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来看，这份杂志绝对是一桩烧钱的事情。由于对日本现今的主流思潮持批判态度，杂志的广告寥寥无几，而其发行量最高也仅有3万份。为了维持杂志的运营，他甚至分批变卖了自己在神奈川县大和市的庭院。
遗憾的是，宇都宫德马最终还是因为资金的压力而选择了退出政坛。
2004年，《裁军问题资料》的发行量降至7000份，并于当年宣布停刊，日本唯一的反战刊物就此消失。
贵族左翼
在1941年3月，西园寺公一以外务省嘱托的身份随同外相松冈洋右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见时，松冈是如此介绍西园寺公一的：“他是我们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
在序列中，有另外一位日本人与宇都宫德马同岁，经常与他同时被人提起，并和他拥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位日本人名叫西园寺公一。
和宇都宫德马一样，西园寺公一也是左翼人士，反对战争，后来步入政坛，成为中日关系的掘井人之一。
西园寺公一的家庭出身比宇都宫德马更加显赫。他身为“红色贵族”，祖父西园寺公望曾先后两次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辅弼明治、大正、昭和三朝。1912年，他获得元老称号，是日本政治势力最强、参政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元老。西园寺公一的父亲西园寺八郎也曾袭得公爵爵位。
作为西园寺家的长孙，西园寺公一自幼继承公爵爵位，他的小学是在专收皇室、贵族的“学习院初等科”读的。不过他对这种世袭教育感到厌倦，主动报考普通中学读书，后来又留洋海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系读书。
1931年，西园寺公一回到日本，先后担任了外务省嘱托（顾问）、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事、国际问题调查会会长、近卫文麿内阁嘱托等要职。
近卫文麿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推行者，七七事变时的日本首相；是侵华战争的重要罪魁之一，二战甲级战犯。虽然在近卫文麿内阁任职，但西园寺公一的思想却逐渐走上了与军国主义截然相反的道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成为了一名反对战争、希冀和平的政治人物，思想日趋左倾。他的政见如此明确，以至于1941年3月，西园寺公一以外务省嘱托的身份随同外相松冈洋右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见时，松冈是如此介绍西园寺公一的：“他是我们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
令许多人感到震惊的是：一年之后，这位贵族左翼被日本军部逮捕入狱，因为他卷入了一桩间谍案。
这桩被称为“佐尔格事件”的间谍案，后来曾被拍成电影《间谍佐尔格》。简单来说，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是一名双重间谍，他一方面向德国政府透露日本军事政变的内幕，另一方面还向苏联传达德军和日本的军事情报。
在日本，佐尔格主要从共产党员、《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那里获取情报，而尾崎的主要情报来源之一正是西园寺公一。
在法庭上，他对向尾崎提供情报的事实直言不讳，但坚持认为，他和尾崎同为内阁嘱托，他提供的情报属于内阁嘱托之间的“正常交换看法”。最终，佐尔格和尾崎秀实都被绞死，而西园寺公一则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但实际上只被关押五个月就获释了。
战后，西园寺公一复出政坛，构筑永恒的亚洲和平、世界和平成为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这位贵族左翼与新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52年12月的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举办地。时任参议员的西园寺公一与中国代表团名誉团长宋庆龄、团长郭沫若以及廖承志等人初次会晤。他甚至在中国代表团举办的宴会上，向中国人致歉：日本由于发动了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今天我能有机会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歉意，感到高兴；日本人决心不再重复昔日的过错；我相信在各位的激励和帮助下，日本人民也能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
“我的讲话一结束，郭沫若先生立即和我握手、拥抱。”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这次即席讲话是我第一次向新中国表达敬意。现在想起来，我此后的生涯就像是为了实践这次讲话的内容而展开了。”
的确，其后的几十年间，西园寺公一不仅为中日之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倾注了许多心血，甚至在1958年举家迁居中国，担任驻华的“民间特使”。
虽然名为民间，但其背后显然有政府背景——他的此举得到了执政的自民党实力人物河野一郎的支持，目的是把中国战后的变化、中国的对日方针等信息及时转告给日本政治家，为两国之间的关系牵线搭桥。
本来，西园寺公一只准备在北京生活三年，没想到由于时局的变化，“三年内恢复两国邦交”的任务受到了阻碍，导致他在中国一住就是十二年零八个月。在华期间，这位“三代老友”在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见面，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款待。
按照儿子西园寺一晃的说法，他们一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特意嘱咐有关部门为他们配备了翻译、汉语教师、厨师和服务员，为全家人装修了和式住房，准备了榻榻米，并解决了一晃和弟弟的上学问题。
另一个表明西园寺公一地位的细节是：出于对他的感谢和尊敬，中国领导人往往称其为“西公”。
“西公在北京的十二年，不断有人去他家里探讨中日关系。很多时候周恩来总理、廖承志接见日本外宾时，一定要西公作陪。”曾经给周总理担任过翻译的王效贤回忆说。
当时主要承担中日关系工作的廖承志是西公一家的常客。据说，他经常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称这位日本红色贵族为“殿样”，也即大老爷。后来，西公就此向周恩来提出抱怨，周回复说：“廖先生也是殿样呀。问题不在于出身，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廖承志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父母亲分别是廖仲恺、何香凝。
西公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前的1970年离开中国的——他的离开并不是因为圆满完成了任务，而是中国的国内形势使然。当时，中国陷入“文革”动乱之中，王府井大街上还出现过大字报，称西园寺公一是“日本特务”。不过，在周恩来的保护之下，他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但形势的发展最终逼迫西公离开。1970年，周恩来总理约见他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保护不了您了。请您考虑，可先回国去。到情况好转时，请您再回来。”
其后，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西公基本每一年都会回一次中国。他的儿子从北京大学毕业，返回日本工作后，成为日本知名的“知华派”人士。
首相老友
彼时，日本以“大日本帝国”为国号，但石桥湛山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概念：“小日本主义”。他希望用这种理念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
上文提到，西园寺公一原计划在中国工作生活三年，因为当时日本政界高层曾经乐观地预计：在三年之内，即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然而实际上，十二年后，西园寺公一离开北京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
这其中的波折自然有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许多原因，但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日本一届届的执政者，对中日关系采取了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态度。
中国方面对不同态度的首相自然报以各不相同的回应方式，对不友好的，冷淡处之；对友好的，则报以积极的回应。如此一来，便带来一个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日本首相，有很大几率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72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担任过此职，其中10人都获此称谓。
而在1972年之前，由于尚无官方层面的往来，所以理论上说，并不具备让首相成为老友的机会。
不过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在1956年12月出任首相的石桥湛山。虽然他仅仅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65天时间，就于1957年2月突然因病辞职，成为日本历史上迄今第二短命的首相；但他却在卸任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并最终成为“三代老友”之一。
出生于1884年的石桥湛山，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以报人、评论家的身份介入了政治。彼时，日本以“大日本帝国”为国号，但石桥湛山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概念：“小日本主义”。他希望用这种理念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
石桥湛山的主要阵地是《东洋经济新报》。1913年4月15日开始的两个月间，这份报刊连续六期刊登了题为《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的长篇论文，指出：“大日本主义是依靠领土扩张和保护政策，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小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个人主义，以达到国利民福之目的。”
石桥湛山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一些人相信武力万能，甚至对种族问题也想用武力解决。然而，用战争解决一切问题的结果，无非是使世界被武力征服，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之下，强者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用战争压服弱者，其欲望永无尽时。由于此种征服欲望经常受到对方的阻止，在世界完全被征服之前，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在其他几篇文章中，他还反复呼吁：绝对不能领有青岛，日本应放弃殖民地。
其后的历史证明，石桥湛山的理念并没有被日本主流社会接受，他所反对的战争和侵略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实实在在地给他国，也给本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战结束后，石桥湛山步入政坛，并在1956年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当选首相。从政的石桥湛山依然坚持反战、对华友好的观点，甫一上台，他就提出要改善对华关系，尽快恢复中日邦交。
可惜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践行自己的主张，就因病匆匆告别了首相的位置。更不巧的是，接替他任首相的岸信介正是一位奉行“大东亚主义”
的政治人物。这位新首相在任内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对中国则采取敌视态度，甚至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并在台湾会见蒋介石时支持其“反攻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它对日本的渗透比来自苏联的更可怕！如果能收复大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岸信介执政期间，还发生了震惊两国的“长崎国旗事件”——1958年4月30日，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介绍中国产品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国旗。当天下午，两名日本人闯入会场，将中国国旗扯下撕毁，被当场抓住，扭送至长崎市警察局。面对此事，岸信介内阁的反应却是以“国内法”为借口，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也就不承认国旗的立场，拒绝对这两名日本人进行惩处，并很快将他们释放。
从友好到敌视，政治风向的迅速逆转，导致原本被看好的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民间交往一度中断，这也是西园寺公一被迫多在中国滞留了近十年的直接原因。
在1959年夏天主动打破僵局的，正是前首相石桥湛山——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访问中国，并于同年9月成为战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前首相。
“我访华的目的，一句话，就是要通过日中两国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的工作。”当时，石桥湛山这样向记者解释。
在中国，他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在回国前，石桥湛山还和周恩来发表了会谈公报，称“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为早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而进行合作”。
虽然再也没有回到政坛的中心，但石桥湛山依然以卸任首相的身份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许多铺路工作，并深深影响了当时日本的一批政治人物。
“他的思想通过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三木武夫（原首相）等鸽派继承了下来，并对池田勇人（原首相）、宫泽喜一（原首相）等人产生了影响。”朝日新闻社专栏作家、政治研究者若宫启文说。
岸信介卸任后，先后继任的几位首相再次令中日关系坐上了“过山车”——池田勇人对华积极，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有了备忘录贸易的开展。但这些有利进展，却很快又被接替池田上台的佐藤荣作破坏了——佐藤政府紧跟美国，军国主义意识也有所发展，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则百般阻挠。
好在，下一位继任的首相又重新采取了友好积极的对华方针，并最终在任内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假扮特使访华
严格来说，竹入义胜并不能被称为“和式基辛格”，因为他并非田中首相派出的特使。
历史将基辛格和尼克松推上了中美建交的舞台，让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乎是同时，竹入义胜和田中角荣也成为了中日建交的主角，前者被称为“和式基辛格”——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田中角荣就是日本的尼克松了。
正如上文曾经提及的，当时的美日两国之间，刚刚由于尼克松访华一事发生了巨大的不快，日本人感到深深的震惊和被抛弃感。可以说，日本基辛格、尼克松的出现，正是因为美国的基辛格、尼克松做出了惊动世人的举动。在此之后，对中国不友好的佐藤下台了，接替他的田中角荣，上台即宣告：在外交方面，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强力推进和平外交。
日本首相再次换人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面对田中角荣释放出的善意，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这句话似乎透露出毛泽东对短期内真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似乎并不抱太大希望。
事情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
田中角荣上台仅仅十八天后，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就以田中特使的名义来到了中国，将带上的“20条”
方案交予中方，甚至拟就了日中联合声明的草案。
在中国，竹入义胜三次与周恩来总理见面，累计交谈了约十个小时。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中日两国永远友好；理解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中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方式宣告终了；废除日台条约；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和平解决纠纷问题；不谋求霸权；放弃战争赔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此之前先缔结通商航海条约、航空协定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解放台湾后，中国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当予以适当照顾。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和式基辛格”如此迅速的来访，实际上是一次极为胆大的假扮行为。
这一事实是竹入义胜自己承认的。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一次访华中，他向邓颖超致歉：“我并没有打算欺骗周总理……”
原来，当年竹入义胜去找田中角荣时，后者称自己的内阁刚刚成立，且内部反对中日友好的力量很强硬，因此没精力、也无心去处理中日建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