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格与多尔衮的皇权之争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开创清朝国号的皇太极在清宁宫中猝然病死，由于他不曾指定继承人，因而引发了极为动荡的皇权之争。诸王、贝勒都想拥立自己一方代表人成为新主子，大清国的朝堂上由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个是以肃亲王豪格为首的皇子派，有两黄旗、正蓝旗为后盾，索尼、图赖是这一派的支柱，他们表态誓死要拥立先王之子继承皇位。另一派则是睿亲王多尔衮自己想要当皇上，两白旗及其他旗的部分力量是他的主要势力，多尔衮的胞弟多铎、阿济格则是这一派的主要拥趸者。
皇太极的遗体下葬后，两黄旗主要实力派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鳌拜等人聚集在豪哥家里商议推举豪格继位之事，豪格异常欣喜地和这些大臣商议了有关事宜。当时朝堂上裁决政务的是阿济格、多尔衮、豪格和济尔哈朗四巨头，阿济格和多尔衮是一个战壕，豪格一定要拉拢住另一个巨头郑亲王济尔哈朗。豪格派心腹之人对这位亲王说，“两黄旗已经决定立肃亲王豪格为君，尚须尔议。”说这几句话是豪格向济尔哈朗传递一个信息，他当皇帝已基本上敲定了。济尔哈朗顺水推舟让来使转告豪格，“我意亦如此。”他给豪格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这时的多尔衮也在抓紧时间笼络支持者。索尼作为清太祖、清太宗两位帝王的心腹大臣，身居要职，影响力很大，多尔衮不敢忽视两黄旗的态度，多尔衮找到索尼，想探探他的态度。对多尔衮的到来的目的，索尼十分清楚，他坚决维护先皇血脉的立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在索尼的心中豪格是继承帝位的不二人选。索尼的这句话给梦想穿上龙袍的多尔衮泼了一大盆凉水。
爱新觉罗·豪格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母为皇太极继妃乌喇纳喇氏。皇太极死时豪格三十四岁，比他的政治对手叔父多尔衮还大三岁。早在努尔哈赤时代他就跟着祖父南征北战，又跟着父皇皇太极浴血奋战，都曾干出一番业绩。后金时于锦州等地击败明军，杀明将金国凤，后俘洪承畴，并与济尔哈朗攻克塔山。豪格英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因其功勋卓著而不断进封，他是大清朝开国的主要功臣之一。皇太极称帝时，晋封豪格为肃亲王，当时他仅二十七岁。豪格又素与睿亲王多尔衮一向不合，当时豪格亲掌正蓝旗，而且又有皇太极留下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以及众多大臣们的支持，略优于有正白、镶白两旗以及多铎支持的多尔衮。
皇太极死后的第六日的朝会，两黄旗大臣集体盟誓坚决拥立先皇之子继承帝位，他们调来两黄旗精锐之师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开往崇政殿，警戒在宫殿四周，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多尔衮走进朝堂，立时感觉到这里的森冷杀机。多尔衮有些懊悔，他没预料到两黄旗会调来部队，他有些大意了，这里已经被两黄旗控制。是勇闯虎穴还是避其锋芒？选择后者，多尔衮就没有了任何机会，只能听命于人家的安排，自己登大位的梦想就将彻底粉碎。多尔衮还有同胞兄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的拥立，他绝对不会就这样认输，无论如何也要搏命一击，勇闯对方虎穴这才是多尔衮的性格，他绝不会看不到最后的结局，就中途退出。
在朝堂上，廷议一开始，两黄旗的索尼、鳌拜就抢先发言，要求立一位皇子为帝，气势咄咄逼人。多尔衮毕竟是多尔衮，处变不惊。他看到对方是这两个人物先站出来，立即抓到对方软肋进行还击，他说：“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定出规矩，只有八和硕贝勒才有资格共议国政。索尼等人没有这个资格。”多尔衮搬出圣祖训要求不够资格的其他大臣必须退场。索尼、鳌拜等人只好闷闷地退出朝堂。
形势立即被多尔衮扭转。阿济格、多铎立即挺身站出，提出要请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虽然两黄旗的一些大臣退出朝堂，但门外的巴牙喇兵张弓持剑依然在虎视眈眈，豪格等人也正在蓄势恐有爆发；多尔衮如果主动表态接受阿济格等人的提议，无疑是将矛头引到自己的身上。考虑到这些，多尔衮没有轻易表态。多铎见多尔衮迟迟不说话，以为他胆怯了。他大声对多尔衮说道：“如果你不同意称帝，那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列入太祖遗诏的。”
而此时的多尔衮正在想着如何击倒他的最大对手豪格。多铎的叫嚣又给了多尔衮一个机会，他立即抓住这瞬间的机会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太祖遗诏中提到的，不单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多尔衮根本不想让多铎当皇帝，他在否定多铎的时候把豪格也卷了进去。多尔衮这句话一石二鸟，一下将豪格和多铎捆绑到一起，将两个人当皇帝的想法全部堵死。多铎见多尔衮不同意他当皇帝，转而又提出请礼亲王代善当皇帝。代善怕引火烧身，不敢跳这个火坑，表示自己难以胜任。豪格紧紧盯着济尔哈朗，一心等着这位许诺支持他的郑亲王表态，但老奸巨猾的济尔哈朗，迟迟不予表态。
在这个万分关键的时刻，豪格未能果断利用他是皇子又有朝堂外全副武装嫡系部队的威慑，进行强硬的争夺，却是十分冲动地做出一个令他后悔终生的决策，他站起来说：“我福小德薄，哪能当此大任？”说罢，起身离去。豪格看到自己未占上风，没有人站出来坚持请自己当皇上，他想以自己的离开激发两黄旗势力动武，以武力迫使多尔衮兄弟就范。果然，两黄旗势力一见豪格发怒，纷纷扬言：“我们这些人都是蒙荫先皇恩泽才有今天的，若不立先皇之子继位，我们情愿追随先皇而去。”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火拼即将发生。礼亲王代善脚底抹油溜了，英亲王阿济格也不再掺合下去，转身也走了。多铎眼睛冒火，多尔衮在急速地思索对策。多尔衮考虑他若强行登基就有可能招致八旗分裂，并最终危及清朝国基，他必须要控制住局势。多尔衮说：“两黄旗大臣说的有理，既然肃亲王不愿继承帝位，那就立先帝九子福临吧。福临年纪还小，最好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人共同辅政，待幼主成年，我们即让他亲政。”多尔衮这席话使双方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两黄旗看到多尔衮不再坚持他要做皇帝，虽然没能推举豪格当上皇帝，但福临也是先帝的儿子，就觉得己方赢得了胜利，不再提出什么异议。
纵观这场皇权之争，最大的失败者是豪格，他在最紧要的关头主动退场，虽然是假装的，但实际上却是主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主宰，由刀俎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这绝对是他最大的失败。豪格在政治方面的冲动和弱智使他不仅输掉了可能到手的皇位，还输掉了他的未来包括性命。
多尔衮一直认为豪格是他的最大威胁，豪格有机会一定会和他重新较量。入关后，多尔衮让豪格带兵去与张献忠作战，想利用张替他除掉豪格，但豪格在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了张献忠。尽管豪格立下颇多战功，但他一直没能避开多尔衮的打压。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豪格班师回京后一个月，贝子吞齐等人告发济尔哈朗，其中有两条罪名事关豪格：一是当太宗驾崩时，“谋立肃王为君”，“擅谋大事”；二是袒护受到罢爵处分的豪格，并让豪格的福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福晋前面行走。由此得出济尔哈朗“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的结论。济尔哈朗被定以死罪。两天后，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的问题。多尔衮一派以豪格犯有庇护部将、冒领军功和欲提拔罪人兄弟等轻微罪名，构陷定其死罪，将豪格下狱。诸王大臣反复上奏，终以免死，处以囚禁，削爵，没收所属人员。当年三月豪格在极度悲愤悒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九岁。多尔衮终于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豪格死后，多尔衮就将他早已垂涎的豪格福晋也就是他的侄媳妇博尔济锦氏逼纳为妃，在历史上留下极为人所不齿的一笔。
豪格一案的主犯济尔哈朗后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俸五千两，丢了辅政的资格，这对他来说是早晚的事，保全了性命是最要紧的；豪格却不明不白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这显然是多尔衮集团精心策划的结果，多尔衮是不能允许豪格作为政治势力和政治对手长期存在下去的。多尔衮对两黄旗那些曾经阻挠他当皇上的人也都没有放过，索尼被他找个罪名革职永不叙用；图赖虽然在远征作战时死去，“父罪子还”，他的子侄被全部革退；鳌拜、遏必隆等统统遭到革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正是多尔衮的政治手段铁腕狠毒之处。
多尔衮放弃了皇帝的名分而牢牢地掌握了皇帝的权利，成了“皇父摄政王”，让年幼的顺治皇帝做了傀儡；他更是凌驾于济尔哈朗之上，成为大清国事实上的大独裁者。在这场寒光四射的最高权利角逐中，多尔衮展示了他十分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和十分娴熟的政治手段。
男人梳辫子引发的血案
汉人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满人则是前颅头发剃光，把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本来是各有习俗各行其事，大清朝代来了，一切变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皇权进入北京后，马上宣布京城内外军民人等尽行剃发以示归顺，是为“剃发令”。但京城百姓强烈反对，汉满矛盾激化，不久，“剃发令”被迫停止。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进军南京后，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汉臣孙之獬为讨好满清，自行剃发并着满装，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再次颁发了《剃发诏书》。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满族皇权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在关外施行了“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地域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作为臣服的标志。因为一旦剃了发，人生就有了污点，就表示臣服新皇权的统治。站在满清的立场上看，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百姓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思想意识、民族精神，这个方法确实简单而高明。历史进程表明，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达到了预期效果。说句客观的话，虽然可以说孙之獬是“剃发令”的始作俑者，但即使没有他这个人出现，这个“令”还是会实行的。只不过是孙某人以一己肩膀扛起了这个罪状，让人唾骂了三百年。
“剃发令”使孙之獬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孙之獬字龙拂，山东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明末清初官场上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明崇祯惩办魏忠贤阉党时，他抱着《三朝要典》哭告太庙，从此列名逆党被废黜不用。李自成占据北京后，他归顺了李自成。清兵入京后，他立即投靠新主，使出浑身解数极尽拍马之能事，清世祖为收揽人心，擢升其为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研堂见闻杂记》云，“三朝元老”的他为求个人荣华“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满清进京初期，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侍，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这个孙之獬求宠心切，一心“标异而示亲”，自行按照满人样式剃了发，并改穿满服。他以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入到满官行列，但满官自恃高汉人一等不予接纳；汉官因他从头到脚皆是满官装束，也不再让他入班。恼羞成怒之下，他向清世祖上了一道奏章，奏请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他这马屁，正中多尔衮痒处，多尔衮大喜，“这可是你们汉人自己提出来的。”顺手推舟准孙之獬所奏，下达了剃发令。
孙的“汉奸”行为使天下汉人恨不得生吞了他。顺治三年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当时孙正好回家省亲。农民军攻入他的老家淄川活捉了他，把他五花大绑示众街市，历数其献媚求宠、倡请剃发、残害同胞的累累罪行，将他五毒备下，头皮上戮满细洞，用猪毛给他“植发”，“我为汝种发！”等辱骂之声不绝于耳。最后人们用大针把他的嘴密缝起来，将其肢解碎割，暴尸于通衢大街。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皆备极淫惨以毙”，死亡十分凄惨。
剃发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变成“猪尾巴”小辫，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甚至可以说是对人尊严的一种“阉割”，严重伤害了汉人的尊严和感情，激起了广大汉族人的反抗，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就是因此而起的。
清朝顺治二年清军攻占扬州，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城破后史可法英勇就义。清军在扬州城内对平民屠杀“十日不封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有记载。
同年，在江南重镇嘉定，“剃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军攻入城后进行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清军又两次再举屠刀砍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
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仅有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
南明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左懋第正羁居在北京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亲自问他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头可断，发不可断！”遂遭杀害。
明大学士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是明降将孔有德，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身体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后还能猛跳三下。
纵观大清历史进程，满族人以区区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九十多年，是因为满族统治者一直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为君为国，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中俄雅布萨之战，到后来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实行满汉通婚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可以说做了许多令人赞叹的事情。但这个“剃发令”却为自己埋下覆灭的火种。
清朝年间的叛乱、造反者，起兵时大都假以深得民心的“复我大汉衣冠”为号令。辛亥之初以剪辫子为革命标记，革命简单成为“革了辫子就成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最明显的标志也是剪辫子。三百年前沾满鲜血的号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像川剧中的变脸，变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又登上历史的舞台。这历史就是这样逗你玩，三百年前你不梳辫子要砍头，三百年后你留辫子则掉脑袋。
《桃花扇》写就了孔尚任的悲情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