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汪精卫一伙汉奸，日本人如获至宝，相比之下，张啸林的利用价值就太小了，可是，这位“张大帅”的官瘾和胃口却不小，他向日本人提出的“合作”条件，竟然是出任伪“上海市长”，或者出任伪“浙江省主席”，并且要求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见上一面。
到了约定时间，张啸林在儿女亲家俞叶封的陪同下，带上八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驶向日租界。土肥原为了将此事张扬出去，故意让日军哨卡阻拦张啸林的车队，拖延了半天时间才放进去，结果，张啸林投靠日本人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见面后，土肥原对张啸林担任高级伪职的事一字不提，只让他回到家乡杭州组织“维持会”，帮助占领杭州的日军“恢复秩序”。张啸林感到很窝火。
张啸林有个小儿子，经常与杜月笙的五儿子杜维翰结伴上学，放学回家后过来问：“爸爸，杜维翰说‘二伯伯要当汉奸了’。”张啸林气得跳了起来，怒气冲冲来到隔壁杜月笙家，向楼上大喊：“二楼！二楼！”二楼太太陈帼英是杜维翰的生母，闻声出屋，站在楼梯口向下问道：“二伯伯，有什么事？”
张啸林问：“二囝在家吗？”杜维翰在杜月笙的八个儿子中排行老五，在陈帼英亲生的孩子中排行老二，所以也称“二囝”。听到喊声，杜维翰从屋里跑出来说：“在家，在家。”
“二囝，是你在讲我当了汉奸？”张啸林一声怒喝。
杜维翰害怕了，就往别人身上推：“我是听墨林哥讲的。”按照老规矩，他称表叔万墨林为“哥”。
张啸林立刻把万墨林叫来质问，急得万墨林赌咒发誓说：“我要是说过那句话，叫我一出大门就被汽车轧死！”
尽管张啸林不乐意听“汉奸”这个名称，汉奸的事还是照做不误。当时，中国的游击队控制了乡村，上海日军的补给供应极为困难。日本人命张啸林设法从外地采购战略物资，张啸林就伙同俞叶封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装备手下党羽，到乡下替日本人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
在日本人的追切需要之下，张啸林等人搜集物资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甚至从安南（今越南）购来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大量金元、美钞流入张啸林、俞叶封等人的腰包。他们的行为不但严重资敌，还给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一定困难。于是，“张啸林、俞叶封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应予迅即执行”的命令，由重庆发到上海。
一天，红角新艳秋正在更新舞台挂牌演唱《玉堂春》，俞叶封照例前来捧场。陈默带领几名便衣人员化装成观众，在楼上第一排就座，其中一名特工就坐在俞叶封的身边。正当观众们全神贯注欣赏演出的时候，那名便衣特工悄悄拿出手枪，从腋下伸出手枪口，一枪就打死了俞叶封。
俞叶封被杀后，张啸林心惊胆战，每天深居简出，只是偶尔出去赌博一次，一旦出门就带上十余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急速前进。有一次，张啸林的汽车经过善钟路、霞飞路交叉处，红灯忽然亮了起来，司机减速停车。早已等在这里的军统局人员拿起手提冲锋枪，对准汽车就是一阵狂扫。张啸林的司机反应极快，立刻猛踩油门，汽车闯过红灯逃走了。
张啸林死里逃生，知道了“重庆分子”的厉害，从此几乎足不出户。1940年8月14日，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的吴静观来到张嘨林家里。吴静观是张啸林的徒弟，两个人在三楼商量事情。忽然，从楼下传来一阵吵闹声，张啸林探头朝下面一看，原来是两名保镖发生口角，其中一个就是素有神枪手之名的林怀部。
“妈特个！”张啸林开口骂道，“吃饱了闲的！吵吵闹闹，不成体统。老子不用你们了，找东洋宪兵来看门，把枪交出来，滚蛋吧！”
“不干就不干！”林怀部一边说着，一边从腰里拿出手枪。大家还以为他要把枪交出来，没想到他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打进张啸林的嘴里，从脑后穿出，张啸林血淋淋的脑袋垂在窗前，当场毙命，时年六十三岁。
吴静观见状，跑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要叫日本宪兵。他刚拨完轮盘号码，还没来得及说话，身手敏捷的林怀部在眨眼之间就冲过两层楼梯来到房间，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吴静观的身躯仆倒在桌子上，顿时死于非命。
林怀部从楼上下来，楼下的保镖谁也不上前拦他，只是说：“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
“放心吧，我不会逃跑的。”林怀部说着就走到街上，边走边喊，“我杀了大汉奸张啸林！我杀了大汉奸张啸林！”看到租界巡捕过来了，他主动把枪交出，束手就擒。林怀部被租界判处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得到释放。
得知张啸林的死讯，杜月笙吞声饮泣，说：“一定是陈默他们让林怀部干的。我的徒弟杀了我的老把兄，我在江湖义气上站不住理！”
上海沦陷后，曾经担任过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傅筱庵，投靠日寇，担任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1939年8月至9月，戴笠亲自指派两名少将特务在上海筹划暗杀汪精卫，由于傅筱庵向汪精卫告密，这两名少将特务被捕后遭到枪杀。蒋介石命令军统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傅筱庵。
傅筱庵家住虹口，戒备森严，一般人连接近他的住宅都不可能。
傅筱庵家有个老仆人叫朱升源，他在十岁时流落上海，在日本纱厂当童工，受日本工头虐待，患病后又被东洋人一脚踢出厂门。朱升源病好之后，到傅筱庵家当仆人，服侍傅筱庵的父亲。傅筱庵那时还在读书。傅筱庵的父亲临终时，嘱咐朱升源好好照顾傅筱庵。朱升源不负重托，忠心耿耿跟随傅筱庵三十多年。
傅筱庵投敌之后，朱升源曾私下劝说傅筱庵辞去伪市长职务，不要再当汉奸。傅筱庵听不进去，反而对朱升源产生不满。杜月笙有一名姓张的保镖，留在上海听万墨林指挥，得知了朱升源的情况，就向万墨林报告。万墨林立刻让他策动朱升源暗杀傅筱庵。
1940年10月10日，是汪伪政府开张后第一个“双十节”。这天晚上，傅筱庵坐装甲汽车前去参加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喝得酩酊大醉，凌晨3点才回家。进屋之后房门也未曾关好，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
朱升源从厨房里拿出一把锋利的菜刀，藏在身边，蹑手蹑脚地走进傅筱庵的房间。对准傅筱庵的脖子猛砍下去，傅筱庵哼都未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朱升源换了一身衣服，骑上一辆自行车，跑到法租界躲藏起来，以后又逃往重庆。戴笠给朱升源发了5万元奖金，朱升源为了谋生，用这笔钱在重庆开了一家小型卷烟厂。
慑魔头救出万墨林
从1940年年底开始，在上海地区，重庆地下势力与汪伪特工之间的斗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汪精卫集团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发表一份通缉名单，万墨林榜上有名。万墨林知道风声已紧，躲在华格臬路杜公馆，足不出户，还向法租界巡捕房求援。法方派来四名安南巡捕，开来一部铁甲车，架起一挺机关枪，日夜守卫在门口。
为了诱捕万墨林，汪伪“76号”李士群使用了一个“藩虎伏窝”计。上海市统一工作委员会常委吴绍澍手下有一个情报员，叫朱文龙，被汪伪收买，他利用秘密电话号码给万墨林打了三次电话，谎称要面交一份“极重要的情报”。万墨林一连推托了两次，到第三次只好前去赴约。
1940年12月21日，万墨林先说下午4点钟与朱文龙会面，后来为了安全，又临时改为晚上8点。街道华灯初上，行人如织，万墨林戴一副茶色墨镜，坐一辆黄包车，一路低着头，来到英租界国际大饭店门前，下车后悄悄跑到朱文龙身边，在他背上拍了一下。突然，四名大汉一拥而上，当众将万墨林反翦双手捆成一只大肉粽。
万墨林向附近站岗的美国宪兵大喊：“救命！”美国宪兵跑了过来，“76号”的人掏出一张英租界发放的“缉拿许可证”，美国宪兵就不干涉了。万墨林被塞进汽车，辗转送到位于虹口的日本宪兵队。初审之后，又送到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得到万墨林被捕的消息，杜月笙和戴笠大为震惊，极其焦灼。万墨林是重庆地下工作者在上海的“总交通”，如果他屈服招供，国民党在上海的机构就有全部被毁的可能。杜月笙、戴笠立即电告吴开先等人，迅即迁移住所，变更联络方式。
按照正规地下组织的规定，掌握重要秘密的特工人员，必须在牙齿缝里嵌进小毒药瓶，一旦被捕立刻咬破自杀，以免受刑时顶不住被迫招供。万墨林只是帮助军统办事的人，当初谁也不便请他装上这个。派人处决被捕者杀人灭口，也是地下组织在关键时刻采用的应急方法，这种方法对万墨林也不适用。
正在重庆的杜月笙匆匆返回香港，竭力设法营救万墨林。与此同时，戴笠继续指挥上海地下组织与汪伪血拼。
12月29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签订《调整中日关系条约》，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汪伪群奸喜气洋洋，在上海邀请德、意、日轴心国家外交使节以及日军高级军官，乘坐“天马号”专列赶赴南京，参加签字典礼。
戴笠早已接到密报，下令炸掉专车。12月28日夜晚，上海忠义救国军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军统局苏州站爆破队，乘夜潜至李王庙外跨塘附近，悄悄将地雷炸药埋藏在铁轨中间，起爆电线长达300米，一直通到附近茂密的树林之中。
29日上午9点，“天马号”专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詹宗像、薛尧两人急将电钮按下，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天马号”专车顿时倾覆，车上人员不死即伤，损失惨重。詹宗像和薛尧一时大意，穿出树林观看歼敌结果，不幸被日军发现，在密集扫射下中弹身亡。
在这次爆炸事件中，专车上的人死伤100余名，包括2名日军大佐以及2名日本内阁的庆贺专员。汪精卫狼狈万分，他召见李士群，扩充特务机构，决心强化特工力量。
李士群一边加紧搜捕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一边设法诱捕重庆地下干部和杜月笙门下弟子。李士群对被捕的军统特务和杜门弟子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使其中意志薄弱者变节投敌，成为“76号”的重要干部。
李士群在“76号”特工总部有一员干将，名叫吴四宝，担任“警卫大队队长”。吴四宝体重200斤，浓眉大眼，皮肤黝黑，从未读过书，更不识字，曾经是“小八股党”骨干高鑫宝的汽车司机，在杜月笙门中属于不入流的人物。
吴四宝是凭借老婆佘爱珍的关系才“出道”的。佘爱珍本是富商家的千金，毕业于上海启秀女中，能读能写，亭亭玉立，眉目如画，不幸被人用酒灌醉后行奸破身，后来就下嫁吴四宝，变成一个手持双枪、泼辣狡诈的女强人。吴四宝离开高鑫宝以后，又给青帮“通”字辈季云卿开车，佘爱珍管季太太叫“娘”，季云卿一高兴就收吴四宝为徒，吴世宝摇身一变也成了“悟”字辈人物。
吴四宝也收了一批徒弟，为首的叫张国震，抗战一开始这帮人都参加了忠义救国军，有人有枪。李士群与吴四宝结拜为兄弟，拉吴四宝及其手下弟子们一同投靠汪伪，顿时使“76号”凶焰四射，他们有时会跟法租界巡捕当街枪战，狠名远播。
万墨林此时就落在吴四宝的手里。在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万里浪（投汪伪之前原为军统特务）、吴四宝、佘爱珍等人对万墨林进行了审问。
佘爱珍嘲弄地说：“万先生，你也来啦！”吴四宝说：“万先生高高在上，看不起我吴某人这种烂泥里面的小水蛇，今天委屈你到了这里，就怕你进来容易出去难，我劝你也将就些！”
这些人劝告半天，万墨林不为所动。吴四宝命令：“来人，把万墨林先生请下去，好好做！不要辜负万先生的好身胚。”几个如狼似虎的大汉把万墨林架下去，剥光衣服，立即施以酷刑。灌辣椒水、吃雪里红（放到雪地上拷打）几样毒刑用过，万墨林还是不招。
施刑人员又把万墨林绑到老虎凳上，几块砖头加上之后，万墨林痛不欲生。正在这时，一个人走进刑房，万墨林一见大声喊道：“林司令，帮帮忙！”
进来的这个人叫林之江，他曾经在忠义救国军里当过一个小头目，被称为“司令”，与万墨林交情不错，投靠汪伪之后在“76号”担任“行动总队队长”。
林之江立刻命令施刑人员从老虎凳上解下万墨林，还找两个人扶着万墨林在院子里走了几圈，以免给他留下残疾，这种优待在杀人魔窟“76号”之内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不久，万墨林的妻子在外面托人情，找到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送上10万块钱。叶吉卿就对“76号”的人关照说：“万墨林块头太大，挨打之后可能会中风，只能问，不能打。”
杜月笙为了营救万墨林，直接瞄准了汪伪南京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抗战前，周佛海身为国民党政府官员，曾经在上海与杜月笙打过交道。杜月笙请李北涛与周佛海联系。
李北涛是周作民的部下。周作民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系，上海沦陷前，他是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北平银行同业工会主席、金城银行总经理。上海沦陷后，周作民仍然留沪，与重庆保持联系，他的住宅位于福开森路，徐采丞就在这座住宅内设立了与杜月笙联系的电台。周作民与周佛海往来密切，李北涛也就与周佛海建立了私交。
李北涛专程到南京，对周佛海陈说利弊。周佛海是个善于给自己留后路的变色龙，很给杜月笙的面子，当即给“76号”拍发电报：“万墨林性命保全，并予优待。”
三天后，万墨林被转移到四马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关押，住进特别囚室，亲戚朋友可以前来探望，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送进来。李北涛等人暗中活动，想要趁机救出万墨林。周佛海得到消息后，急忙命令“76号”的人把万墨林提出来，送到南京关押。
周佛海亲自接见万墨林，对他说：“万墨林，你所做的事情，你自己知道。76号的大门进去容易出来难，释放你不是简单的事。从今以后不要再到处托别人，那样会增加我的困难。杜先生的面子我总归要给，只要打通关节我自会放你。”
万墨林拍胸脯保证，以后不再请托别人。此后，万墨林在南京关一阵，又回上海关一阵，再也没有受刑。周佛海确实需要打通一些关节。原来，傅筱庵的孩子们听说父亲被杀与万墨林有关，就向日本最高当局告状，要求严办万墨林，所以，日本军方不同意释放万墨林。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况后，叫徐采丞等人找北洋政府时期的东北籍国会议员金鼎勋。金鼎勋走日本决策机构“兴亚院”这条上层路线，劝说“兴亚院”的高等参谋冈田：“杜月笙是大亨，中国有杜月笙正如日本有头山满。将来中日战争和平解决之后，还要借重杜月笙的力量。这个万墨林是杜月笙的亲戚，何不放掉他，借此留个交情？”这番话勾起了日本侵略者继续争取杜月笙的幻想，所以日本军方最后同意释放万墨林。万墨林后来也说：“日本军阀、政阀对杜先生还存有双方合作的痴心妄想。”
万墨林出狱后，蒋介石送给他5000元慰问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送给他2000元慰问金。杜月笙对万墨林说：“你对得起我，劳苦功高！”为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万墨林居然花了一大笔钱，从日本陆军总部买到一张特别通行卡。
