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九年，陆陇其再次被推荐，调京后被授为道监察御史。他任御史后仗义奏评朝廷捐纳举官的弊政，他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上疏言畿辅民情，痛斥“藉捐纳以济国用”，要求减轻赋役，屡屡击中弊端。时与权臣冲突不和，为当权者所忌恨，陆陇其屡遭打击。
康熙三十年，清军征讨噶尔丹，为筹集军费而向捐款人授以官位。陆陇其上疏说：“清廉是可以通过捐款而得到吗？特别要请求实行捐款人如果在三年内无人保举，便让他辞官退职，来澄清升官的途径。”九卿讨论认为：“如果实行让捐款人辞官退职的做法，那么希望得到保举的人奔走竞争将会更厉害。”康熙下诏让大臣们详细讨论。陆陇其又上疏说：“捐款的人贤愚混杂，只有靠保举才能防止其中的弊端。没有功名的平民得到官位，居百姓之上三年，已经很过分了，即使辞官退职在家，也像官宦一样，很荣耀了。如果说到这些人通过钻营求得保举，那么只要总督、巡抚是贤明的，从哪里去奔走竞争呢？即使总督、巡抚不贤明，也不能将所有的人全保举。”这个上疏更是言辞激烈，得罪了许多官宦。户部以捐款者都在观望，将会迟误军需为由，请求夺去陆陇其的官职。皇上以陆陇其不了解情况，免于对他处分。
后世评论陆陇其得程朱理学真髓，将他与陆世仪（1611—1672年）并称“二陆”。陆陇其著作甚丰，流传较广的有《三鱼堂四书大全》、《续困勉录》、《读礼志疑》、《读朱随笔》、《三鱼堂言》、《松阳钞存》、《战国策去毒》、《古文尚书考》、《读书志疑》等。在灵寿县任内总纂《灵寿县志》，其所撰《续祁州志》、《续南皮县志》、《续武县志》、《灵寿志论》、《答傅君惟松修志议》等文，颇有影响。
陆陇其做县官时崇尚实政，居官清亷，强调德化，不重刑威；体察民间疾苦，力求减轻人民负担，因而为百姓所爱戴。嘉定县百姓歌颂陆陇其，阜平县为他修了坟墓。两地百姓一直怀念祭祀他，直至清末也没有停止。清官虽说不是满清的特产，但君民上下共同赞赏清官，却是清朝尤其是清初的一抹亮色。
陆陇其在朝堂上危机四伏，郁郁寡欢，这样的一个清廉的官员一直得不到升迁重用，康熙三十一年，陆陇其在寂寥中去世，又一次为后人演示了一场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悲剧。康熙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员，皇上打算起用陆陇其，侍臣奏报陆陇其已去世。“上曰：‘何不启奏？’对曰：‘七品官在籍身故，无启奏例。’”陆陇其死得默默无闻，死得如秋叶随风飘去，到死都只是一个七品官芝麻官，陆陇其做知县十五年，官虽小名实大。
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从祀孔庙，复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正七品攫升到从二品，对陆陇其的在天之灵予以告慰。
史上最勤政的皇帝
封建皇帝再牛也最好别去得罪那些写史的，否则这些人凭着个人的好恶，心眼一动鼻子一歪，说不定给你戴上多少帽子帮你留下多少骂名。雍正就是一个例子，亘古未有那样勤勉的一个皇上，愣是说成弑父逐母、改诏篡位、杀兄屠弟、诛忠任佞的一个阴险毒辣之人，围绕他的死也弄得迷雾重重、扑朔迷离，让看家摸不着头脑，寻不到庐山真面目。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他夹在中间老黄牛一样耕耘了十三年，史学家居然可以做到无视他的存在，从康熙直接飞渡到乾隆，愣是没他什么事，说起来，令人诧异。
这历史绝对不是这回事。康熙晚年国库中仅有家底700万两银子，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副空架子。经过雍正励精图治，骤增到5000万两，这正是雍正“振数百年之颓风”，整饬吏治的成果。而奠定“康乾盛世”真正经济基础，承上启下、最核心的人物自然是雍正。我们从凝聚着雍正大量心血的谕批中可见全貌。
奏折是清代的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一种机密文书，皇帝亲自朱笔批示后发回呈奏者执行。这是一套严密的行政指令传达制度，始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总共才有137名亲信官员有此资格，所奏内容十分局限，因而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雍正朝，扩大范围，有资格写奏折的官员达1200人以上，所奏之事无所不具。雍正在位期间共处置各种题本192000余件，平均每年达14700件，亲自朱批41600多件奏折，有的批语，竟1000多字，比奏折本身内容还要多。他在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字数达1000多万字。他几乎每天都劳作到深夜，一年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休息，可谓日理万机。他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雍正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编成《雍正朱批谕旨》，装订成线装本足有半米厚，收录奏折7000余件，这是一代帝王勤于政务的真实记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到康熙这些君主，勤勉这方面没有一人能和雍正PK。
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奉到一道谕旨，令他为政勤慎、实心任事。吴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找工匠把谕训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请皇上命令各省一律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雍正对这等刻意奉承之徒批道：“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尝有一句你心里话。”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回批：“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
湖广总督杨宗仁兴办社仓等事上折，雍正朱批：“各省风俗民情不一，如何一样行得来？总在尔等实心任事，相机而行。”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朱批中说：“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臣工不可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可保海疆万载升平。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对主管河南山东河道的总督朱藻这样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
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察觉到奏报不实，遂严厉地批评说：“你不是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这个石文焯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施。雍正四年甘肃大旱，一场小雨后，石文焯赶紧奏报已是丰收在望。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说风调雨顺是仰赖皇上洪福。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刘应鼎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见识短浅。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十分恼怒：“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福建巡抚黄国材在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写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朝庭在全国各州县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他建议在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他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说了“不。”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
尽管雍正器重田文镜，但因其奏折频繁而责他：“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雍正给宁夏道员鄂昌的朱批中明确批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希望朝廷准许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答复：“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曾经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陛见，雍正简直要急了说：“所奏实属无知，‘朕指示汝莫务虚名，莫务小惠’，‘实力实心，勇往办事’，此类谕旨已是多次，你不实力遵行，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如此来往万余里，旷职奔走道途，实不解汝是何意。”
对没有确切把握的事情，雍正常常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两广总督孔毓珣就田地使用问题具呈奏折向皇上请旨，雍正在折子上写到：“朕不洞知地方情形，难以悬谕。”岳钟琪统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
雍正的朱批也不都是这样盛气凌人的口吻，有许多奏折他体谅宽宥令人感动。青海平定之后，雍正给年羹尧的折子批复说：“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台湾总兵蓝延珍因自己名字犯讳上奏改讳，雍正朱批，“不必。你的名字朕甚喜欢。”年羹尧倒台后，孔毓因为年羹尧办过事怕受牵连而上折请罪。雍正批复：“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年的罪过是皆朕识人不明，错误地宠变了坏人。联自责还来不及呢，有何颜面连累无辜呢？”
雍正还常常在臣工请安的折子上批复一句：“朕安。卿好吗？”
“朕躬甚安好，你好吗？”有的批复让你都不敢相信这是九五至尊皇上说的。“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大笑话。”“该！该！该！该！”“传口谕给他，朕笑的了不得，真武夫也。”“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也有发牢骚的，“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朕之苦衷何待言喻。”雍正在古代帝王中虽不能说是圣君，但他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表现地更为淋漓尽致。
“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做到了前无古人。”读雍正谕批，读出了一个真正的雍正，了解了一个真正的雍正。
清史学者孟森赞誉：“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又说“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样说太绝对，也无法令人信服，却是对雍正治国一种由衷的评价。
看雍正谕批的折子，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雍正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的思想。雍正深谙“上行下效”这句古话，他的一生一直以身作则振作朝纲，呕心沥血继往开来。这不仅在清朝十二帝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古代二百多位皇帝里也是首当其冲。
雍正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他这种安邦治国务实求真的精神，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康乾盛世”虽无“雍”字，但绝不能无视雍正实实在在存在的独特作用，非常贡献，雍正才实为盛世的缔造者。由是可以说，“康乾盛世”绝对要说成“康雍乾盛世”才公正。
与乾隆争风雅而丢命的糊涂虫
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效仿皇帝，与皇帝争风雅，比摸老虎的屁股还危险。乾隆年间就有这样一位，拿人家乾隆占了的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结果把自己的小命玩完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返回京城时驻跸保定。早已退休解职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得到了这一消息，虚荣心作祟，想参加接驾盛典。可接驾的名单中没有他的份。这个尹嘉诠绞尽脑汁想要参加，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道学家尹会一，自以为找到最高妙的理由，于是便草拟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号；二是从祀。他自以为是一箭双雕，要是得到皇帝恩准，不但自己捞得一个孝子名声，还能风光一把。写好这两份奏折之后，他让自己的儿子将折子向上呈送，在家里美美的做开了他的清秋大梦。
乾隆皇帝看到了尹先生这两份完全是从自己私利出发的折子，立时十分恼怒，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乾隆圣喻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警告这位尹先生叫他老老实实“安分家居”着，他为自己老父请求谥号“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再妄想就是“罪不可逭矣”。一般人到此，恐怕早已经出一身冷汗，庆幸老虎没有张开血盆大口咬下来，那样定已身首异处了，要做的事情就是连连祷告“阿弥陀佛”，赶紧夹着尾巴一边躲着去吧。
可是这位尹先生也不知着了什么魔，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以“古稀老人”自称，又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芝麻没得到竟然要西瓜了。乾隆帝看到这样的折子，估计脸色都得气绿了，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圣喻下了，这就好办了。承办官员各尽所能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其中最不可饶恕的罪名是“古稀罪”。因为，天子乾隆早就昭示天下，他是“古稀老人”。天子占了的称号，那是庶民百姓不能摸边的，普天下无论人名、地名哪有不避讳的。这位尹先生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敢自称“古稀老人”，争夺天子的风雅，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