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凌叔华在“八宝箱”事件中的矛盾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赴京参加林徽因的演讲，搭乘邮机飞至济南上空时，由于天气恶劣导致飞机触山，失事身亡。这对徐志摩而言，是生命的突然逝去，但对林徽因与凌叔华而言，则是“八宝箱”事件的开始。
1925年，徐志摩因与陆小曼的恋情闹得沸沸扬扬，心力交瘁，遂决定于3月去欧洲寻访泰戈尔，同时以避风头，求得冷静。出访之前，徐志摩将日记与文稿存放于一个小提箱中，交给被他视为同志的女性朋友凌叔华保管，并曾戏言：“你得给我写一传，若是不能回来的话，这箱里倒有你所需的证件。”据传箱中所存日记、文稿与他的情感生活以及当时的文坛牵涉很深，故这个小提箱被学界称为“八宝箱”（或称为“文字因缘箱”、“百宝箱”）。
1925年7月，徐志摩欧游归来。归来后他与陆小曼的情事出乎意料地顺利，两人并于1926年10月在北平结婚，自然也就没顾得上取回箱子，加之箱中所存“情事”不便于新妇观瞻，所以把箱子存在凌叔华处，也不失为徐志摩明智的选择。1928年秋，凌叔华随新婚夫婿陈西滢去了武汉大学，那么这段时间“八宝箱”下落如何呢？“八宝箱”事件发生后，凌叔华在1931年12月给胡适的信中对此做了交代：“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由此可知，当时“八宝箱”已经通过“之琳”之手回到了徐志摩处。这个“之琳”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坛名人卞之琳。卞之琳直到晚年才看到这信，知晓此事，他明确否认“八宝箱”曾经他的手。考虑到当时卞之琳尚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无缘结识凌叔华与徐志摩，故此言应当不虚。经学者考证，“之琳”乃“丽琳”之误，此人即曾与金岳霖同居的外籍女友Lilian Tailor。凌叔华离开北平时，她的母亲依旧留守旧居，金岳霖和丽琳当时正借居在凌家，凌叔华托丽琳转交“八宝箱”，也合乎情理。据林徽因所言，徐志摩曾从凌叔华母亲处取回过“八宝箱”一次，发现箱子上的锁不翼而飞，徐志摩将此事告诉林、梁夫妇时，丽琳也在场。还是根据凌叔华在1931年12月给胡适的信中所言，徐志摩失事前几个月，沈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由此推测，沈从文阅后，“八宝箱”又到了凌叔华手中。
徐志摩死后不久，与徐志摩关系紧密的林徽因、陆小曼出于个人原因，都想得到这个“八宝箱”，而胡适、孙大雨、叶公超等人出于整理出版的需要也想得到“八宝箱”。但这时想再从凌叔华那拿到“八宝箱”，可就要大费周折了，于是就引发了“八宝箱”风波。当时，陆小曼身在上海，又不谙文坛世故，自然缺乏得到宝箱的能力。而林徽因则通过致信胡适，提起徐志摩“康桥日记”之事，并言及徐志摩曾有意将那个时期的日记给她收藏，赢得了胡适的支持。因此“八宝箱”风波中矛盾的焦点也就集中在林徽因与凌叔华二人身上了。
起初，胡适以征集徐志摩资料之名，向凌叔华讨要了“八宝箱”。后来，胡适把整个箱子都给了林徽因，让她帮着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时间是1931年11月28日晨。林徽因读到徐志摩日记后，感觉凌叔华扣下了其中一部分。三四日后，林徽因从张奚若处得知，凌叔华那里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且曾给叶公超看过，即有索要一阅之念。12月6日，北平公祭徐志摩，林徽因和凌叔华在那一天见过面，或许是当时的环境多有不便，二人未提及此事。第二天，凌叔华登门向林徽因索要徐志摩的书信，说要编章《志摩信札》。林徽因认为旧信多为英文，且全在天津，恐一时拿不出来，即便拿出来也不便于公开，故而谢绝了，同时表达了想看看凌叔华扣下的徐志摩日记的想法。凌叔华含糊承认后，林徽因与之商定12月9日去取。谁料凌叔华竟失约出门，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明日记未能找到。林徽因对凌叔华的借故回避颇为生气，而凌叔华后来得知宝箱日记经胡适之手为林徽因所得，亦颇为不快。12月14日，凌叔华送来了“扣留”的日记，不过这本日记仍旧不全，它起自1920年11月17日，末尾恰巧断在徐志摩结识林徽因前一两日，林徽因怀疑这是蓄意所为，更加生气。后来，在胡适的施压下，凌叔华交出了最后半册日记。据胡适所言，这最后半册日记尚有四页不全，并致信凌叔华讨要，至于是否讨得，尚无文字可稽考。
就这样，“八宝箱”到了林徽因手中由林徽因代为保管。而林徽因对这些资料的处理态度是：不宜出版，也不必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现在要做的“只是收储保存”。这一态度在她给胡适的信中有明确的表述：“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厉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后来，随着林徽因的早逝以及“文革”的到来，“八宝箱”里的东西也就没了。
“八宝箱”是没了，但根据时人的言论，大抵还能得知箱子里究竟放了什么。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所述的清点情况，里边有“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nd（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一九二五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Cambridge：康桥。July：7月。Dec 2nd：12月2日。）
在这些日记中，“康桥日记”是重点，据凌叔华所言，其中有不宜让陆小曼看的内容。此外，据林徽因致胡适之信所言，徐志摩曾对林徽因说过箱中还曾有“雪池时代日记”。林徽因回国后，与父亲住在雪池，开始与梁思成交往，徐志摩回国后亦常至雪池寻访找林徽因，“雪池时代日记”所记当是这一段时间之事。不过，这部分日记后被陆小曼烧了，故不在箱中，估计是因为其中也有不宜让陆小曼看的内容。而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应当不是1925年徐志摩离京赴欧之前放进去的。因为据《小曼日记》第一篇可知，陆小曼以前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开始记日记是听了徐志摩的话，而她的第一篇日记则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因此，肯定是后来放入的。据凌叔华所言，这些日记写在陆小曼与徐志摩热恋期间，其中有不少骂林徽因的话，不宜为林徽因所阅。不过这些日记出版后，并未见“不少骂林徽因的话”，估计已经做过了技术处理，不是原貌了。
另外，在“文革”后，沈从文曾对卞之琳说，“八宝箱”里的内容实际是些和武汉大学一位女教授相关的文字，并不涉及几位疑神疑鬼、提心吊胆的女士，她们是空闹一场。沈从文所说的几位女士指的是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等人，而他未点名的“武汉大学一位女教授”当是袁昌英，她在伦敦期间确实和徐志摩有过交往，但这一说法缺少旁证。此外，还有传闻说宝箱日记还牵扯到了胡适、张歆海等名人的许多闲言碎语。陆小曼在后来刊印出来的日记中，曾言及张歆海有时独自来，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等催他三四次都不走，而且还跟陆小曼说头回见面就爱上她了。看来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至于关于胡适的“闲言碎语”，在现存的日记中并无明显的内容。
在这次所谓的“八宝箱”事件中，各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林徽因的理由是徐志摩曾对她说过，要将“康桥日记”给她，与她保存的徐志摩那时写给她的信一起收藏。同时，由于“康桥日记”中有一段涉及她本人的私生活，不愿让这份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她的积极索要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凌叔华的理由则是徐志摩曾嘱咐让她保管，并且她也需要这些资料来作传记，出于允诺朋友之责，她的推辞也不无道理。而陆小曼作为遗孀，从法理上也有获得文稿的充分依据，在情感上她想为亡夫整理日记文稿出版也合乎常情。可惜她的身份既不为传统的徐家所接受，也不为关系复杂的文坛所接纳，自然只能低姿态地隐忍。而胡适要求凌叔华交出宝箱日记，以便于编目整理，也不算过分，但作为文坛与学界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立场直接影响了“八宝箱”的归属。最后的结果是，聪明的林徽因得到了胡适的支持，在“八宝箱”事件中始终占据主动，而凌叔华在“节节败退”之后才想到陆小曼，自然留不住“八宝箱”。
由此，矛盾的双方在事件前后的表现也有不同了。在事件过程中，林徽因是强势的，但也是理智的。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林徽因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批判了凌叔华扣留日记之举。而在日记基本得全之后，作为“胜利者”，林徽因未再提及此事。1936年，她在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还摒弃前嫌，选了一篇凌叔华的小说《无聊》。1948年9月，赵清阁登门拜访林徽因，林徽因还与赵清阁谈到了凌叔华。而凌叔华在事件过程中，进退失据却又不得不有所隐忍，即便心有不满，亦较为保留。故凌叔华对此事一直不能释怀，直到晚年致信陈从周论及这段波折时，依然有讥讽之语。至于陆小曼，她也曾求助于胡适，但得到的回应颇为冷淡，故只得就手中所存材料进行精心整理。就这样，在“八宝箱”事件中最无助的陆小曼反而成了最认真整理徐志摩日记文稿之人。
关于“八宝箱”事件，后人立场不同，评说也各有不一，好在通过这样一件曲折的历史事件，我们能真实地看到那个时代的文人们虽不完美却率真的性情，也算为这一不圆满的历史事件取得一个还算满意的定论吧。
因《软体动物》公演而引发的论争
1929年9月，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教授余上沅、熊佛西等人，以戏剧系当年毕业的谢兴（章泯）、张兰璞（张寒晖）等六位同学为核心，组织成立了一个小型演剧团体——北平小剧院，借以实验推行他们理想中的小剧院运动。北平小剧院的院长由余上沅担任，副院长兼秘书由熊佛西担任。他们采取业余演出的形式，不以赢利为目的，注重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在当时北方剧坛很少话剧活动的情况下，惨淡经营，先后排演了《伪君子》、《压迫》、《醉了》等剧，大大活跃了北平的话剧舞台。
1931年7月10日、11日，北平小剧院借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南面的协和医院礼堂，连续两个晚上上演了一出讽刺喜剧《软体动物》。该剧由赵元任根据英国剧作家哈伯特·亨利·戴维斯（H·H·Davies）的名作《The Mollusc》（《软体动物》）改编而成。除了译剧的赵元任外，主创人员还包括导演熊佛西，舞台设计余上沅、陈治策，主要演员则是马静蕴（饰白太太）、邓承勋（饰白先生）。故事主要讲述：女主人公白太太本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富家小姐，颇有才干，但自从她嫁给白先生后，便恃白先生之宠爱而变得处处偷巧装懒，连陪丈夫下棋、散步、逛公园都认为是一种负担，最后被彻底地懒惰化（软体化）了。剧情虽然较为简单，但讽刺有闲、有钱阶层由于懒惰而走向堕落的意旨颇为鲜明。
该剧公演后，北平的多家报刊作了评介。由于主创之一的熊佛西当时兼任着《北平晨报》副刊《剧刊》的主编，为扩大该剧影响，便利用这块园地展开了讨论，《剧刊》自然也就成为讨论最为热烈的刊物。1931年7月12日，即《软体动物》公演后的第一天，在《剧刊》第29期上，就发表了赵元任的《注音注调的〈软体动物〉》，主要介绍了这出喜剧的翻译过程。同期还有余上沅的《〈软体动物〉的舞台设计》，详述了在舞台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7月19日，即《剧刊》第30期（《剧刊》是周刊），胡适发表了《〈软体动物〉的公演》，给予该剧很高的评价。7月26日，《剧刊》第31期发表了陈治策的《〈软体动物〉的幕后》，自暴了排演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花絮。
北平小剧院属于实验剧团，戏剧探索的难度极大，而演出场地又是借用的，实验的条件极不充分，因此演出存在不足，甚至探索出现失败，那也是在所难免。所以，作为该剧舞台设计的余、陈二人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自暴了大量存在不足的舞台设计内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推行戏剧实验诚为不易，平心而论，这样的实验戏剧哪怕多有不足，能够上演本身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因此，余、陈二人虽然自暴不足，但都不认为这次实验与探索是失败的，敝帚自珍的心态还是很明显的。之所以自暴内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传：一方面借此让国人知晓他们在戏剧实验上的努力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国人的关注，赢得同声相应与同气相求。若是碰到识趣的读者，自然会像胡适那样以褒扬作为回应；若碰到普通的读者或不做苛求的同人，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就过去了；但若遇到较真的读者，那自然就会引起一番口舌了，而偏偏林徽因对戏剧是一个较真的专业读者，她随即写了一篇《讨论〈软体动物〉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对该剧的技术性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发表在8月2日《剧刊》第32期。
林徽因对中外戏剧，不仅喜欢，而且谙熟。就中国古典戏曲而言，林徽因是梅兰芳的拥趸。就西洋话剧而言，早在1925年闻一多等人组建中华戏剧改进社时，林徽因与余上沅、熊佛西、梁实秋等都已是其中的主要成员，故彼此间皆较为熟识。若说到舞台美术设计，那更是林徽因的专长。林徽因曾于1927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受业于G·P·帕克教授的工作室，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而且她的成绩优异，深得帕克教授称赞，连后来闻名百老汇的史都华·钱尼在成名前都曾得到过林徽因的帮衬。这部喜剧开演的时候，林徽因恰因患肺病在北平西郊的香山疗养，故未能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关于舞台美术设计的一切，她都是通过阅读《剧刊》上的相关报道后得知的。或许是林徽因会错了余、陈等人发文之意，也或许是林徽因专业素养太强故要求甚高，更或许是因为彼此熟识故少做客套与虚饰，这使得林徽因的批评虽然在技术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情感上过于尖锐，远出余、陈二人意料之外。这直接导致余、陈二人颜面有失，也使得原来颇为热烈的讨论也不得好好收场，因此二人不得不先后撰文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