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中，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比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这首诗写于他京师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之后，足以证明他的远大抱负并未因落榜而受挫。“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放激昂气概，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更使人记起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名句，给人一种巨大的向上进取的力量。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萃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也就是说，人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他尤其对少年的锐意进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
他的奋发图强诗写道：
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
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
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
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
这首诗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看到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大作为似乎亦不应感到偶然了。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他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
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意识，使曾国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同时，更加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范围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曾国藩在提倡经世致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于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纲领。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与经济本来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容易出现“详于体而略于用”的倾向，所以他要将“经济”突出出来，使之与“义理”平列，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如果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还是一个“为文”之方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大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个理论纲领。
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也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曾参，东汉的皇甫堤、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过大量古籍，他曾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或失败的教训。有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说太宗攻下耽搁东、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巾，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不应允。后来进攻安巾，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评论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在所有关于战争的古书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中的战争描写，他说：“除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帐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
《史记》描述韩信击败魏豹，是利用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把军队渡过河去。其破龙且，是用囊沙（沙袋）堵住水道，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这样分析，魏豹以大将析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看来，那双方的兵马不下万人，木罂能渡多少人过河，至多不过二三百人，这怎么能取胜呢？沙囊壅水，不可渗漏，除非动用役夫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从事实上考虑，这两件事都不可信。
从个人角度看，人的成功与否，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含此意。
面对日趋腐朽的清王朝，曾国藩痛心疾首。他的欲雪国仇诗曰：
壮岁耽经训，艰难始一隅。
力耕无近获，陟古有通衢。
茅塞由来久，蓬生且持扶。
国优犹未雪，何处著迂儒？
练军伊始，他还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
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决不应该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
在此，积极入世的心态跃然纸上。
带着这种强烈的人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人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准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还是竭力去做。说他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说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则人世间倒未必真的是惟有“隐”者留其名。因此后来曾国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成就一番大业的机率才会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会更大。
■权经三：心动不如行动
——做事能躬身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必大。曾公如是说。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既所谓把胆志提起，把重心放下，走入事情的入端。
○驾权实战：提起胆，放下心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战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订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
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北宁吕蒙正为相，节制嗜欲。朝中有一官员家藏古镜，自称能照二里，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给他，以求升迁。吕蒙正笑看说：“我脸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两里？”吕蒙正的弟弟才不敢再说了。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能不谨慎吗？
在此前提下，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自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已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谓口到之至也。
做事能躬亲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在，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体会到亲自实践的重要。
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作官应当从州县作起，才能够立得住脚。”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躬自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躬自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们所推崇的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驾权实战：割一点肉别喊痛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自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困难时不能停下来，“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享通精进之日。”他透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曾国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脱牙和血吞的时间很长，次数也很多，但在江西为最。
曾国藩以空头侍郎衔领兵，过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于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乡属于一流，所以做事还是顺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赖江西接济饷需。而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骆秉璋同样缺乏才干，但气度方面则远不及骆，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又一如往日，遇事迳行，不免干预省内行政。这样，两人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曾国藩所说：陈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陈甚至不经过曾，迳自指挥调遣罗泽南等军；且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巡抚如此，其下各级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处处与湘军为难，“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曾国藩劝捐，“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除了尽可能迫使陈启迈多供军饷，如奏准动支江西漕折银外，又多方联络本省士绅，如委任刘于浔办江西水师，黄赞汤主持全省捐输。黄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为全省士绅首领，陈启迈对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让。而黄则一心依靠湘军保护家乡安全，也竭力相助湘军。至十月底止，劝捐多至八九十万两，实际支用亦达六十余万两。曾利用这些款赶造船舰，招补水勇，很快就使内河水师成为一支拥众三千多，船舰二百余艘的大舰队。此外，还与江西募平江勇四千余人，其中三千由李元度统带，其余一千多人属江西省军，由前德安知县刘希洛管带。再加上塔齐布、罗泽南两军八千五百人，在江西的湘军就多达一万六千多人。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暗中搜集陈启迈材料，并于六月专折奏参。文俊接任巡抚后，紧张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然矛盾丛生，曾国藩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善。与曾积怨甚多的王鑫也说：“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仍是饷项一节耳。”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景况，问题在只有军权，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抚统辖地方之权去筹饷。正如曾国藩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陷于明知被动，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