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最寒冷的时代刚刚过去，中国的国内与国际环境都开始渐生暖意。
但打破坚冰并非易事，要走出长久以来的封闭，既需要领导者的魄力与胆识，更少不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在其间试探、奔波、操劳。
一些“一代老友”借此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仁不让地成为先锋人物。
更多的破冰者，则是初次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将是中国人民的“第三代老朋友”。
乒乓外交
“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
“啊，中国人，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
1971年3月27日，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在当晚的冷餐招待会上，中国运动员遇到了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中一位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中国和外国的运动员们的确是好久不见了。“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中国国内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创伤，也影响了正常的国际交往，其中就包括暂停参加一切国际性的体育比赛。
早在六十年代初，中国乒乓球队的精湛球艺就已享誉世界乒坛。因此，尽管中国队连续缺席第29届、30届世乒赛，但外国选手们依然记得“你们的球打得真好”。
后来，中国运动员得知，跟他们打招呼的是美国人。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向国内汇报，原因是当时的中美关系“很敏感”。
但那群开朗大方的美国运动员似乎“不识趣”，偏偏要往中国人的“敏感点”上撞。几天后，双方在游玩时又相遇了，美国人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访问你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啊？”
中国代表团再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想访华！
不过这时候，美国选手们更多还只算是在非正式场合表达出私人意愿，而之后发生的一次意外则催生了一次正式的访华请求。
4月4日，美国男队三号选手、19岁的大学生格伦·科恩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找不到来时乘坐的汽车了。这时，一辆有世乒赛标志的车开了过来，科恩招手上车。待他环顾四周时，不禁吃了一惊，同车的全是中国人。
可以想象的是，车上的中国人比科恩更吃惊、更紧张。
“中国的车上来了一个美国人，在当时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问题。”当时的主力队员庄则栋回忆说，“过去像我们历次出国的时候都是跟谁往来都不能跟美国人往来，跟谁照相都不能跟美国人照相，跟谁送礼都不能跟美国人送礼。抗美援朝的时候，整天大喇叭播，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野心狼，我那时候是10岁，印象极为深刻，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车里上来一个美国人，谁都不敢主动去跟他打招呼。”
好在，尴尬是短暂的，科恩大方地询问车上有没有翻译，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这位留长头发、身穿喇叭裤、拥有“嬉皮士”造型的美国小伙子对车里的中国人说：“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衣服看上去都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和我穿的一样，想的也和我一样。我们曾经被压迫，但通过革命，获得了自由。”
后来，科恩曾回忆说，当时在说这些话时，满脑子都在想“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如何让中国人获得自由”。
中国人也很快找到了化解尴尬的方法，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就是庄则栋。这位时年31岁的年轻人从包里拿出一块一米多长的黄山织锦，准备送给上错车的科恩。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与一个美国人说话需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在当时，庄则栋的举动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做法，身边的队友试图劝阻，但没能让他停下脚步。他对科恩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不友好，但是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我送你一个礼物作纪念。”
后来，毛泽东曾评价：“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比我们某些外交家还会办外交。”
以这份礼物为起点，中美两队的“感情”迅速升温——庄则栋和科恩下车后握手交谈的画面被记者拍下传遍全球；第二天，作为“礼尚往来”，科恩送了一件T恤给庄则栋；再后来，美国队副领队哈里森主动找上门来，正式提出：希望能够访问中国。
但国内的形势依然紧张，国家体委与外交部都认为美国队访华“时机不合适”，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都批示表示赞同。
就在“乒乓外交”快要搁浅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毛改变了主意。
根据曾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回忆，当天深夜，吃完安眠药的毛泽东躺在椅子上翻阅《参考资料》，翻到一则关于庄则栋和科恩来往的外电时，他突然叫了一句：“我的庄爷爷！”
随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本来，毛曾表示吃过安眠药之后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但这次是个例外，他再三确认，自己的决策有效。
此后的故事人尽皆知。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到达中国访问，“小球转动大球”传为佳话。
要理解这场访华是多么的石破天惊，只需读读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的一句话：“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
庄则栋的人生自此也被彻底改变，他被许多人视为中美外交史上的关键人物。不过，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庄则栋这辈子只会打乒乓球，只能从台的这边打到那边，还不停地下网出界。但能从地球这边打到那边的，只有毛泽东和尼克松！”
天安门合影
如同几十年前一样，他接触到的是一个西方人依然知之甚少的东方国度，他再一次获得了与共产党最高领袖见面的机会，并且再一次被视为向西方传达了某种政治信号。
庄则栋不愧是“有点政治头脑”，他知道，真正转动“大球”的，并不是他球拍下的小小乒乓球，而是政治局势和政治人物。
据他本人回忆，在决定给搭错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送上礼物之前，庄则栋想起了两句话，一是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的嘱咐：这次比赛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二是毛泽东在1970年说过的，“现在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
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联系新中国前二十年里的外交格局，可以明白这句出自中国最高领袖之口的话是多么石破天惊，它象征着国际关系上的一次巨大历史转折。
这句话的诞生场合亦颇为耐人寻味——那是在该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埃德加·斯诺说的。
这是斯诺人生中最后一次访华。如同几十年前一样，他接触到的是一个西方人依然知之甚少的东方国度，他再一次获得了与共产党最高领袖见面的机会，并且再一次被视为向西方传达了某种政治信号。
信号主要出自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当天，斯诺和夫人洛伊丝应周恩来的邀请，参加了国庆观礼，成为了第一个受共产党之邀登上城楼的美国人。一同受邀的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比如西哈努克亲王。人群中，斯诺夫妇则被安排在相当居中的位置。
当游行队伍的喇叭里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经过时，斯诺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衣袖，转过身来发现是周恩来。“来吧，有人要见你们。”周恩来对斯诺夫妇说。
这个人是毛泽东。那天，毛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比上次与斯诺见面时瘦了不少。
“我读过你最近写的一些文章，其中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批评。”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有权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还是保持你的独立判断更为适宜。”
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有着奇特的效果——长安街上，一辆辆盛装打扮的彩车正缓慢开过，游行的中国人手举毛泽东像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齐声大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人声鼎沸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
斯诺依然保持着记者的本色，他指着游行队伍问毛泽东：“主席先生，对这些，您的感觉如何？”
根据当事者的回忆，毛泽东的反应是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还不太满意”。
现在已无从确证，这位被称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领袖为何要与斯诺谈论个人崇拜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谈论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亲切交谈的画面被忠诚的摄影师记录了下来。
今天的不少历史类书籍言之凿凿地称：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国庆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张照片，“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
实际上，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即可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属实。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政治智慧，绝不会如此迅速而轻易地释放出向美国示好的信号。
原因很简单，当时，到中国访问的斯诺还没有来得及和毛、周二人深谈，他们不会就此贸然刊发照片。
在与毛泽东深谈前，斯诺见到了老朋友路易·艾黎。他告诉斯诺：“文革”开始后，他的养子艾伦遭到诬告，被送到西北囚禁起来，最终是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获得了“解放”；而他的另一个儿子迈克则已经挖了两年沟渠。
但这些悲惨的遭遇并没有令斯诺对中国失去信心。尽管依然心存警惕，但他和当年的许多西方人一样，被中国出现重大道德突破的可能性吸引，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某种“社会主义新人”。他在之后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说：“城乡差别被消灭了，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生活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中。”“中国人民以革命方式专心致志地从事着和平的劳动，直到2000年。”
今天看来，斯诺的这种判断完全没能应验，甚至有些可笑，但这并没有令他的作品失去价值，因为在“文革”期间来中国实地参访并进行记录的外国人太少了——更何况，他见到了毛泽东。
那是在1970年12月18日，清晨，斯诺还未睡醒便接到了“命令式的召唤”：等待了许久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要见他。
于是，斯诺赶往了毛的家中，并且一直聊到中午。谈话结束时，毛对斯诺谈起了两人三十五年来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一周后，12月2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毛泽东与斯诺的合影。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党报并没有根据新闻时效性的原则选择两人18日见面谈话的照片，而是选择了10月1日在天安门上的合影。
直到后来，包括基辛格在内的美国人才明白，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的一个“信号”。
“不幸的是，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至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基辛格说，“因为斯诺那时被看作是共产主义宣传员。”
与毛泽东谈个人崇拜
“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那天上午，毛泽东和斯诺这两位结交三十五年的老朋友究竟聊了些什么？
根据第二年（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发给党、政、军、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的一份《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我们可以一窥究竟。
这份注明“已经主席审阅”的纪要显示，一开始，两人延续了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谈论的话题——个人崇拜。
“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毛泽东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斯诺认为，毛泽东谈得很坦率。他甚至提起两位定居北京的美国朋友作为对比，说他们俩谈到这个问题时都不像毛这样坦率。
针对斯诺的表述，毛泽东留下了一句流传更广的名言：“你们有点迷信，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可惜斯诺不懂中文，听不懂谐音和歇后语的奥妙。他后来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错误地写道：“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当然，“无法无天”的名言只是这次谈话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甚至连当时最令西方人好奇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二人谈话的重点。毛泽东此次约见斯诺，主要是为了谈中美关系。
毛虽没有明说自己的意图，但是很明显，几乎每一个话题的讨论都能被他引入中美关系的范畴。
当他们讨论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说，美国的总统、州长都有人崇拜——然后，话锋一转，“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当他们谈论男女平等问题时，毛泽东说，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然后，再次转移话题，“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也就是庄则栋在起身给搭错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送礼之前想到的那句话。
从“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式的论调转变至“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并不是因为斯诺带来了什么改变，而是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所致。
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1969年春天的珍宝岛事件。此前，中苏两国早已不在“蜜月期”，裂痕逐渐加大，但大部分都还是埋藏在水面之下的争端，顶多是纸面上的论战。比如毛泽东写于1963年初的那首着名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事情在1969年3月起了本质变化——当时，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阵阵枪炮声中，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本以兄弟、同志相称的两个国家滑向战争边缘，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了。
面对苏联的一系列敌对行动，中国认为，苏联已经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国际战略发生调整，谁是敌，谁是友，不再延续此前的标准。
另一方面，美国亦有着与中国建交的愿望。1960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由越战引发的一系列不利于美国的问题愈发突出。美国外交家温斯顿·洛德说，与中国建交“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且能够使得美国在“外交上变得更加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