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池、茶臼、茶釜、茶杆、茶桶、茶淀、茶盏、茶托、茶瓢、茶匙、茶拂、茶巾、茶床。
从以上两种行茶法中的茶具夹分析，朝鲜半岛的茶具与中国唐朝大同小异，其中，有不少的茶具来源于中国，大约在九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就开始输入中国陶瓷，越窑产品居多，其次为长沙窑瓷器。从时间看，在周边国家中，引进中国陶瓷器具以朝鲜半岛为最早。当然，这同两国间渊源流长的密切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宋元以来，随着茶习的改变、贸易的频繁，使得两国间的联系愈加紧密。高丽共向宋朝派出使臣30余次，宋代使臣也不断回访。商人们更是闻风而动，充当了贸易往来的急先锋，他们充分利用每年七、八月东南季风的良好条件，从明州港（今宁波港）启航北上，把大宗的中国瓷器、茶及丝绢等运往高丽。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区，例如海洲所属龙媒岛、开城附近江原道的春川邑等地，都曾出土过大量的宋代瓷器，品种繁多，产地各异，有河北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瓶、陕西耀州窑的刻花注碗、河南临汝窑印花碗、浙江龙泉窑青釉碗及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等，这足以说明运往高丽的中国陶瓷茶具之丰富程度，范围之大、影响之广也是前所未见的。
元代的海外贸易较宋代更为发达，因而瓷器的输出量更大，朝鲜半岛是其中主要的市场。当时称为“汗八里”的大都（今北京），不仅是元代的都城所在地，同时还是闻名于世的经济中心，外国使团和商队大多集结于此，任务之一就是搜求中国精美的陶瓷茶具，运往本国以满足各层次人士的需要。当时元朝与朝鲜半岛在这方面的贸易往来，我们虽然无法见到，但从近些年来的出土文物来看，其规模与数量，也是空前的。
1976年，在韩国本浦市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从船内打捞出的中国各地青瓷、青白瓷、白瓷、黑褐釉瓷和白地彩绘瓷共计六千余件。在这批珍贵的元代中国外销瓷中大多是享有盛誉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产品，少数为江西吉州永和窑生产；1978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又发现一艘沉船，在这艘沉船中出土了众多的瓷器，其中有部分建窑生产的黑釉盏。据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郑良谟介绍，目前该馆收藏了这艘沉船中出土的建窑黑釉盏50件。从相关图片资料看，这些建盏多为中型敛口盏，也有部分中型敞口盏，一些黑釉盏的褐黄色兔毫斑清晰可见。据中、日、韩三国学者研究，认定这艘商船大约活动于公元1310—1323年间，亦即中国的元代前期。大量的沉船被发现，以及符合当时饮茶风气、特征的茶具出土，证明了高丽茶风随中国而变这一事实。
可以想象得到，众多中国瓷器在朝鲜半岛的登陆，不但满足了高丽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还极大地刺激其民族工业的发展，高丽的陶瓷业在短期内有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飞跃，以至于本土的高丽茶碗不但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还大量出口日本，使得日本茶道中使用的茶盏发生了重大变化，高丽茶碗对中国建盏的冲击尤为明显，炙手可热的“唐物天目”因为太过奢华、昂贵，很快就将大部分日本市场拱手让给了物美价廉的高丽茶碗及日本国内烧造的茶碗。高丽茶具在日本的成功，应该说有众多中国茶具的功劳。
明清两代，中国茶具对朝鲜半岛仍具吸引力，中国与高丽除通过使臣进行贸易外，还在义州、会宁、庆源等地设有定期的贸易市场。中国商人手中的王牌依然是绸缎、瓷器、精美的茶具和皮声等，高丽的人参、纸张等也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以前。可以这么说，东南亚市场，尤其是朝鲜与日本，几乎完全由中国瓷器占据。其中中国茶具的深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西出阳关遇知音
中国对外贸易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经由新疆到波斯，再由波斯到叙利亚，抵达地中海腓尼基及巴基斯坦等诸国商埠的“丝绸之路”；另一途径就是水路，通过国内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几大港口，将货物外运至南亚诸国、日本、朝鲜、西欧及美洲大陆。除日本、朝鲜半岛外，中国陶瓷首先是在唐代经由“丝绸之路”运销到中亚、西亚等地区。
入宋以后，由于造船业发达和指南针的运用，使得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政府在当时的四大商港先后设立了市舶司，指导对外贸易，还派内侍到海外去招徕贡市贸易，使得外贸业十分繁荣，当时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多个，而其中陶瓷交易占了四分之一强。据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在有贸易往来的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中，“番商兴贩用……瓷器……等博易”有十五个，大多是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印度、菲律宾和非洲的坦桑尼亚等七国，就航程来看，最远已到达东非的层拔（今桑给巴尔岛），近年在该岛出土的大量中国宋代瓷器，也证明了《诸蕃志》记载的可信程度。同样，国外的考古资料也证明，在亚洲的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地均发现有中国瓷器出土。
蒙古帝国的铁骑，踏遍了亚洲广袤的土地，使得元朝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东欧、中亚、非洲和亚洲其他各地，都与之有频繁的商务往来。作为出口瓷器的商港，广州、泉州、福州、温州、澉浦和上海，都设立了处理外贸事务的市舶司和提举司，使得元代的海外贸易更加规范有序，发展更为迅速。对元代瓷器的输出情况，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作了详细的记载。这些输出地分别属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勐口拉国、伊朗、土耳其、埃及和非洲其他国家的沿海城市和岛屿。近年来的考古情况也对汪氏的描述作了有力的旁证。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曾出土过大量元代景德镇青白瓷和浙江龙泉系表瓷；
伊朗也出土有元代景德镇青花瓷，阿尔德比勒灵庙中收藏有元景德镇枢府卵白釉和青花瓷，其中有37件属稀世珍品；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托布卡比宫博物馆收藏了精美完整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达120余件；
埃及及福斯塔物遗址中，出土过数百片元代中国青花瓷器残片；
在苏丹境内红海沿岸的卓阿伊扎布港口发现有元代青花缠枝卷草和莲花纹碗碎片；
在东非沿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都发现有中国瓷器。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出土的元中期景德镇青花和釉里红瓷尤其引人注目。
在上述地区发现的中国元代瓷器，主要有“处州瓷器”、“青白花瓷”、“青瓷器”和“青白瓷”等四类，中国瓷器的足迹，已经踏遍了亚洲和非洲大陆的大部分。
明代以后，茶饮的传播更为深远，对外贸易也更为活跃。堪称里程碑的大规模政府外交行为，便是郑和下西洋了。
为了拓展对外关系，加强明朝与亚非各国的联系，明成祖特派三宝太监郑和远航西洋，与那里的国家和人民进行贸易。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庞大的船队经由南海诸岛，跨越亚、非两洲，对占城、真腊、暹罗、锡兰山、溜山、忽鲁漠斯、卜刺哇、竹步、麻林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满载瓷器、茶叶、丝绸、金银等各类商品的船队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随从郑和下西洋的费信、马欢和巩珍分别著有《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蕃国志》，详细描述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及此次贸易盛况。《瀛涯胜览》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星槎胜览》记载用瓷器博易的地方更多，证明中国瓷器对这些地区的人民颇具吸引力。
从郑和下西洋开始，中国瓷器的输出便步入了高峰时期，对中国瓷器（其中当然包括茶具）的大量需求，表明了中国文化及茶具文化强大的辐射功能，瓷器成了联系中国及世界文化交流的纽带。至今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博物馆还保存着那时收集的宋元明瓷器1300余件，伊朗阿尔代华尔寺院也收藏有明代永乐、宣德朝青花瓷器多件。
由于路程遥远和文化差异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中国茶及茶具对欧美地区的渗透迟到十七世纪才得以展开。欧洲人的传统饮料是咖啡，对茶的认识，其实是自葡萄牙人开始的。
葡萄牙是欧洲的传统强国，自十六世纪初，他们开辟了绕过非洲到亚洲的新航路后，殖民势力的触须就伸到了亚洲和中国，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553年，他们以欺骗手段取得了澳门的居留权。其间，他们深入中国内地，对蔚然成风的茶饮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饮茶方法等通过各种途径介绍给欧洲大陆的人民。如传教主克鲁兹在广州盘桓了数月之后，写了篇《广州记述》的文章，他观察到：当中国人“欢迎他们所尊重的宾客时”，总是递给客人“一个干净的盘子，上面站放着一只瓷器杯子……喝着他们称之为一种‘cha（茶）’的热水”，据说这种饮料“颜色微红，颇有医疗价值。”
但茶叶的真正传播还是在几十年以后，1602年，葡萄牙人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以爪哇为转运站，首先把中国的绿茶运进了欧洲，同时，还垄断了把中国瓷器运输到欧洲、南洋的权力。随后，俄国人、英国人也接踵而至，神奇的茶叶和茶具逐渐在欧洲大陆生根开花。1658年，在英国伦敦的一家名叫托马期·加尔韦的咖啡馆登出了广告：“一种医家交口称道的，中国人叫‘茶’，别国又叫‘tay’，别名为‘tea’的优质饮料，今在伦敦皇家交易所近旁的一家咖啡馆出售。”这是英国出售中国茶叶的最早记录。
由于人们对茶的药理功能和不含酒精的饮用优势的认识加强，加上上层社会的不懈推介，英国人对饮茶的兴趣勃发，势头直逼传统饮料咖啡，以至英国东印度公司加快了直接从中国引进茶叶和茶具的步伐。1684年该公司在广州建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英国贸易站，不久，茶叶就占了中国对英出口货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丝绸、瓷器或其他陶瓷产品分占第二位和第三位。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人将茶从药物变成饮料，是始于查理二世对日本茶道的兴趣，葡萄牙人凯瑟琳在嫁给查理二世的同时，也把曰本的茶道带进了宫廷，并随之流行开来，这样，对中国茶的需求，也逐步演绎成了对茶及茶具的偏爱。到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时，用中国制造的小瓷碗喝中国茶，已成为英国贵妇们的风尚，拥有中国制造的成套瓷茶具——水壶、茶壶、茶碗、糖罐、奶壶等，已成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
茶传入美洲大陆，则当“归功”于英国对其殖民地的扩张，茶也成为掠夺那里人民财富的有力手段，以至在1776年，著名的“波土顿倾茶案”成了美国人民争取独立、争取自由斗争的导火索，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入终于如愿以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茶又何尝不是功臣呢？毗邻的加拿大人也深受茶风影响，迅速接受了这股清新风气，至今，他们对茶具也相当讲究。而曾在清光绪年间担任驻古巴总领事的谭乾初先生，则在《古巴杂记·茶会》里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岛国人民举行饶具风味茶会的盛况，兹摘录如下：
“该岛风俗，喜交际，乐宴会。每礼拜辄一为茶会。以延亲友，男女迭为宾主，少长咸集。或日籍以聚会，相择而婚。凡为茶会，约夜间八点钟起，夜半始散，大茶会则通宵达旦。赴会者，男则整齐修洁，高帽黑衣；女则胸背半露，蜂腰长裙。堂上灯色辉煌，铺置整丽。设长筵，陈酒果，随意就筵前饮食。座有洋琴，或弹，或唱，或跳舞，各得其乐。主人或自歌自弹，或演杂剧以娱宾。其跳舞之法，有一偶同跳者，男女互抱，旋舞于室；有四偶合跳者，不搂腰而交相握手，肩摩踵接。如演礼状，乐停舞止，为一出。十一二岁女子，均得同群跳舞，父母不之禁……。至其设会，均以女子为主客，家无女子，辄假比邻戚属庖代，以助兴趣。”
生动有趣的场面，表明茶事已与当地文化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我们再回到欧洲，除英国外，深受中国茶道影响的还有荷兰和俄罗斯。海上强国荷兰继葡萄牙之后，也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中国茶叶，同时，薄如蛋壳的茶壶、茶杯也成为他们的抢手货。大约在1637年前后，有些富商的妻子即开始学中国人“煎茶奉客”。随后，饮茶之风遍及全国，请客饮茶成为家常事，对茶、火、水、器的讲究，表明荷兰人茶饮的升华。俄罗斯人则独创了一种俄式饮茶法。其茶具别具一格，大茶缸是银制或铜制，其中竖放着金属直筒，用木炭生火烧水，筒有四足和小铁格，顶有碟形盖，以承茶壶。水开后泡茶，将茶壶置于直筒碟形盖上再炖片刻，待茶汁渗出，茶汤浓酽时再行饮用。
中国茶具在欧美的风行，使得市场越来越广阔。欧洲、美洲、澳洲等国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不少商人（如俄商）为了满足本国的需要，还专门到中国定烧瓷器。据《景德镇陶录》载称：“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这种定烧的外销瓷器，还有其特殊的烧制方法，据清人刘子芬《竹园陶说》记载：“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子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染制，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这种按照欧洲风格烧造的“广彩”瓷器，尤其受到各国人民的珍爱。
多姿多彩的中国茶具，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住了世界的目光，成为推动茶艺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愿这朵植根手中华大地的奇葩，越开越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