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彭德怀，具有丰富的斗争经历，因此斯诺原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出乎他意料，“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朱德，斯诺没有亲见，因为当时他还没到达陕北。不过，斯诺听说，朱德“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
在红区，斯诺还观看了红军剧团的一次演出，令他大受触动：“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在日记中，斯诺将这些经历和在他北京的所见所闻做了比较：“这是生与死的鲜明对比，一方朝气蓬勃，一方暮气沉沉；一方是年轻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一方是衰老的、幻灭的、精疲力竭的、疾病缠身的文化。”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
“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
如果说斯诺和其他老朋友们在战争年代与共产党亲密接触后，只是单纯被红军及其领袖的克里斯马所吸引，那就过于低估了他们的头脑。
实际上，斯诺并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带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底色的他，一般也不会堕入偶像崇拜的陷阱。妻子海伦对他的评价是：“从不下结论和不易冲动这个意义上讲，他决不简单幼稚。除了对孙中山夫人外，他对任何人都不特别崇敬。”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海伦问他：“你喜欢他吗？他对你友好吗？”
自然，这里的“他”指的是那个对于外人来说最为神秘的人物，毛泽东。
彼时，刚刚回京的斯诺还在整理采访所得，尚未作出什么结论。对于妻子的提问，他竟也像新闻发言人一样打起了太极：“我是采访他的第一个外国记者，据我所知，我没有树立任何敌人。”
对于毛泽东，埃德加·斯诺最不希望用英雄崇拜的目光来看待。在那个年代里，有一件事情令他深恶痛绝——那就是用“我们伟大的领袖”这个短语来形容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形形色色的大独裁者。所以，在陕北，当他发现人们还并没有使用“我们伟大的领袖”来形容毛泽东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尽管如此，斯诺还是在家里挂起了一张毛泽东半身像——那是他挂出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据海伦的观察，此后，他这样尊敬过的唯一一个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罗氏的最后一次竞选中，斯诺在家门上挂起一张罗斯福的大招贴画，而他们家所在的城镇其实在传统上一贯投共和党人的票。
斯诺对毛泽东复杂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西行漫记》中一窥究竟：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
不过紧接着，他的话锋一转，开始赞颂毛泽东的独特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这段表述颇为耐人寻味——他承认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并非来自他本人，而是他所要领导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底层农民。这种解读与毛泽东本人在几年之后的表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产生了内在的关联。
然而，与斯诺的预期所不同的是，后来，毛泽东不仅也被称为“我们伟大的领袖”，甚至有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等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式称呼。斯诺如何看待、思考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另行讲述。
不过至少在1936年，斯诺还不必考虑这些。作为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也是最后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记者，那是1970年12月的事情，后文再叙），他成功了。当然，他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无人能及，所冒的风险亦不同寻常——一个细节可以证明这种风险——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才有了“西行漫记”这个名字，而原来的名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China）则因为太过“招摇”，害怕引来南京当局的查禁而根本不敢使用。无论如何，斯诺将因为此次陕北之行永载史册，而毛泽东也因为斯诺采写的报道和书籍，开始在西方世界变得广为人知。两人的“记者资本”和“政治资本”都获得了极大的增值。
在读过《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这本书“向全世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党的意见”。1939年，他又亲自向斯诺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显然，毛泽东对于这本书的传播效果是满意的，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它也成为两人友谊的坚实基础。斯诺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共产党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更多理解和支持，洗刷了国民党强加的“赤匪”污名。《纽约时报》刊文称：“这些‘赤匪’与我们通常所称的爱国者极其相似。”《密尔沃基新闻报》则说：“人们不难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那些原始的基督徒的信仰间找到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这本书甚至直接促使了更多“老朋友”与中国的相识。着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就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美国人韩丁也是受《西行漫记》的影响于1945年来到延安，他的到访又带来了更多的友人——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西北解放区去看一看。于是，阳早来了，并留了下来。阳早的未婚妻（也是韩丁的妹妹）寒春也追随而来。后来，他们三人都在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名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史沫特莱
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意思？“‘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继斯诺之后，陕北根据地迎来了一轮接待造访者的高潮。
最满怀热情的造访者当属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们，其中也包括斯诺所任教的燕京大学学生。尽管这是一所由“美帝”建立的教会大学，但它所培养的学生却对共产党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感。
彼时，回到北京的斯诺向燕大几个关系密切的学生团体展示了他在西北拍摄的照片，以及《西行漫记》一书的部分手稿。与此同时，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的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燕大的学生报纸上。
这些文字和影像点燃了一部分大学生的青春热情，有学生团体立即决定向延安进发，他们借用了斯诺绘制的地图一路向西，并于1937年春天成功抵达延安。一路上，他们有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装作是一群去西部地区休假游玩的大学生，以此作为掩护。
在延安，大学生们见到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并与他们交谈，还跟生性活泼好动的史沫特莱一起骑马、练习射击。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学生，于是有更多人如法炮制，前往红区。
这些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共产党接触后，普遍受到了鼓动和影响，成为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比如，第一批从北京抵达延安的大学生之一的余建亭日后就成为八路军的重要干部，解放后曾官至轻工业部副部长。
当然，更能引发世界瞩目的是更多外国记者的到访。
首先是与首个到访共产党根据地记者的机会擦肩而过的史沫特莱，她于1937年1月抵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刚刚半个月。到延安的当晚，史沫特莱就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
和朱德见面时的一个小插曲后来经常被人提起：史沫特莱用双臂抱住了朱德的脖子，在他的脸上狠狠地“啃”了两口，左右脸颊各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吻。
拥吻之后，史沫特莱又在朱德身边一阵踱步：“让我好好瞧瞧你！”
后来，史沫特莱真的把朱德好好“瞧”了个遍——在获得朱德授权的情况下，她写作出版了名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传记。
史沫特莱此次在延安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当然不只是与朱德接触了而已，实际上，她与所有重要人物都有交流，本人还成为了延安的着名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当时在延安的外国人除她以外只有两人：和斯诺一起来但没有一起走的马海德医生，以及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她生性活泼开朗，不少行为颇为引人注目。
最着名的一段插曲或许是她将交谊舞引入了延安——到红区不久，闲不住的史沫特莱就在自己的住处举办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她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留声机和几张唱片，于是跳交际舞变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史沫特莱对几位共产党领导人跳交谊舞的描述颇具趣味。
——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不过，“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成为乐事。”
——朱德则要主动得多，“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
——周恩来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
——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不肯下来跳一次舞”。
——贺龙获得了史沫特莱的最高赞赏，他们“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尽管领导人们对交谊舞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娱乐形式却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史沫特莱还得到了“败坏军风”的恶名。
史沫特莱究竟有没有“败坏军风”，今日的读者自然能够有自己的判断。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史沫特莱发起的交谊舞运动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分手。
当时，贺子珍不喜欢交谊舞，也不喜欢史沫特莱。但毛泽东却频繁光顾史沫特莱的窑洞，并与长相酷似今日台湾明星大S的年轻演员吴光伟相谈甚欢，这令贺子珍疑心重重，并最终与史沫特莱爆发了一场大冲突，离开了延安。
史沫特莱也因此不得不比计划中提前离去。
和她一起走的是斯诺夫人海伦。
海伦是1937年5月抵达延安的，由于和斯诺的关系，她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在红区，她同样和领导人们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并搜集了几十个人的自传材料。后来，她据此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几十年后，当她依然在整理、编辑这些资料时，海伦略带夸张地说：“23年来，我成为了这些笔记本的囚犯。”
海伦在延安的日子里，还有多位美国人造访红区，他们是美国《亚洲》杂志的编辑们：A·比森、菲利普、J·贾菲和欧文·拉铁摩尔。毛泽东向他们表示，欢迎所有国家的人士前来考察中共的政策。
生于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进行采访和报道。
两个月后，果然如毛泽东所欢迎的，第一位非美籍记者抵达了延安，他是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贝特兰曾问：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意思？“‘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毛泽东的回答是：“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
“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1937年1月，美国着名作家史沫特莱不顾艰难困苦，来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采访。
这是1937年毛泽东、朱总司令和史沫特莱在延安。
民主集中制。”毛说。
通过在延安的采访和对其他外国记者的了解，贝特兰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外国记者，有自己各自偏爱的中共领导人。斯诺偏爱毛泽东，史沫特莱偏爱的是朱德，海伦偏爱的则是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们，而他自己偏爱的是贺龙。
贝特兰没有提到周恩来，因为佩服他、崇拜他的远不止一个外国记者。
拉贝日记
拉贝甚至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报告，呼吁德国迅速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
当多位外国记者先后到访共产党根据地，并与领导人结下友谊的时候，在抗日战争前线，另一位外国人正见证日军的暴行，并奇迹般地拯救了大约20多万名中国人。
这个德国人的名字叫约翰·拉贝，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
辛德勒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商人，也是纳粹党党员。只不过，他加入纳粹党的动机很功利——希望利用这种政治上的身份为自己的生意铺路。
政治与商业的合谋，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如同我们今日经常见到的桥段一样，辛德勒利用金钱和美色贿赂德国高级将领，在波兰接管了一间原来由犹太人所拥有的搪瓷器工厂，大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位精明的商人还大肆利用失去一切权利的犹太人，将他们作为最为廉价的劳动力使用，攫取利润，而得到了工作的犹太人也因而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在癫狂的法西斯氛围中，商人辛德勒并没有丧失最起码的良心底线。纳粹对波兰克拉科夫地区犹太人的残酷血洗令他震惊，从那时开始，他专注于做一件事：尽可能保护犹太人。
为了让他们逃离奥斯威辛的死亡威胁，辛德勒贿赂纳粹德国党卫队指挥官阿蒙格特，劝说他批准将搪瓷厂定为一个附属劳改营，这样工厂就能恢复生产。辛德勒与阿蒙格特达成协议，以金钱买工人，他倾囊而出，制定了一份声称为维持工厂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工人名单，从纳粹魔掌中买回一千多名犹太人的生命。
这段故事后来因为被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而广为人知。中国版辛德勒——拉贝在中国的经历，同样闪耀着残忍年代里的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