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45-1948担任北大校长时期
抗战胜利之后，在美国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以及中国的各个党派汇集重庆，召开政协会议，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使中国走向民主国家。
鉴于胡适的巨大声誉，国共两党对他都寄予期望。国民党希望胡适继续支持国民政府，而共产党方面，也曾对其抱着期待。
1945年4月25日，胡适、董必武等人在纽约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还曾专门就战后问题与胡适辩论。这时的胡适，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走军队国家化的道路，结果自然遭到了董必武的反驳。但胡适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甚至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类似要求的信，托他的好友王世杰将信转给了毛泽东。
国民党方面，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考虑到胡适还没有回国，在他回国之前，由傅斯年暂代。
与此同时，当时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期待则更大，在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国共两党都不能赢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他们希望胡适组织自己的政党，刷新政治。
在各方的期待中，1946年7月5日，胡适从美国乘船抵达上海。承受着各方期待的胡适，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明确传达了不准备组党的信息，宣称自己近三年的精力都放在了校勘《水经注》的案子中，此消息经记者登报之后，全国各地各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都来到胡适手边，具有考据癖的他忙得不亦乐乎。
1946年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此时的胡适，考据《水经注》之余，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复兴北大上。
对于复兴北大，胡适当时致力于推进两项工作。一个是在北大设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为实现中国物理学的跨越式发展，胡适与马大猷设法物色人才，当时不少一流的物理人才如钱学森、马仕骏、吴健雄、袁家骝等人被招致麾下。为争取研究经费，胡适曾亲自致电李宗仁，要求援助，可惜，由于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将主要经费用在剿共上，此事无疾而终。
胡适的另一个设想，则是他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这篇文章，胡适建议政府用全力扶持当时五到十个基础比较好的大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推广，由此来寻求中国的学术独立。文中，胡适写道：
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这个分两期的方法有几种好处。第一，国家的人才与财力恐怕不够同时发展十个第一流的大学；第二，先用国家力量培植五个大学，可以鼓励其他大学努力向上，争取第二期五个大学的地位。
在胡适看来，国家集中力量扶持大学的方式是发展学术的捷径。文章最后，胡适乐观地写道：
所以我深信，用国家的大力来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一定可以在短期间内做到学术独立的地位。我深信，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
可惜，胡适的设想，也因为国共内战而成为镜花水月。与此同时，作为北大校长，这时的胡适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学潮。
1946年年底，北大先修班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此事引起全国大规模学潮。学生纷纷游行示威，要求美军撤出中国，面对这种情况，胡适一方面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不让军警随意拘捕学生，另一方面努力安抚激进的学生，防止学潮背后政党的推波助澜。
1947年，《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曾多次邀请胡适为《观察》撰稿，但胡适认为《观察》对国民党的批判太过，不够客观中立，因此并没有为《观察》撰稿。为了独立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适于这年5月邀集了北平、天津的许多教授，组成了“独立时论社”，通过“独立时论社”与全国各地的报馆联系，进而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多次邀请胡适去国府任职，但一向珍惜独立的他都坚决拒绝了。
1948年年底，离开北平的胡适，在南京度过了自己的生日。面对当时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的形势，胡适与傅斯年的心情都极其苦闷，在和傅斯年借酒消愁的时候，胡适吟诵了陶渊明的《拟古》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或许，这首诗可以形象地表达出胡适此时此刻的心境吧。而在此之后，傅斯年接受国民政府任命，成为台湾大学校长，而胡适则再次应国民政府的约请，前往美国，寻求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从这时开始，胡适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而赴美之后的胡适，也逐渐进入其人生的晚景了。
六、1949-1962晚年时期
1949年，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胡适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此后，在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胡适、雷震、殷海光为代表，开始以《自由中国》为旗帜，为促进中国的民主宪政而努力。
来到美国之后的胡适，面临的却是美国的对华白皮书。在白皮书中，美国将国民政府失利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国民政府本身的贪污腐败与专制独裁。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行为，胡适非常生气，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他一度跟美国的外交人员断绝往来。
此时，留在美国的胡适，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惨败，大批军政要人以及知识分子来到美国，而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生存下去，又谈何容易，找工作成为了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没有工作，胡适本人的签证都迟迟办不下来。与此同时，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不能适应与儿媳妇在一起的生活，准备来美国，与胡适生活在一起，这更加重了胡适的经济负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适的朋友傅斯年、朱经农、王文伯等人先后去世。
在赵元任等人的帮助下，胡适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葛立德图书馆的馆长。虽然胡适在这一时期陷入人生低谷，但是胡适依然不改其不可救药的乐观性格。在这一时期，胡适与唐德刚合作，完成了他的口述历史自传。与此同时，台湾作家姜贵和从大陆逃到香港的张爱玲，分别将他们反映新政权统治下“土改”情形的小说邮寄给了胡适，因为姜贵的小说《旋风》中充满对极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胡适非常提携他。而在这一时期，来到美国的张爱玲也曾去看望过胡适，礼貌起见，胡适还曾去回访过张爱玲，对于此事，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欧阳哲生：《追忆胡适》，第3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关注文学家之外，胡适关心的还是台湾的言论自由问题。1951年，《自由中国》的编章夏道平写了一篇关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这篇社论因为批评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警告，于是下一期的《自由中国》只好写了一篇赔罪文章来息事宁人。
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那篇赔罪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写信给《自由中国》的主持人雷震，为台湾的言论被干涉而表达自己的抗议。此事后来还惊动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陈诚。如果说此时的《自由中国》是台湾言论自由的灯塔的话，那么胡适则是《自由中国》的保护人。
这一时期，留在美国的胡适，为了纪念死去的老朋友丁文江，开始撰写《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传记中胡适曾系统地批评丁文江自由思想中的极权因素，胡适写道：
但是他（丁文江）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
晚年胡适，在思想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对儒家态度的转变。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孔家店，胡适曾写文痛斥。但到了晚年，多数时候，胡适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植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根基上。
1954年，胡适在台湾大学讲演《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在演讲中，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有四个大的事件：
第一是无政府主义抗议的出现，即老子为代表的思想；第二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极权政治的兴起；第四是无为政治的代兴。
这里胡适明确地将孔子的教育主张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在提到《吴虞文录》的序时，胡适对其中提到的“只手打孔家店”解释说：
中国过去许多反动的东西，都喜欢挂上孔子的招牌，为了打倒这样反动的东西，自然应该打倒这些招牌。这与打倒孔子该是两回事。
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胡适对儒家与孔子的态度。当然，胡适的这种主张并不代表他赞同儒教。后来台北大专院校校长集会决议成立孔孟学会，梅贻琦来信邀请胡适为发起人。胡适回信拒绝了。信中胡适写道：
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前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千万请老兄原谅。
由此可以看出，晚年的胡适对儒家的态度已经充满温情的敬意与理解的同情，虽然他依然不是儒教的信徒。
1958年，由于在美国的生活成本太高，同时，在美国的胡适，也没有学术助手帮他查找相关学术资料，胡适决定回到台湾居住。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之后，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蒋介石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做了讲话，但是，对于蒋介石呼吁的学术研究为“反共复国”的主张，胡适当场就做了反驳。在胡适看来，追求学术独立是“中央研究院”的首要任务，学术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反驳蒋介石的背后，胡适扞卫的是学术的独立与尊严。胡适对蒋介石的这次反驳，让蒋介石耿耿于怀，在日记中，蒋介石认为胡适对他的这次反驳乃是生平第二大耻辱。
如果说胡适执掌“中央研究院”是为了扞卫学术的独立，那么他支持《自由中国》则是为了扞卫台湾的言论自由。1958年5月，胡适在自由中国社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讲，演讲中胡适公开呼吁：
言论自由不是天赋的人权，言论自由需要我们去争取来的。从前或现在，没有那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把言论自由给人民的，必须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争取来的。
不论是扞卫学术独立，还是扞卫言论自由，胡适的所作所为，都触动着最高当局敏感的神经，这一时期，为了消除胡适在台湾的影响，国民党最高当局曾秘密发行《胡适与国运》之类的小册子，秘密围剿胡适。
真正导致胡适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决裂的则是“雷震案”。作为《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这一时期的雷震，已经不满足于言论的层面，他希望用组建“反对党”的行动来对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对于雷震组党的想法，胡适是有条件地支持的，但胡适不希望雷震用激烈的“反对党”的名字，胡适希望雷震用“在野党”这个相对温和的名字。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决不允许党外有党，趁胡适前往美国参加会议的机会，逮捕了雷震，给雷震安上了“暗通匪谍”的罪名。胡适知道这一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发电报给陈诚，表达自己的抗议，然而，“雷震案”是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办的事情，胡适没能阻止。对于“雷震案”中胡适的表现，以殷海光、聂华苓为代表的《自由中国》的编章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面对雷震十年冤狱的结果，胡适内心深处也有隐痛，这种隐痛一定程度也间接导致了他心脏病的猝发。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选出了任之恭、梅贻琦等新院士。
下午6时半，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席散时，胡适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一代学人、思想家，遽归道山。
胡适死后，蒋介石送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而胡适的墓志铭则是由他的好朋友毛子水所写：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