着必死的壮烈挤到同一间小屋子里。这也有助于那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平衡和成熟。这就好比马牛羊鸡犬豕各有各的功能，如果以单一的御事或者司晨或者剪毛的标准来要求一切家畜，当然是自找麻烦，自树敌人，窒息万物生机，不可思议。
这里我用了“知识分子”一词。古代中国的士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候补官员或候补政治犯，这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如果轻易地以欧洲标准来衡量，可以轻易地判明“中国没有知识分子”，正如断言中国从来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市场，没有科学与学科，没有音乐也没有体育一样。用欧洲的定义来衡量，中国是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些海外新移民便喜欢出这一类的大言以制造黑马效应，比如说中国从来没有诗人而只有政客，或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而只有妓女。但这种断言既无聊又蛮横，在本质上，它与以绝对化的中国标准中国定义去衡量、断言欧洲人都是“无父无君”的红毛鬼、鬼佬一样；或者与以另一种参照系要求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个个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一样。士就是中国式的知识分子。魏晋时期的名士风liu，就是中国古代“士”的个性解放。中国的历史太丰富了，读起罗书来也如行于山*上。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过这样有趣又有货色、有见地的书了，乃草此文。班门弄斧，现趸现卖，捉襟见肘，识者哂之。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从上幼儿园的孙儿口中，得知了现时幼儿们流行的一句俏皮话：
爱跟不跟，板蓝根。
幼儿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多变的，好的时候一块儿玩，发生了龃龉一方便会对另一方说：“我不跟你玩儿了。”另一方答道：“爱跟不跟，板蓝根。”用这种说法抵御了侮辱，捞回了面子。
“爱跟不跟，板蓝根。”从语义上说本来是毫无内容的，但这话仍然反映了幼儿的生活经验，前者是你跟我玩我跟你玩的游戏中的人际关系的经验，跟可以理解为认同、亲近、友谊、结合……不跟可以理解为否定、疏离、抵牾、破裂。后者则反映了幼儿们的患病用药经验。两者被两个同音字“跟”与“根”联系了起来。莫名其义的同音连接产生了一种幽默感，可以用来掩饰窘态，可以自嘲解嘲，可以表达对对方“不跟你玩”的轻蔑态度，可以从无言以对中找出对答的妙语来，乃至可以转败为胜。这也是语言的妙用了。
更前一代人，当我的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最喜欢说的童谣则是：
一个小孩儿写大字，写、写、写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大火，火、火、火车头，头、头、打你一个大锛儿头。
同样是无意义的话语，却比精心编制并教授推广的儿歌童谣更普及。个中道理，值得一思。估计其原因是：语音的连续性，易于上口和背诵。内容靠拢儿童生活，写大字啦、起不来啦、画图画啦什么的。结句“打你一个大锛儿头”有点包袱、笑料。无逻辑、不连贯、玩语言、文字流，故而显得轻松。虽然，从小人们就有为某种形式而喜悦、以某种符号来游戏的天性。并不是说必须先弄懂含义才能接受的。这里也有一个“懂”与“欣赏”“喜欢”的辩证关系问题。
语言是一种符号，但符号本身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会带来语言符号的发展变化，当然，反过来说，哪怕仅仅从形式上制造新的符号或符号的新的排列组合，也能给思想的开拓以启发。
上述两个“小儿科”的例子说明，即使全无内容的符号组合，如果形式上有可取处，也仍能给人以某种启迪。
成人变动符号乃至“玩符号”“玩语言”“玩文字”的方式就更多。其长短精粗优劣难以一概而论。例如：
“有志者事竟成”是一句成语。倒过来说是“事成者皆有志”或“事成者多有志”，推敲一下，未必尽然。反其意说：“有志者事不成”或“无志者事有成”则都有意义。有志而事不成者不亦众乎？一万人想当作家的文学青年中，有几个“事竟成”呢？一万个想找白马王子的少女，有几个找到了呢？可见志与事的关系并非温度与结冰的关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就比“有志者事竟成”更成熟些更全面些了，虽然仍不那么“科学”。至于“无志者事竟成”（这里的竟当竟然讲了）或“无志者事亦成”“无志者事更成”“无志者事独成”，究竟又是怎么搞的呢？讲下去就有些深奥或不平之气了。
再拿“慢工出细活”这样一句俗语，一个表达劳动时间与产品质量的正比关系的命题来说，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排列游戏：
快工出细活（最理想，未必现实）。
快工出粗活（与原命题最接近）。
慢工出粗活（最差，亦有可能）。
再如谚语“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可以说是一个命题。对这句话的诸词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句子：
失败是失败之母。
成功是成功之母。
成功是失败之母。
失败就是失败，无母。
成功就是成功，无母。
这样一组合，成功与失败的关系或许可以探讨得更清楚。失败产生失败、成功产生成功的说法有两种可能的意义：一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次失败可能引起一连串失败，一次成功可以引起一连串成功；对前者不可不警惕，对后者不可自我归功，得意忘形。第二种含义则是表明成功的时候应该乘胜前进，夺取新的成功，失败的时候应该步步为营，防止更大的失败，同时要为更大的失败做好准备。
至于成功是失败之母，则是原命题的一个重要的姊妹命题。据周谷城先生对我讲，解放初期他曾与毛泽东主席讨论过这一命题。毛氏提出失败是成功之母，周先生提出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主席思索后称赞道：“说得对！”这样一个命题对于成功者来说，要求他们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是颇有意义的。
至于成功失败的“无母”（即无根由）说，则反映了对于万事万物的因果链条的存在的怀疑。它表露的可能是一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也可能是对因果关系的多线性、互悖性与复杂性了解后的困惑。本来，成功和失败的估量就存在着弹性，而且世事中诸多成功与诸多失败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不是几条单一的平行线（哪个是哪个之母）所能表述清楚的。
我们都知道党的三大作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这三个命题的含义是十分丰富、十分严肃郑重的。
据说有一篇杂文则对目前尚未完全消除的不正之风、对一些假大旗以营私的人的方术做了句型类似而含义相反的概括，说这些不正派的人搞的是：理论与实惠相结合，表扬与自我表扬，密切联系上级。令人闻之一怔，继而为之喷饭。
理论与实惠相结合，只动了一个字而面目全非，文字的力量，能不察乎！第二句把批评改成表扬，一种庸俗的吹吹拍拍的状态便毕露了，这些人把党的好传统糟蹋成什么样子！而所谓“密切联系上级”，确实是成了某些利欲熏心者的登龙法门！（当然，这样一种讽刺性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提倡上下疏离、互不联系，也不意味着接近领导就不好。）
这三条亦是一种来自生活的概括，虽然这只是一种揭露性的概括。把这三条与党的作风的真正的三条一比较，则真伪善恶美丑自见，令人警醒，催人奋斗，十分鲜明锐利。
这篇杂文的讽刺性说法所以有这种功能，也还在于这三条运用了尽可能与原来的正确的三条相同相似的句式与词、字。这“坏三条”的表述得自原“好三条”的句式与用词的启发，是语言符号的一种调整与组合的效应。
还有些句子可以舍弃其具体的词而取其句型结构。例如相声中脍炙人口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句，这个绕口令的主要可取处是在于玩弄“葡萄”“不吐”“倒吐”“皮”几个词的辅音ｂ、ｐ、ｄ、ｔ，本身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吃葡萄吐或不吐葡萄皮或有其所指内容，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则纯粹是语言的游戏，没有所指的。
以此为模式构建一些句子，反而有了一点意义，如：
当官的不摆官架子，不当官的倒摆官架子。
写作品的不说是作家，不写作品的倒说是作家。
有本事的不吹牛自夸，没有本事的偏吹牛自夸。
读书人不说自己懂得书，不读书的人倒说自己懂得书。等等。
再拿苏东坡的名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来说，我们也可以仿造出一批句子。例如：
天高皇帝远，家败亲友疏。或：天高皇帝远，势败挚友来。
调儿高实绩少，气盛破绽出。
情真词少，言切文佳。
帽大干货小，图穷匕首出。
风急帘漫卷，雨住萤自飞。
当然与原句的佳丽、含蓄而又微妙不能相比，但仍然不无可琢磨处。
总之，语言符号与这种符号的排列组合并非是全然被动的、消极的东西。要丰富与开拓思想，当然首先在于丰富与开拓实践领域，倾听实践的声音，总结实践的经验，同时要不断扩大与加深各种信息的获得与消化。思想比较丰富的人语言才能丰富，思想比较深沉的人语言才会深沉，思路比较灵活的人语言才好灵活。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
反转过来，语言的灵活性、开拓性、想象力也可以促进思想的灵活、开拓，促进想象力的弘扬与经验的消化生发。哪怕语言中纯形式的游戏的东西（如前述儿歌与绕口令），亦不可纯然以外壳与游戏视之，不可以轻对轻、以陋对陋。见“玩语言”者便仅仅嗤之以鼻而心安理得，实未必可取也。
199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