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出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合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的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当作共产党人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宋庆龄在信中写道，“解放以后，他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这一纸来自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的证明信，令艾黎免遭了许多厄运。“她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艾黎赞颂道。
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于“文革”浩劫带来的灾难，宋庆龄本人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困惑。
“在她的一生中，宋庆龄经历过许多充满风暴和困苦的时候，但从未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候。尽管她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从她74岁到84岁——这位意志坚强而精神则永远年轻的妇女却感到被孤立了起来，使她思想混乱，有时甚至觉得孤独凄凉。这是从未有过的。她尽了最大努力想去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但常常陷于困惑。”作为宋庆龄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这样评价。
建设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发展至共产主义社会，是宋庆龄终生未变的理想，但文革中的混乱却令她迷茫。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却与毛提出的伟大目标极不相符，尤其令宋庆龄难受的是那些打人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写信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斯特朗已经到中国定居，她是在麦卡锡主义风潮过去之后的1958年才在美国拿到旅居中国的护照，彼时，她已经72岁。
宋庆龄在信中特别嘱咐斯特朗：信件阅读过之后一定要销毁。斯特朗在回信中说：“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爱泼斯坦说。
但再小心翼翼，也无法置身事外。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及时过问，宋庆龄极有可能被红卫兵抄家。当时已经有人写大字报，要求把身为非党人士的宋庆龄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扬言要冲进宋的寓所。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
为了保护宋庆龄，周恩来在1966年8月30日就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周还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
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建议宋庆龄搬进中南海去住，以保证安全。但这位曾经在革命年代用自己寓所保护过许多地下党员和国际友人的伟大女性婉言谢绝了，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马海德被抄家
有一次，斯特朗气愤地对艾黎说：“刘少奇是叛徒？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她还曾说：“要改变人的本性？见鬼去吧！我们一直想这么做，已经2000多年了，也没有走多远！”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在“文革”狂潮中，就算是在中南海里面住，也不见得就能保证安全。最凄惨的事例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和们也曾有过有限的交集——1949年10月5日下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当选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培担任副会长。
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友协”组织。后来，1954年又成立了对外友协（原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而中日友协、中阿（阿拉伯国家）友协等类似的组织也陆续成立，他们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机构”。
“中苏友协总会为后来陆续建立的国别友协树立了样板……这些友协组织与对外友协是同一类型的民间外交团体，奉行同样的工作宗旨，在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民间交往中进行合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对外友协所依托的重要的民间外交工作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分析说。
因为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又分别是中苏友协总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宋庆龄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文革”前的17年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但自1966年开始，形势剧变。那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她对罗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爱泼斯坦评价道。
两年后的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但由于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仅仅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但就是在这样的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政治生命被宣判了死刑——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这个报告里有这样的句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被判“死有余辜”的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惨死。
和很多人一样，“老朋友”斯特朗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不能理解，尤其是对刘少奇的处理。有一次，她气愤地对艾黎说：“刘少奇是叛徒？
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在“文革”中，国家主席的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遑论普通人。金发碧眼的老友们也不能幸免。
身为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被怀疑为“外国间谍”，他在“文革”初期被抄家，所有的英文信件、资料，包括当年毛主席的病历等资料全被抄走。从那以后，马海德被人24小时监视和跟踪，家中的电话被窃听，家门口还有人盯梢。
更令马海德感觉痛苦的是，他亲自筹建的麻风病研究中心，被无端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窝子”，麻风病防治队被解散了——这不仅意味着他的才能无法发挥，更意味着他为新中国消灭麻风病的工作被严重耽误和破坏。后来，马海德被调到北京阜外医院，成为一名看皮肤病门诊的普通医生。
当时，曾有一位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回美国去。但马海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为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
“你爱中国，但中国并不爱你。”那位朋友说。
马海德生气地吼道：“谁说中国不喜欢我？中国共产党喜欢我，中国人民喜欢我，这就足够了。我还要谁喜欢？我还要那一小撮坏蛋（指康生、“四人帮”）喜欢？他们不会长久的！”
整个“文革”过程中，马海德没有参加任何派系。“他说他只参加一个组织，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马海德之子周幼马说。
外国友人的大字报
“造反”之风很快风靡当时在京的外国人群体，他们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马海德听说后，不屑一顾地说：“要是白求恩活着，才不会这么胡来呢。”
尽管今天说出来可能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真实的历史无法回避——除了少数像马海德这样的保守派之外，包括对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不理解的斯特朗在内的许多，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曾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
这也并不奇怪，在当时几近疯狂的社会中，能保持冷静的人毕竟是少数。更何况，许多“老朋友”参与“文革”的初衷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
比如阳早和寒春夫妇。他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具体内容如下。
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
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