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三百年的八旗
看清朝历史上，总觉得八旗战旗迎风猎猎作响，八旗将士铁流纵横，自是充满着一种豪情、一种英勇；总觉得上下五千年，没有哪个王朝哪个帝王能超过努尔哈赤这方面的风采，愣是把那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战场整得跟一个舞台似的，光看八旗的称呼就叫人眼前一亮。
八旗制度（也称八固山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战争中，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牛录基础上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分别代表满人依赖的天、地、日、水。后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亦作厢），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在一起共八旗。八旗制度是满族入关前的一项政治制度，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
满清入关后，生产的职能日趋淡化，军事和行政职能渐为突出。单从军事组织角度而言，八旗可以理解成“八只军队”，一旗即一固山，一固山为五甲喇，一甲喇为五牛录，一牛录为300人。每300人设一佐领，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都统即旗主，领7500人。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
牛录，满语，大箭，又称厄真，首领的意思。满族的先祖以射猎为业，由有名望的人当氏族或村寨的首领，以血缘为组织进行集体狩猎，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承，兄亡弟代。在重大战役时每牛录300丁（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实际上，八旗人数时有增减，但变化不是很大。
八旗旗上绣有龙的图案，故此也称大龙旗，清朝的国旗黄龙旗就是由此而来。
努尔哈赤在世时八旗掌旗贝勒如下：
镶黄（20牛录）、正黄（45牛录）：努尔哈赤。
正白旗（25牛录）：皇太极。
镶白旗（15牛录）：褚英之子杜度。
正红旗（25牛录）：代善。
镶红旗（26牛录）：代善长子岳托。
正蓝旗（21牛录）：莽古尔泰。
镶蓝旗（33牛录）：阿敏。
清太宗皇太极时，满洲八旗外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主体是骑兵；汉军八旗也叫乌真超哈（重装部队）主要是炮兵。八旗每一旗下都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共合二十四旗。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再改动。清太宗天聪三年（1629年），记载蒙古二旗为左右二营，后改称左翼兵和右翼兵。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
清世祖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由皇帝直接掌控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历代未有变化。镶黄旗为主旗，是最高级别。上三旗为尊，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八旗兵制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八旗兵制初创时，是兵民合一。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入关后，十万八旗兵，变成纯粹的军事组织，成为“职业军人”。从清朝中期始，八旗兵开始过上奢华安逸游手好闲的生活，日益腐朽，失去勇武之风，八旗子弟也就成了养尊处优、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八旗制度是清王朝统治天下极为重要的军事支柱，它为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为保卫边疆抵御外来侵略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满族王朝保驾护航，更是起到中流砥柱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八旗制度是清王朝的产物，自然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清王朝的八旗从建立，到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在历史的天地间英姿飒爽飘扬了三百多个春秋，终随着历史的嬗变，走过了和清王朝一样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
被满人耽误了的红衣大炮
很是佩服那些先人们，黑不溜秋的大铁桶子，系上一条红绸子，就可以称谓“穿上红衣了”，这个铁桶子是大炮，自然就叫“红衣大炮”了，佩服之至。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13万八旗军主力，渡辽河，攻打孤城宁远。明廷派袁崇焕驻守该城，袁崇焕用“红夷大炮”重创八旗军，“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大明的红夷大炮让旗兵损失惨重，努尔哈赤也因之受伤，被迫撤军，因伤重于当年八月死去。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挫折。宁远战役后，明熹宗特封红夷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红夷大炮就是这样让满人认识的。
红夷大炮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红夷”当时是指洋人的红头发。明朝将所有从西洋进口的前装滑膛炮都称为红夷大炮，明朝官员往往在这些大炮上盖以红布，因此也称为红衣大炮。清廷忌讳“夷”字，称红衣大炮。
明天启七年（1627年），继承皇位的皇太极为父报仇，再次进攻宁远，结果又被袁崇焕用大炮击退。连遭挫败之后，皇太极认识到了西洋大炮的威力，他广罗造炮人才，利用归顺的汉族工匠，创造了“失蜡法”，铸炮工艺领先于明朝，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造出了第一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第一批共造出40门“红衣大炮”，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当年八月，皇太极带着这支炮队，一举攻克了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凌河城（今辽宁省凌海市）。自此，八旗军“每有征战，必载炮而行。”
满洲语称汉军八旗为“乌真超哈”（意为重火器兵，就是炮兵部队），这些红衣大炮由汉军八旗操纵。（八旗是满清政权的军事制度，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构成。）满清一位统军说：“火器攻城，非炮不克”。红衣大炮是满清攻占天下的重要军事因素。
明清松锦之战，清军以红衣大炮连破明军据守的塔山、杏山二城，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松锦战后，明军关外主力被歼，火炮尽落清军之手，清军拥有近百门红衣炮，为进关作战奠定了基础。满清军队用号称“威武大将军”的红衣大炮，给在风雨中飘摇的南明政权以致命打击，明朝江山被这些“将军”轰得摇摇欲坠。
清军入关后，以红衣大炮破潼关，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随即把炮口瞄向偏安一隅的南明。扬州之战，攻守双方都动用了火炮。南明的史可法以巨型火炮守城，轰杀攻城清军千余人。清军以红衣大炮还击，扬州城墙崩陷失守，史可法阵亡，南明福王政权亦随之覆灭。清军又先后在扬州、嘉定、江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屠城，而红衣大炮自是最大的“帮凶”。
明亡后，明朝的火器大多被满清接收。而满人的民族狭隘性和那种自诩优等民族的思想，让他们依然奉行“骑射乃满州根本”的祖训，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
满清虽然接手了明代留下的大量火器和部分工人，但没有继承多少明朝的火器技术。这只能说明一点，明代火炮设计、开花炮弹制法及先进火炮制造工艺等都已失传。原因除了大量工匠被杀，还有几乎所有明代研究火器技术的书籍在文字狱中都被焚毁。虽然清朝进行了大量仿制，盛极一时，但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几乎没有再进行过更先进的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曾经辉煌过的中国古代火器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刻也同时停下了前进的脚步。火炮的制造工艺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
红衣大炮虽然在满清后来的战争中损坏了一些，但鸦片战争中清军使用的相当大一部分仍是崇祯年的制品，这些“老爷炮”居然是当时清军性能最好的那部分大炮。
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时，由于还有明朝的老工匠和一些西方传教士，还能造一些性能不错的大炮，但已没有明朝乃至西方强国那种火器理论、技术等全面发展的景象。满清的火器发展进程严重滞缓，可以说，火炮在中国的发展被清王朝给耽误了。
清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任用德国人南怀仁设计多种大炮，有三种型号分别是：轻型大炮“神威将军”型，中型大炮“神功将军”型，重型大炮“武成永固大将军”型。载入清朝官书《钦定大清会典》。
嘉庆年间清政府曾仿制一批明朝末年造的神机炮来装备八旗炮队。可是，所造的大炮射程竟不足原炮一半。鸦片战争前，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而明代一千多斤的红夷炮，射程都比其要远得多。
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司令濮鼎查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清两万正规军。清兵被英国军队开花炮弹炸得晕头转向，对方炮声一响，统军们如惊弓之鸟，士兵们跟着乱钻。而在当时北京八旗炮库内还有大量被蛛网密布的明代造开花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射程也赶不上明末的那些红夷大炮。祖上对“红衣将军”的崇敬之情，都被他们的儿孙扔到爪洼国去了。
在厦门之战中，那些英勇的清军战士打出去的炮弹，命中率只有二百分之一。定海之战，葛云飞指挥清军“开炮数日”，仅一发命中。而这些大炮有时炮口会无端被堵塞，弹药也竟然会变成泥沙。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深刻揭示出清廷官员的腐败程度，连看家的家当都敢做假。
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各种大炮总数超过两千座，如果一齐准确地轰隆起来，完全可以立时把入侵的英军化为粉齑。
道光年间曾任浙江巡抚的福建人梁章钜，有一篇《炮说》文章记载，梁章钜在上海，亲自检阅过临海阵地的大炮，新炮旧炮，大炮小炮，不下两百座。然而洋鬼子一到，一下子竟像变成了蜡造炮，又哑又软，硝烟过后，检点残骸，人人心寒。
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乾隆的火炮保持完好，随时可以发射。只不过它的功用不是来保家卫国，而是用来摆设的“花瓶”。
满洲八旗建立的大清帝国兴衰固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原因，但如果将“红衣大炮”作为清朝兴亡的一条线索，可以这样讲：满洲八旗初期，勇于进取，接受新事物，注入雄起强力；清朝建立早期锐意创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了国家进一步强盛；中期固步自封，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是好，扼杀了探索精神自行衰落；晚期抱守残缺，就指着这一棵歪脖子树，连最后的挣扎也不做了。
红衣大炮伴随着满洲帝国，在历史舞台上共同上演了“同兴、同盛、同衰、同亡”的历史过程。
康熙与《皇舆全览图》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之一，他曾亲自主持官修了王朝的国家地图——《皇舆全览图》。
《皇舆全览图》又名《清代内府舆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五十六年（1717年）测绘，五十八年（1719年）全图告成。康熙亲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在当时，该图是“大清最精最全之地图”，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最精最全之图”。是中国第一次经过大规模实测、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全国地图。其范围之广，内容之精详，超过了以往任何中国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中指出，该图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遣西洋传教士分赴各省测地绘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颁《皇舆全览图》。”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国家统一；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边界条约》，中俄稳定；三十六年（1697年）平定噶尔丹，安定西北。自此后，康熙大帝采取了整顿行政，掌握国家机制的各项政策，国内呈现政通人和，平稳发展的大好局面。四十四年（1705年），全国基本统一，政局日益稳定。康熙决定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中国全图。于是派西洋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10余人，和本朝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组成测量队伍，开始了大规模全国范围的实地测量。
其实，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就下令地方各官“绘图送兵部，备披览征战之用”。并学习天文、历算及几何知识，掌握了利用纬度精确测绘的技术；购置仪器，借巡行、出兵之机实地测量，为绘制新地图积累素材。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都进行测量，明确部队与京师的距离及其所在方位，做了绘图前的准备工作。
康熙之所以派传教士担此重任，是因为在中俄尼布楚交涉时，法国传教士进奉了一幅《亚洲地图》，其测绘之精、标识之详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传教士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经纬测图法、三角测量、梯形投影等测绘技术，他们还拥有大量的精密仪器。
测量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差各一度的网格图法，梯形投影。全国共测定经纬点630处，绘制了包括满、藏、疆以及内地各省在内分幅。详细地标示了地形、水系、居民地间相对标点及其汉字名称，开中国近代地图的先河，奠定了中国近代地图的科学基础。图成后铸以铜版印刷成册。合之则为一图，分之则为三十二图，纵横约数丈，比例尺为1比14万，具有较高的精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内府舆图又增加新疆部分。内府舆图自铸成铜版后，仅印刷一次，藏于内府，没有在世间流传。
当时欧洲尚未有如此大规模的测量活动。在这份地图的绘制过程中，雷孝思、杜德美发现了地球经线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在实践中证实了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为世界地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也成为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木刻版《皇舆全览图》，有总图1幅，分省图和地区图28幅，西藏及蒙古以西地方多空白。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印行铜版图，以纬差8度为1排，共分8排，41幅。这种以经纬度分幅的方法在中国是第一次使用。在文字记注上则是内地各省用汉字，东北和蒙藏地区用满文。故后人又题名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流传较广。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刊印一次木刻版。木刻版所包含的地域范围与康熙五十八年的铜版图相似。总图已详绘有西藏和蒙古及以西地方，分省图和地区图增至32幅，其范围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白喀尔鄂博（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衣里必拉（伊犁河），西南至拉打克河屯（列城）以西。在西藏边境还标注出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